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打算从内帑拿一百五十万银给沈一贯，让他在甘肃推广育种之事，既然水肥有限，不如扶持育种这种特殊的经济作物。”朱翊钧没有下笔，笑着问道：“冯大伴不会不舍得吧。”
“陛下，臣担心揠苗助长。”冯保真不是舍不得钱，而是担心一件事，那就是吹求过急，让本就脆弱的甘肃农业，变成奇形怪状，群魔乱舞的景象，甘肃的农业实在是过于脆弱了，陛下给了一百五十万银，看起来是个好事，但可能会变成坏事。
甘肃那地方太穷了。
“你说的有理，就跟种地一样，肥多了肥少了都不好。”朱翊钧听闻，稍加思忖，放下了笔说道：“朕欠考虑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朱翊钧真的不是什么智慧的化身，他就是看沈一贯努力有了成果，就想着扶持一下，但仔细一想，以甘肃的体量、育种的规模，这一百五十万银砸下去，反倒是适得其反。
冯保斟酌再三说道：“陛下，臣以为，给钱不如给政策，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把开封到嘉峪关的驰道修通，唯独修通了驰道，一切都会变得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若是一百五十万银直接扔进去，银多粮少，粮价飞涨，育种的规模过于庞大，种粮价格下降，都是不利于甘肃发展的，现在甘肃过于羸弱了。”
“不如这样，让沈一贯组建六个工兵团营，用来多段修建驰道，将一百五十万银降低到五十万银，专门用于团营组建，如此一来，驰道越早修通，对西北的稳定越发有利，就可以更早的重开西域。”
“好！”朱翊钧采纳了冯保的建议，这家伙能从宦官这个集体里脱颖而出，稳稳当当的当了十三年内相，不是没有原因的。
决策者一厢情愿的励精图治，往往造成的危害，比昏庸还要可怕。
“陛下，大司徒和先生最近为了还田的事儿吵得很凶。”冯保小心提醒着陛下，大臣们为了政令吵得不可开交，皇帝必须要干涉了。
王国光坚决反对一顷这个过分严格的规格，哪怕是知道张居正的目标是奔着宗族去的，他也反对，他认为这是一种一厢情愿，而张居正则摆事实举例子，并且拿出了执行的结果给王国光看，但王国光依旧反对。
眼下这种反对还在大臣内部交流，一旦这种内部矛盾溢出，很容易酿成党争，所有反对新政的人，都会簇拥到王国光的大旗之下，进而推着王国光往前走。
必须要在内部矛盾外溢之前，解决这个矛盾。
“就在仁和县官衙废墟上准备几把凳子，把大臣、戚帅首里侯都叫上，对了把魏国公也叫上，凑凑人茬，反正国朝大事他都参与了，摆开阵仗来，让他们吵明白就是。”朱翊钧对他们的争吵心里有数。
徐邦瑞投献了皇帝，朱翊钧也给了他国朝大事参与的权力，不影响结果，但就是参与，就代表了魏国公府仍然是帝国的公爵府。
次日的清晨阳光明媚，戚继光、陈璘、徐邦瑞也都如期赶到，他们本来就没有驻扎的太远，始终在皇帝周围，防止出现意外，无法及时赶到。
“今天把大家都叫来，算是廷议，也算是聚谈，都听听大司徒的想法，他反对还田令，这两天吵的连下面的人都开始议论了，大家都畅所欲言，不必忌讳。”朱翊钧示意所有人免礼，各自坐到位置上。
大事开小会，朱翊钧没有召集随扈的所有臣子，而是把大臣们召集来，共商国是。
“陛下，臣不是要反对还田令，还田很好，还田臣鼎力支持，但元辅的一顷，过于严苛了。”王国光首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还田一定要搞，这是自从还田令提出来之后就形成的共识，王国光从头到尾反对的都是吹求过急。
张居正立刻开口说道：“大司徒，矛盾说是我写的，我知道，万事万物都要讲究一个循序渐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治大国如烹小鲜，国事需要耐心，但有些事儿，就是矫枉必过正，求其上而得其中，如果矫枉过正，反而等于完全没有矫正。”
“京营锐卒在，还闹出了这么多的乱子来，京营走了，浙江地面还是我行我素，没有任何的改变。”
王国光颇为认可的说道：“元辅所言有理，但问题是一顷是不是太少了？这个标准是不是有待商榷？就我所见，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可不少，买通清丈还田的官吏，虚报自己的田亩，或者找人代持，或者干脆改籍为契，规避政令，徐州煤窑旧事，仍在眼前。”
