西方派和斯拉夫派无关意识形态的左右，上文提及的三种意识形态都可以侧重于偏向西方派还是斯拉夫派。
西方派的社会主义者代表是后世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还有主张世界革命的那一批人。
斯拉夫派社会主义的代表则更出名，比如民粹主义，社会革命党主张的农业社会主义，又或者强调中央集权指令经济的斯大林体制。
西方派自由主义的代表就是十二月党人，主张原封不动地把西方的制度拿到俄国来实行，缺乏实际操作性，但口号很吸引知识分子的加入，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调调。
斯拉夫派自由主义当下还没有产生，因为斯拉夫派追求的强权、民族、集体多少和自由主义精神的内核有所冲突。
西方派保守主义的代表就是如今的维特以及在政府中推动工业化的一批技术官僚，他们都掌握了西方的先进理论学识，认为落后的俄国必须逐渐接近先进的西方，但是在行事逻辑上还是坚持维护君主体制和俄罗斯民族。
斯拉夫派保守主义就是俄国的反动分子，历史上的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都站在这一群体的立场上，坚持维护尼古拉一世发明的三位一体保守主义。
看懂以上的分类及其代表后就能发现，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区别就在于，到底是用西方的那套理论、系统，还是用俄罗斯民族的理论、系统。
当然，用与不用并非二极管。在实际操作中，极端斯拉夫派和极端西方派在历史上都已经失败了，前者是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后者是十二月党人的失败。
完全倾向于一边是一条死路，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该怎么调和了。
站在1895年的历史节点上，不论是沙皇尼古拉二世还是财政大臣维特都认为，俄国必须快速建立起足够支撑起和国际地位、影响力相对应的工业实力，只有硬实力起来了，才能讲别的。
但是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
能够发展工业
的体制，和基于各国、各民族在不同地理条件、人文历史中建立起来的传统体制，这不一定是可以配对的。
发展工业讲究的是科学，背后是数学、物理、化学、力学、材料学等等一系列不分人种、历史、地域，全世界都通用的科学。不存在英国特色数学或者俄国特色数学，英国的牛顿定理和俄国的牛顿定理完全不同的情况。
换而言之，能够促进工业增长的体制，世界各国都必然存在大量的共同点，比如强调教育、推进男女平等、尊重私有财产、人口自由流动等等。但各国各民族基于历史传统而长期存在的体制，则是五花八门各有特色的。
那么这就变成了两种选择。
第一，为了发展工业，逐渐将自身民族的传统、文化改造、适应成兼容工业化的模样。
第二，祖宗之法不可变，谁要变谁掉脑袋。工业发不发展无所谓，变成工业化国家的殖民地我就开摆。
即使在西欧，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也带来了传统的不适应，所以国王会掉脑袋，封建行会消失了，贵族在一次次流血或者不流血的变革浪潮中式微。
对于俄国来说同样如此，为了完成在俄国可以良性发展、循环往复增长的工业化道路，俄罗斯民族的传统、文化必然要改造成兼容工业时代的模样。
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种行为就是，削足适履。你为了穿工业化的“履”，必须把原本在历史长河中发展出来的“足”给削了。因为工业化是死的，要发展就必须遵守同一套科学原理。
为了能够将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纳入统治阶级，尼古拉把俄罗斯帝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西方议会制度搬到了俄国，还为俄国各省的地方自治活动大开绿灯；为了让俄国农村可以支撑高速发展的工业经济，维特把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俄国村社制度大刀阔斧地砍成民怨极大，但能够促进土地、人口自由流动的状态，让一批富农带动俄国的农业经济。
把人的脚趾头砍掉，那当然会叫疼还流血。对俄国千百年来的封建传统下手，也同样会激起不良反应。
这种推行工业化的水土不服在俄国社会的底层，表现为逐渐增长的农民骚乱。在俄国社会的上层，则是越来越频繁的反对声音。
