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关键之变形，发生于‘士’与‘农’这两业，以及‘工’、‘商’之地位变迁。”
李承乾精神一振，知道即将触及更核心的部分。
“请先生细说。”
“首先，士这一业。”
李逸尘剖析道：“其本义，乃是为国家培养治理与军事人才之群体。然在后续演变中，尤其是自汉代察举、魏晋九品中正以来，士逐渐与土地、宗族、文化特权紧密结合，形成了所谓的士族、门阀。”
“他们垄断了知识、仕途以及地方影响力。”
“此时，士不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职业，而是演变成了一个稳定的、世袭的、享有特权的统治阶层。”
“他们通过联姻、荐举、把持舆论等方式，不断巩固自身地位，排斥寒庶子弟上升。”
“于是，士与其他三业，尤其是农之间，出现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便是第一次重大的阶层分野与固化。”
李承乾眉头微蹙，他联想到本朝现状。
虽然科举制已初步建立，旨在打破门阀垄断。
但关陇集团、山东士族的影响力依旧根深蒂固，朝中重臣多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缓缓点头。
“确是如此。即便父皇开科取士，然世家子弟入仕，仍比寒门容易百倍。其积累之人脉、家学，非寻常百姓可比。”
“殿下明鉴。”
李逸尘继续道：“其次，我们看农。农在四业中，人口最众，乃国家赋税徭役之根本。”
“管仲之时，令农之子恒为农，是为了保证粮食生产。然在后世，这一政策与土地兼并、租庸调制等结合，使得‘农’这一群体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分化。”
“分化？”李承乾追问。
“是的。”李逸尘的声音冷静而清晰。
“少数农通过种种手段，积累田产，雇佣或奴役他人耕种，自身脱离劳动，成为地主、豪强。”
“而绝大多数农，则逐渐失去土地，或沦为佃户，依附于地主，或成为仅有少量土地、难以维系温饱的自耕农。”
“甚或完全破产，流离失所，成为流民、部曲、奴仆。”
“此时，农不再是一个统一的身份群体，其内部已然分裂。”
“一部分上升为土地的占有者与剥削者，而大部分则沦为了土地的耕种者与被剥削者，佃农、贫农。”
李承乾感到一阵寒意。
他回想起李逸尘之前描述的“典儿卖女”的惨状，原来其根源在于此吗？
“先生是说，同为‘农’籍，其境遇却有天壤之别？多数人辛劳终年，所得大部分却要交给不事耕作之地主？”
“正是此理。”李逸尘肯定道。
“朝廷按户籍征收的租庸调，往往最终大部分负担都转嫁到了这些无地或少地的普通农户身上。”
“地主豪强则常利用其势力，规避赋税，或将税负转嫁。”
“此乃‘四业分民’古制在后世土地私有与自由买卖环境下，必然导致的内部阶层裂变。”
他顿了顿，看向神色凝重的李承乾，抛出了一个更为尖锐的概念。
“故而，若我们超越‘士农工商’这表面四业的划分，而从其在实际生产与权力关系中所处之地位来看，当今大唐之民，实则可分为以下几个根本性的阶级……”
“阶级？”
李承乾对这个陌生的词汇感到困惑。
“暂且可理解为基于其掌握资源，如权力、土地、财富等多寡，以及在国计民生中所处之根本地位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
李逸尘用这个时代能理解的语言解释道。
“其一，为皇室与贵族勋臣集团。他们位于权力与财富的顶端，享有最高特权，其利益与皇权绑定，是统治的核心。”
“其二，为官僚士绅集团。此集团包括朝中百官、地方官吏，以及虽未出仕但拥有功名、土地和影响力的士人、地主。”
“他们掌握着权力、话语权以及大量的土地财富，是统治的根基与执行者。”
“其中，又因其出身、地域、派系而有不同利益诉求。”
“其三，为工商业者群体。包括大商贾、大手工业主，以及众多小商贩、工匠。”
“他们通过贸易、手工业积累财富，但其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往往受限，与官僚士绅集团既有合作，又有矛盾。其内部亦因财富多寡而有巨大差异。”
“其四，也是数量最为庞大的，即庶民农户阶层。”
“此阶层包括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以及完全没有土地、租种他人土地的佃农。”
“他们是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但其生活最为困苦，政治地位最为低下，抗风险能力极弱。”
“其五，为贱民与奴婢阶层。包括官私奴婢、部曲、乐户等，其身份近乎财产，毫无权利可言。”
李逸尘说完这五个层次的划分，殿内陷入了更深的寂静。
李承乾的呼吸略显急促，这个全新的分析框架，完全颠覆了他以往对“民”的认知。
