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天子却将之放到今日殿上，公开来讲。
等于是在指责，他们两个借着中书舍人的权力，随心所欲的要挟、为难他人。
而大宋的中书舍人们是有前科的。
过去，两制大臣（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给人写词头，是要收润笔费的。
尤其是知制诰（中书舍人的前身）！
因为其面对的是州郡官员，好多都是微寒出身，于是可以随意拿捏。
中书舍人的‘阁老’、‘五花判事’的威名，就是这些官员们的斑斑血泪铸就的。
如今，明面上虽已罢去了润笔费的规矩（王安石办的）。
但，润笔费真的消失了吗？
苏辙与曾肇，听到殿上天子的指责，都是战战兢兢，不能发一言。
因为这事情，是不能解释的。
首先，阁老、五花判事等等都是中书舍人的外号，而且在汴京城中，乃至于官场上，人尽皆知。
而过去知制诰们为了拿润笔费，故意刁难官员的事情，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
普罗大众都是记得这個事情的。
其次，和天子争辩，就算争赢了，又能怎么样？
恐怕，只能是罪加一等！
而张方平、苏颂这两个当过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老臣，也都是低着头，不敢发一言。
比起苏辙、曾肇，他们两个可都是光明正大的拿过润笔费的。
尤其是张方平，在经济问题上，他的屁股根本不干净——当年他甚至在这个事情上，挨过包拯的弹劾！
其他什么请托、徇私一类的指责和非议，在张方平的仕途履历上，也是数都数不过来。
这也是大宋士大夫们的常态了。
除了少数人。
如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人外，其他所有人，在经济问题上都不干净。
尤其是曾经管过经济、财政的大臣！
就没一个干净的！
如今还算好的，经过范仲淹的古文复兴运动，士大夫们的节操和吃相都好多了——读书人多了，舆论对官员的监督和牵制力也随之加强。
换过去，哪怕当朝宰相，在经济上的吃相，也是难看的很！
为了娶一个富婆，两个宰相能打的头破血流（向敏中、张齐贤）
为了廉价霸占他人祖产，于是收买人家的乳母，诱骗一个七岁的孩子，在典卖宅邸的契书上签押（程琳）。
最典型的，则是大文豪欧阳修。
因为程琳家给了天价润笔费——五千匹帛。
于是昧着良心，给程琳写了墓志铭，在墓志铭上隐去其恶，极力称赞其为官政绩。
因欧阳修背书的缘故，程琳这个昔年的大贪官，如今的名声居然很不错！
于是，哪怕是欧阳修的学生、门生，在这个事情上也是非常羞愧，不敢面对。
只能是为尊者讳，含糊的记下：自某公死，某公为作碑志，极其称赞，天下不复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润笔帛五千匹。
赵煦在现代留过学，看过无数史料。
上上辈子，更曾君临天下十余年，哪里不知道这些大宋士大夫的秉性？
一个两个三个，在评论、抨击别人的时候，都是大义凛然，仿佛正义化身。
但轮到自己的时候，就是蝇营狗苟，想方设法的捞钱。
一个个在家乡，都是豪宅高屋，良田美园。
不信的话，可以去洛阳看看。
看看那一个个旧党元老、宰执所营建的奢华园林。
赵煦看着静悄悄的殿上，叹道：“祖宗之制，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中书舍人本职，乃掌朕言，受朕命，出纳文字，草制词头！”
“虽有‘事有不当’或‘除授不妥’等条件，可封驳词头……”
“但是……什么时候，中书舍人可以仅仅因为‘风闻某某为官如何’，就拒绝草制词头了？”
“此御史之职也！”
“若中书舍人，从御史之职，御史又该做什么？”
苏辙、曾肇只能是乖乖匍匐着，立正挨打。
张方平和苏颂则对视一眼，颔首点头。
甚至在心中暗暗赞了一句：“骂得好！”
为什么？
皇帝肯骂人就说明是愿意原谅你的。
最可怕的是骂都不骂！
就像李定李资深，直接下狱论罪，然后快速审理，迅速落锤。
可怜一位待制级的重臣，距离两府只有一步之遥的士大夫，就这样被打落云端，贬去了英州，最终病死于英州。