一开始，这种细微的反对声音还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等时间来到了1898年的年末，当内务大臣戈列梅金派人走访调查各省突然增多的农民骚动后，得到了一份全年全国共计爆发2183起农民骚乱的报告后，一种“我们是不是改革太急躁？太不稳健了？”的担忧开始逐渐增多。
维特虽然拥有不畏惧议论纷纷而顽强推进他认为正确道路的毅力，但他不可能堵住别人的嘴，或者干脆把反对大臣会议主席言论的传播者用秘密警察抓起来判以反皇俄罪送到西伯利亚挖土豆。
在俄罗斯帝国的落后治理能力下，恐怕这样做也只会激化矛盾。
所以这种嘈杂的担忧不断积累，随着内务部的调查报告而开始呈现出蔓延的态势。到了1899年的2月，终于演变成了一种对维特主导政府进行的现代化工作的总体反对态度。
俄国需不需要改革得这么快？
俄国需不需要引进这么多外资来发展工业？
俄国现在的现代化道路到底是否正确？
这种质疑、反对的声音已经大到惊动尼古拉二世的程度了，可以说是政府内部和旧的贵族统治阶级共同发声的结果。
俄国的贵族地主大致就是两派，一派是自由主义贵族，另一派是保守主义贵族。前者就是立场多少站在维特这边的西方派保守主义者，后者就是执着于现有政策的反动面。
换句话说，已经形成一股反对力量的声音来自于反对改革、反对工业化、反对给沙俄带来任何现代化的保守贵族。
怎么办？
尼古拉琢磨半天，好像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开会！
还是开会，好像尼古拉到目前为止，凡是大事都在开会。
不过开会的目的就是把正反两方和利益相关各方拉到一个可以产生即时沟通的对话平台上，因为尼古拉更倾向于能够在规矩之内把事情解决了。
规矩之外的办法嘛……那就是掀桌子，搞肉体消灭、大清洗了。
但是谁来执行呢？
尼古拉思前想后，他好像没有能够执行这套系统的刽子手。就算他能找到那种人，恐怕尼古拉自己马上就会中风不治身亡吧。
毕竟他只是沙皇，不是慈父。
尼古拉本人还不能直接站在保守贵族的反对面上，因为沙皇下场就意味着直接把这批反对者视为敌对，不利于尼古拉基于仲裁的身份搞偏袒维特的决定。
所以他把这次极其重要的御前会议定在了3月份。目的在于让维特能够纠集出支撑当前快速工业化路线的政治力量。到
时候在表面上综合考虑各方意见后，沙皇才能决定继续重用维特。
维特也不负众望，他的盟友主要有这么几批人：
第一批是俄国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培育出来的技术官僚们，以前这些人的领袖是维特的老师本格教授，他已经托付给了维特；
第二批是俄国圣彼得堡的大资产阶级，这批人和外国资本合作甚密，所以俄国保守派一直把圣彼得堡叫做俄国买办的城市来贬低圣彼得堡；
第三批是境外势力，维特在国际金融圈的关系很多，他毕竟是俄国财政部长，又需要外资来推进工业化，必然和国际金融资本产生诸多合作，间接也和英国、法国走得比较近，毕竟伦敦巴黎的资本更多。
与之对垒的俄国保守贵族拥趸就和这些人的名称一致，基本都是俄国的世袭贵族且拥有成千上万俄亩的领地，有的人是当朝大官；有的人是地方上的首席贵族；有的人可能还经营着不小的产业，属于贵族资产阶级。
但是他们的大本营在莫斯科，毕竟那里是沙俄更加传统的心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还是面向西方的圣彼得堡和拥抱斯拉夫传统的莫斯科之间，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矛盾。
1899年3月17日，官方名称为审议“关于俄国现行工商政策的总路线”的会议召开了。
这是自尼古拉二世登基以来，政府内大臣、各部门代表、高层出席最多的一次御前会议。
第五十章，加速！加速！
在1899年3月17日决定今后俄罗斯帝国的道路是否还会产生变动的重大会议召开前，不论是坚决支持当前路线的维特及其拥趸，还是反对俄国现行工商体系的保守派，双方都认为，可以改变俄国这艘巨轮方向舵的船长，只有尼古拉二世皇帝陛下本人。
所以双方都试图在会议开始之前尽可能地让沙皇倒向自己一方。
这就涉及到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一个很大的区别了。
西方派虽然理论来自西方，但西方派的理论是有道理的，至少是成逻辑体系的。而斯拉夫派的理论更接地气，但是很难讲得通，很多涉及到循规蹈矩的传统和迷信元素。斯拉夫派的言论放在中国，多少也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意思。
所以维特可以拿出切实具体的数据，用现实案例力证，但许多保守派的大臣就只能打历史牌、感情牌、传统牌。