第127章 有何隐患？
不再是模糊的“子民”，也不再是简单的“士农工商”。
而是根据其实际的经济地位与权力关系，被清晰地解剖开来。
每一个“阶级”的利益诉求、生存状态、与朝廷的关系，似乎都变得清晰可辨。
“所以……”李承乾的声音有些干涩。
“先生的意思是，所谓的四业分民，早已名存实亡？其内部早已按照……按照这阶级之分，重新排列组合？”
“可以如此理解。”李逸尘道。
“士农工商是表象，是沿袭古制的户籍与身份分类。”
“而阶级之分，才是基于土地占有、权力分配、财富流向所形成的真实社会结构。”
“朝廷施政，若只看到四业之表象，则政策可能南辕北辙。”
“例如，朝廷欲劝课农桑，减轻赋税，若不能有效抑制土地兼并，则好处多半会被地主豪强所攫取，真正耕种的佃农、贫农所得寥寥。”
“又如，朝廷欲选拔人才，若不能打破士族门阀对仕途的垄断，则寒门英才依旧难有出头之日。”
李承乾只觉得脑海中仿佛有惊雷炸响。
许多以往困惑的问题，此刻似乎都有了答案。
为何父皇励精图治，轻徭薄赋，仍时有百姓流离失所？
为何朝堂之上，总觉派系林立，各有盘算？
原来根子在于这社会已然分化成不同的阶级，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
朝廷的任何政策，都会在这些不同的“阶级”中引发不同的反应，受到或明或暗的抵制或扭曲。
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内心的震撼，问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先生，依此而论，那作为国家根基的，究竟是哪个……阶级？”
李逸尘目光沉静。
“若论赋税之源，兵役之基，乃广大的庶民农户。若论统治之稳定，政令之通达，离不开官僚士绅集团之合作。”
“若论财富之流通，市面之繁荣，需倚重工商业者之活力。”
“而皇室与贵族，乃天下之共主，需平衡各方，方可长治久安。”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更加凝重。
“然则，这其中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官僚士绅集团往往兼并为地主，其利益与庶民农户常有冲突。”
“工商业者积累的财富，又常用于购置土地，加入剥削农户的行列，或交结权贵，影响朝政。”
“朝廷居于其上，既要依靠官僚士绅进行统治，又要防止其过度盘剥农户导致民变。”
“既要鼓励工商以充实国库，又要防止其过度膨胀冲击农耕之本、助长奢靡之风。”
“此乃历代王朝治国之核心难题，平衡木稍有不慎，便是根基动摇，社稷倾危。”
李承乾久久不语。
李逸尘这番话，将他直接带入了帝国统治最深层、最残酷的现实。
治国，远不是吟诵几句“民为贵”就能解决的。
它是在这些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阶级”之间，进行极其精密的权衡、妥协、引导与压制。
“那……那如今我大唐，情形如何？”李承乾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
“本朝立国未久，陛下英明，推行均田，抑制豪强，整顿吏治，故而这阶级间的矛盾尚未如前隋末年那般尖锐激烈。”
李逸尘客观分析道。
“然则，隐患已存。均田制之下，土地兼并仍在悄然进行。”
“租庸调制之下，农户负担依然不轻。关陇、山东等世家大族，在朝在野，影响力依旧盘根错节。”
“殿下日后若欲有所作为，必要看清这表面‘四业’之下，真实的阶级格局与利益脉络。”
“施政，需明确。此策利于何人？损于何人？何人会支持？何人会反对？支持者能提供何等力量？反对者会采取何种手段？”
“唯有如此，方能有的放矢，减少阻力，成就一番事业。”
殿内再次安静下来。
李承乾深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
他感觉自己的视野被彻底打开了，不再局限于东宫的一隅。
不再局限于与李泰的争斗，甚至不再局限于与父皇的博弈。
他看到了一个更宏大、更复杂，也更真实的大唐。
而想要在这个真实的大唐中，去践行那模糊的“理想”，去回答“为何当皇帝”的问题，他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很多。
“先生今日所言，如醍醐灌顶。”
李承乾的目光重新变得坚定。
李承乾沉吟片刻，又将思绪拉回眼前。
“先生，债券一日售罄，民间求购者仍众。是否……应再增发一部分，以慰那些向隅之人？”
李逸尘微微摇头。
“殿下，此事不急。”
“不急？”李承乾略感诧异。
“如今势头正好，民间信重，岂非趁热打铁之良机？”
“非也。”李逸尘目光沉静，缓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