哪怕李定是新党的人但旧党大臣们每每想起此事，都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赵煦继续道：“朕尝读书，见尚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
“自古以来，多少功业，便因乱而亡！”
“大宋祖宗创业，鉴古今得失，定君臣条贯，各守其职，各司其事，于是掩有今日！”
“朕绍烈圣之弘休，承祖宗之基业，即位以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常恐因朕之不德，以羞皇考之圣德……”
这话一出，不止是苏辙、曾肇了。
张方平和苏颂也都跪下来，口称有罪，乞请降罪。
没办法。
赵煦的话，政治上太正确了。
赵煦摆摆手，让冯景下去，扶起张方平与苏颂。
这才接着道：“朕在宫中，常问左右宫外之事，也常常聆听士大夫之议论……”
“可最近数月以来，朕常常听到，有人言，宫外某位大臣，大发厥词，说什么‘两府大臣，应该多多往来……’，还讲什么‘谏院与御史，理当同气连声’云云……”
“尤其是朕当众宣布昔在皇考御前，所立三誓后，士大夫大臣中，类似的议论就越来越多了。”
苏辙、曾肇，听着瑟瑟发抖。
因为他们都参与过类似的讨论。
这也是大宋士大夫们的特点。
一掐脖子就翻白眼，稍微放松就得意忘形。
当年，乌台诗案前，苏轼这大胡子，甚至敢直接在给赵煦的父皇谢恩表上写：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要换了弘历，就这一句话，苏轼全家现在应该已经和赵煦差不多大了。
而这，只是苏轼当年阴阳怪气的嘲讽朝廷的文字里，程度最轻的话。
乌台诗案后，这些家伙总算老实了些，不敢再随便议论、阴阳怪气了。
而如今，随着赵煦放宽言论。
思想文化界，固然得到了发展空间和发育时间。
但，各类小丑，也随之开始翩翩起舞了，各种妖魔鬼怪，也都跳了出来。
旧党的人，开始公开讨论，恢复仁庙明道之制，允许两府大臣往来，甚至允许宰相兼任东府枢密使。
同时，这些家伙还盯上了台谏。
再次想要将御史和谏官合一。
让御史谏官，归到一个系统，这样御史既能风闻奏事、弹劾大臣，也可以干预国家政策，朝廷法令。
他们这是要干嘛？
跑步进入大明王朝？
新党的人，也没有闲着，也不给赵煦省心。
这才多久？
坊间就已经出现了对新学的‘以道观分，无为为君，无为为君则有为为臣矣！而君臣之义，便在此中！’思想的公开讨论。
陆佃公开在太学中，与太学生们大谈特谈的所谓‘有体有用之学’。
至于什么叫‘有体有用之学’，自然是特指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为核心的荆公新学。
当然，他陆佃陆师农，作为王安石‘最爱的’学生，早已掌握了新学核心技能——掺私货。
所以，陆佃毫不犹豫的将他自己的个人著作《说文》，列入其中，作为《字说》的参考书目。
也就是他还有点良心，知道要讨好一下赵煦，于是把赵煦命张方平编修的《元祐字典》也列在书目里。
而致命一击，则来自于十二月初入朝述职，顺便参加元祐二年正旦大朝的河北路转运使吕升卿，带回京的吕惠卿在‘河东潜心新学’，‘发三代先王之真意’，所撰写的一部书稿。
这部书稿的名字叫《县法》。
这个县，自然不是郡县的县。
而是县官的县——汉家天子，自称县官。
所以，其实这部书稿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国法》。
全书分四卷，别立九门，述吕惠卿仕宦多年的经验，以及在处置政务过程中的思考、见解。
实用性非常强，堪称是新党官员入仕必读之书。
便是旧党的年轻人，其实读一读的话，对将来仕途也有很大帮助。
只要学到吕惠卿手腕，起码不至于被胥吏欺瞒、逼迫。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吕惠卿所做的序言。
在序言中，吕惠卿为舆论指责其的‘嗜杀’、‘滥杀’辩解。
他怎么辩解的？
拿着三代先王和周公孔子孟子的名义给自己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