经过会前的沟通，尼古拉大致也明白了看似规模不小的保守反对派内部还存在着一重矛盾。
保守派的大本营还是俄国的内务部，内务部原本作为俄国政府部门中的头号实权部门，在过去塞进去了不少世袭贵族子弟，也正因为此，保守主义的信众是最多，也最反对维特大刀阔斧进行改革。
其他部门也存在不少保守派，但他们的反对态度是基于“我们知道改革的重要性，但维特的改革操之过急，造成了农民的骚乱、国内的不稳，因此必须放慢速度。”
所以保守反对派中还可以分成，彻底反对要求开倒车的极端保守派，和反对改革操之过急、要求稳健的中庸保守派。
有了这层分析，尼古拉继续坚持如今政策的信心也增强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让看似互相否定对方的两大派别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到目前为止，俄国的所有改革，还没有切实地损害到世袭贵族们的利益。
维特的土地改革，苦一苦的都是俄国农民；引进外资、高速工业化，苦一苦的是俄国工人；烈酒垄断专卖，苦一苦的还是俄国底层民众；加速建设铁路网，也不可能是贵族老爷去筑路。
所以即使是极端保守派，他们的言行举止，也不是因为财产被剥夺、人身安全受到伤害导致的愤怒、怨恨。
保守派更多是站在担忧、怀疑、迷茫、困惑的心情中看着尼古拉和维特的改革。
担忧的是改革到目前为止，红利没看到多少，但是国内的动乱倒是越来越多。
怀疑的是改革是否真的能让俄国强大，还是加速死亡。
迷茫和困惑则是这几十年已有的心境，不少人其实心里明白老路是走不通了，但他们不愿意走新路，已经自暴自弃、得过且过，这也是俄国贵族阶级堕落、颓废的原因之一。
因此，1899年初的反对派是俄国统治集团内部产生的分歧，不涉及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无法理解为什么维特这一派人要如此急切地给俄国带来工业化，俄国统治集团还没有认识到工业对俄国的必要性。
尼古拉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确实有些难以理解这种迷茫的感受。因为对尼古拉来说，历史的道路完全是明确的。他知道没有工业就没有实力就只能任人宰割。但对身在历史中的人物，经验完全就只能用鲜血的教训、铁的事实来认识到。
已经知道答案
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显然不会让俄国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迷茫半天，最后被德国战车创死，他要打造一台真的压路机。
“局势迫使我们全力以赴尽快地发展我们的工业！”
一如既往地，维特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援引了大量有说服力的数字来论证，比如英、美、德几个头部工业国家的人均生铁产量是俄国的十几倍，其他诸如钢产量、纺织业、人均纳税额都远超俄国。在商业的活跃度上，俄国的数字也都在下乘。
“如果我们无法快速发展工业，那么我们就必然在世界上落于下风，于是我们只能遭受更多的失败，勿忘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
维特把如今的世界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国家竞技场，只有工业才能武装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巨舰保卫俄罗斯帝国。
“为此我们需要做什么呢？任何一种生产都需要具备三个因素：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金。前两个因素我们富富有余，而资本却严重不足。”
是否要引进外资，也是保守派十分在意的一点，但这也维特极力维护的政策之一。
“在现代工业制度下，资本对经济生活所起的作用，就如同食物对维持人的生命所起的作用一样。如果认为人宁肯无饭可吃或者因进食不足而营养不良，也比先向别人借来食物待将来长大成人身体强壮时再轻松偿还要好，这可就太令人感到吃惊了。所以我坚信，不应该限制外资进入俄国，相反，应当为外资的进入敝开大门，因为它们是注入我国经济机体的必要力量。”
维特之所以强烈认为不应该对外资设限的一个考虑因素是，俄国已经存在具备一定规模的本土资产阶级了。这些俄国工厂主、资本家聚集在莫斯科周围，所以外界把这些人统称为莫斯科商团。
直接把外资放进来就好比船舱里的鲇鱼，目的就是加大国内资本市场的竞争，不能让俄国的资本家在高关税的保护下躺着赚钱，有竞争才能锻炼出放在国际市场上也能一较高低的产品。