前徐州知府陈吾尹，明面上响应了大明皇帝煤钢专营的政令，实际上，银子花了出去，这煤窑全都在原来主人手里掌控，就是换了个牌子，根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阳奉阴违暗度陈仓非常普遍。
杭州地方就有宗族开始了改籍为契，比如这钱塘赵氏就把地契全都分给了族人，而后立刻从族人手中拿到了租赁契约，这一租赁就是九十九年，兜兜转转，这政令就跟没有推行一样。
张居正当然清楚，他立刻回答道：“有的时候，出发比结果更重要，我知道你说的这些，但不这么规定，如何形成普遍的共识？只有下这种猛药，才能形成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共识，让所有人都知道一顷以上不合乎法条，最终还田才能成功。”
“没有什么政令，在执行之初就能彻底执行到位，都是水磨的功夫，一点点在实践之中缝缝补补。”
张居正首先承认了王国光说的问题，真实存在，不是王国光为了赢，危言耸听。
“暂停一下，诸位，时令瓜果。”朱翊钧打断了一下聚谈，他挥了挥手让张宏把道具拿了上来，他就是故意的，作为会议的主持人，朱翊钧必须要保证会议的风向，他让人吃瓜果，就是为了防止两个人吵出真火来。
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真的很容易激动。
一些气话，就会不过脑子脱口而出，而后因为种种原因，关系恶化。
王国光和张居正三两句话，都已经吵的有点上头了。
“朕算是听出来了，二位都是国朝大臣，都是为了国朝好，为了政令能够顺利推行才能争吵，这是首要的前提，咱们说好，这今天吵完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不能彼此记恨，都是为了国事，不是为了私利。”朱翊钧笑着说道：“继续继续。”
私利还有和解的可能，反正都是掏空公帑，可这政令之争，往往会发展到你死我活。
皇帝这么一打岔，王国光稍微冷静了些，他刚才差点脱口而出：不要以为你张居正是无所不能的！这好好的还田令失败了，大明以后再也无可能进行还田了。
急则有失，怒中无智。
“元辅，我的具体想法是，我们可以把一顷变成十顷，而后规定最高的佃租不得超过37.5%，如此一来，政令不会显得那么的苛刻，同样也更容易得到更多的人的认可，元辅啊，你我都很清楚，这些乡贤缙绅、势要豪右，他们可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真的齐心协力给新政捣乱，恐酿大祸。”王国光喝了口茶，心平气和的说道。
三七五这个佃租，是王国光长期以来作为帝国账房先生得到的一个数字，一个佃户、地主都能接受的数字，这样一来，让政令更加容易执行，只有被普遍认可的政令，才能彻底贯彻下去。
有些话不太方便当着皇帝的面讲出来，他其实在说，大明势要豪右其实对皇帝为难浙江这群反贼，并不反对。
南衙作为反贼老巢，都不敢火烧行宫，浙江胆子这么大，已经违反了普遍的默契。
但张居正这一顷的激进政策一出，就闹得人心慌慌，浙江闹得再凶，这把火也烧不到南衙势要豪右的头上，可是这一旦一顷这么激进的标准一出，这还田的大火，一定会烧遍大江南北，到时候，事情就会变得异常的麻烦。
“元辅，这新政看起来繁琐无比，但其成功就八个字，万夫一力，人心所向，这失败也是八个字，国失大信，人心启疑，这一顷政令一出，已经人心启疑了。”万士和这个老好人加入了战场，认可王国光的说法，反对一顷这个严苛的标准。
“哎。”张居正叹了口气，他看着王国光说道：“大司徒所言，我何尝不知呢，但我还是坚持一顷。”
“你看，这论到这里，元辅也不说理由，就坚持一顷，你总要说服大臣，然后大臣们一起把这事儿给办了吧，你这么固执己见，我不认同。”王国光往椅背上一靠，有点生气的说道。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争吵了，张居正明明十分认可他王国光的意见，可就是不同意。
张居正十分的执拗，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听不进去任何意见的固执。
朱翊钧眉头拧成了疙瘩，他立刻明白了问题的症结，张居正这种固执，其实是因为他这个皇帝。
皇帝，张居正精心培养的帝王，是所有新政的核心，而浙江地面势要豪右们因为心里的怨气，大逆不道，让张居正由衷的担心，一旦皇帝真的没了，新政必然天崩地裂。
他活着的时候，还好说些，他死了，谁来保护皇帝呢？谁来继续推进新政呢？
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不仅仅是国事，还有师生情谊，张居正是个活生生的人，不是台机器。
一顷这个激进的标准，其实是惩戒，是宣威，用更加严重的威罚，来保证皇帝的安全，让世人知道，政治暗杀的后果。
“先生，当初朕开始南巡前，先生跑来说，要不，不南巡了，就在北衙主持大局就好。”朱翊钧说起了南巡前一天，张居正突然有点反悔，说要不就别南巡了，待在北衙更安全。
“这件事呢，就以大司徒和大宗伯所言，改一顷为十顷，同时推进三七五减租。”朱翊钧对着所有人说道：“这个改法，也有讲究，一人名下田亩最多一顷，一家一户最多十顷。”
“大司徒以为呢？”
朱翊钧给了个折中的办法，一人一顷这个标准还没有变，但一户最多持有十顷田土，除此之外，三七五减租强力推行，推进还田令的进行。
“要不，就一顷，不改了。”王国光听闻皇帝忽然提到了南巡之前张居正的犹豫，立刻明白了张居正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警告，理解了张居正的想法后，他突然觉得不改也行。
“还是要把政令推行下去更重要。”朱翊钧笑着摇了摇头。
第699章 《消失的帝国，消散的文明》
还田令扩大会议上，王国光突然改变了想法，选择了支持张居正的一顷还田令，不再要求十顷。
王国光之前和张居正关于还田的具体政令，进行了数次的争吵，但每一次结果都是张居正认同，可始终不肯放宽政令，也不说原因，直到当着皇帝的面儿，把事情掰开了说，王国光才彻底清楚了张居正这种严苛的政令，另外的目的。
王国光忽然觉得，不改也行。
什么？暴力？严苛？多大点事儿，再严苛点也没什么关系，必须要让天下人知道，刺王杀驾要付出何等的代价。
张居正、王崇古、王国光、万士和这四位阁老，还有骂嘉靖皇帝的海瑞，都是嘉靖年间的老人，都是亲历者，他们那时候想不明白，嘉靖二十一年前励精图治、斗志昂扬的皇帝，在嘉靖二十一年后，选择了自我放逐，身居西苑不出，一心焚修。
国势危如累卵，北虏入寇、倭患四起，皇帝仍然把自己放在西苑里，不闻不问。
现在皇帝过于勤勉，让朝中多数人忘记了当年皇帝心灰意冷之后，对国朝造成的可怕危害。
帝制就是这样，以帝王顺心为主，万一皇帝摆烂，真的会国将不国。现在，还田令的保守派，反倒成了大明皇帝朱翊钧。
“王次辅认为呢？”朱翊钧看向了一直没有明确表态的工党党魁王崇古。
王崇古从争吵开始，就一直一言不发，正经的装糊涂的师爷，朱翊钧询问他的意见。
“陛下，臣从来不是忠君体国之人。”王崇古看了眼张居正，由衷的感慨道。
忠君体国的前提是忠君，他是奸臣出身，说忠君那都是骗小孩，这也是他为何跟张居正斗法，屡战屡败的最大原因，也不是王崇古真的无能，而是在帝制之下，不忠君，甚至连表面忠君都没人信，那就是天然劣势。
龙旗大纛，是杆大旗，谁扛着，谁就占了大义的名分。
“陛下，臣以为，还是一家十顷，三七五减租。”王崇古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不忠君的选择。
“王次辅，让人永远保证理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但国事需要理性，不能感情用事，一顷这个标准还是太严苛了，不符合眼下的实践。”朱翊钧认可了王崇古的意见，因为这是个理性的选择。
消灭宗族不是一道两道政令，而是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让封闭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才能彻底将宗族埋进土里。
整个大明只有松江府一府之地，有资格说摆脱了小农经济，迈入了商品市场经济，这是大明九省之地和庞大的海贸规模硬生生的喂出来的结果，浙江、南衙、山东、广东等等富裕的地方，仍然是小农经济为主。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一个被广泛反对的政令，决计不能执行下去。