发言最后，维特把现行的工商政策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坚定地维持1891年开始实行的高关税保护国内市场。
第二，在此期间采取一切手段振兴国内工业，通过发展国内生产的方式来取代过去俄国进口外国的同种类工业品，为此必须大力引进外国资本、技术、机器。
第三，即使降低我们的关税税率，也必须建立在对我们农产品出口有利的条件下。
第四，在此期间不通过颁布新法律或对现存法律进行广泛解释的形式，尤其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今的方式，对外资的流入进行有违现行法规的新的限制。
第五，在1904年前，坚定不移地对外资持欢迎态度，争取在此期间借助于外资使国内工业迅速地发展和巩固起来，以便在未来修订贸易条约时，让我国的工业品也能成为出口创汇的产品。
第六，到1904年时，再重新审查外资问题，并决定是否对现行法规进行补充，采取新的办法限制外资引进。
1904年是维特经过计算得到的一个年份。按照他的设想，等到了1904年的时候，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将会达到足够维护维特现行政策的程度，到那个时候就不必再顾及保守派的反对意见了。
“如果允许我向皇帝陛下说出我的最后观点，那么，我认为令我担忧的不是外资进入的问题，而是国外一旦明白外资对推动俄国进步的意义，就会出现一种阻止外资进入俄国的潮流。或许大家都还对俾斯麦的例子记忆犹新，俾斯麦根据‘千方百计地难为别人’的谚语，长期对我们关闭了德国的信贷市场。的确，对外国而言，把自己的资金提供给我们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要用自己的资金给暮气沉沉的巨人注入新的活力？他们现在就已经处处感觉到这一巨人之手的力量了！为什么我要亲手给自己树立一个更可怕的竞争对手呢？我很清醒，外国向我们提供资金是在犯一个政治性的错误，我只希望他们的糊涂状态尽可能持续得长久一些，希望国外不要很快就出现一批为减少对俄投资而斗争的国务活动家。”
值得一提的是，俾斯麦在卸任后仍然会定期为报刊投稿，妄图在民间利用自身影响力施加对德国政府的控制。某次俾斯麦在维特途径德国借道去巴黎的路上，就公开说，此人在俄国的建树将不亚于自己对德国的作用。这到底是在提醒德国早做准备，还是单纯恭维，当下还很难说。
最后的最后，维特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结尾。
“我深信俄国必须广泛地吸引外资，我已在奏章中向陛下建议：在1904年之前不要对外资的流入设置任何硬性的障碍。但是我坦率地承认，考虑到社会上某些阶层的思想倾向，我做不到这一点。我请求陛下允许我遵循最近几
年中已经确立起来的方针，以便不会因为政策草率的动摇和限制而使外国资本家受到惊吓，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是不愿意到俄国来的。”
相对于维特的雄辩，保守派的意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尼古拉也没有细听的打算。
会议的结果是皇帝尼古拉二世决定：“必须完整而不动摇地坚持作为1891年税率基础的那些原则。今后为发展我们的工业产品，允许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家参与发展或创建某些工业部门。”
于是这场御前会议成为了尼古拉二世敦促俄国政府内的统治集团尽力达成共识的会议。
换而言之，俄国政府内即使未来仍然存在反对派，那么发声的他们也将不再作为可以协商、讨论的对象，而是现行政策的反对者，是必须靠边站的存在了。
第五十一章，大臣会议秘书处的工作
1899年3月17日的御前会议可以视作一个重要节点。
因为在此之前即使政府中存在反对维特主持政府工作的声音，这也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讨论，这不算反对者。
如果官僚系统中只存在赞同和鼓掌而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必然会导致系统出现大量bug而无法即时排错，最后只能导致死机。
但是反对派的存在，又会给依靠上令下行模式运作的官僚系统带来效率上的迟缓，因为官僚们也在观察风向。如果昨天的路线今天变道了，那我昨天干得这么卖力，今天怎么转向？要是转得翻车了，责任是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