“陛下，要不这样吧，再削减浙江十个进士额员，也不给北榜和中榜，给松江府和南衙各五员，松江府越来越繁荣，而且还有水师学堂，这五员真的不算多了。”万士和思索了一番，给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削减进士额员，用以惩戒浙江地面势要豪右的刺王杀驾。
至于给南衙这五个额员，其目的自然不言而喻了，斗蛐蛐需要草棒，这五个额员就是草棒，陛下要走，可南衙一直在，浙江南衙一直铁板一块，多少有点让朝廷忌惮，让南衙和浙江离心离德，这种风轻云淡里挑外撅的功力，就是礼部尚书的涵养。
进士额员一旦削减，就是永久性的削减，捞到手里的松江士林和南衙士林，决计不会松手。
看似不多，但两次削减共计削减了二十五员，这就是刮骨之痛了。
连张居正都讶异的抬头看了万士和一眼，朝堂明公，真的没一个是省油的灯。
进士额员是权力的分配，过去，每一个进士都意味着一个家族的诞生，权力的分配就是利益的分配，总计二十五员的永久削减，那就代表着浙江在朝堂的影响力永久性的削弱了三分之一。
“大宗伯，果然是读书人啊。”朱翊钧由衷的说道，论狠，还是读书人狠。
一顷还田令和削减进士额员孰狠？其实是万士和更加歹毒。
一顷还田令是可以规避的，朝廷不让个人持有田亩超过一顷，地方缙绅可以将田亩分给族人，然后以长租的形式，进行实质性的土地兼并，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田土，总是要有人去种的。
小农经济下，田土大量抛荒，因为封闭的小农经济之下，田土的产出有限，收获有限，真正种地的人都其实很清楚，有些时候，只是地荒着，于心不忍。
种地真的不是特别赚钱的买卖，而且风险也很大，旱了涝了，都有可能颗粒无收，甚至不那么稳定，除非朝廷抛弃常平仓，允许哄抬炒作粮价，粮价飞涨，才能保证种粮的高回报。
种地不能太赚钱，因为太赚钱就会加剧土地兼并，但也不能不赚钱，收益还没投入大，自然没有人种地，土地抛荒就又成了头等难题。
而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之下，田土的产出就更显得有点鸡肋，辛辛苦苦种一整年，可能还没有工坊一天收益高。
徐光启的父亲，就把所有的田土都卖了，经营棉纺、丝绸坊，成为了海商，甚至是远洋商行的东家之一，就是典型的例子。
可是永久性的削减进士额员，代表着权力分配的盛宴上，要少吃，本来文教兴盛、就吃不饱的浙江，就会变成饥肠辘辘。
“啧啧，大宗伯日后可千万不要再到浙江来了。”王国光啧啧称奇，这万士和不吭不喘的就给浙江挖了个更大的坑。
万士和十分平静的说道：“都在南榜里，又没有去别的地方，明文里只有南北中三榜，是吧。”
万士和也有话说，歹毒？哪里歹毒了？这是因时而异、因地制宜的调整！而且是在南榜内部打转，根本就不歹毒。
“那就这样？”朱翊钧看向了所有人，政策调整为一家十顷，三七五减租，额外再削减浙江进士额员十名，稍示威罚。
“臣遵旨。”张居正认可了政令的调整。
“臣遵旨。”王国光也表示了认可。
“吵归吵，但达成了共识，那就执行下去。”朱翊钧摆了摆手说道：“都是为了大明更好，不要伤了和气。”
都是为了大明好，凭什么我张居正要听你王国光的？我王国光要听你张居正的？这就是最麻烦的地方，作为裁判的皇帝，必须要把握好这个度，一旦变成了路线之争，就会万事不顺，新政就会变成一地鸡毛。
政令的反复，会让天下疲惫。
所以，需要廷议，商量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关起门吵翻天，开了门，就要拧成一股绳。
执行政令，从来都不能一厢情愿，一顷还田令的政策修改，终于让浙江地面，甚至是大江南北的暗流涌动停了下来，朱翊钧现在当然拥有可以将一顷还田令彻底执行下去的暴力，但把天下再打一遍，就是剧烈动荡，遭殃的还是百姓。
这是大明皇帝的妥协，但没有人会觉得这是皇帝的软弱，而是将其解读为了仁德！
朱翊钧手里拿着一本案卷，仁和夏氏夏安杰被迫铤而走险的原因，是他们家赔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