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说来，为什么魏晋时期会有桃花源记这样的文学名篇传世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个所谓的桃花源，是真的符合时代背景啊！
这样的一个庄园，到底有多少土地，到底有多少财产，到底有多少的隐蔽人口，主政官当然是很难查证的，如果如陈家这样，朝中有人在当将军，上一代有陈藩这样大名鼎鼎名垂青史的“贤臣”，地方官管个屁啊！这也就是荀攸来头太大，换个人当汝南太守跟人家说得上话么？那倒确实反倒不会发生刺杀这样的事了。
深想一层，这样的庄园经济如果在多一点，陈家这样的庄园规模再大一点，假设普通自耕农的生存空间被压榨为零，那么，朝廷对这个国家的实际掌控力，差不多也就该清零了，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晋朝时期，即使是经过了什么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以及各种乱七八糟的乱之后，晋朝无论国力还是军力其实都远超汉赵数十倍，其禁军质量之高，许多老兵甚至还参加过灭吴之战，装备之精良更远非胡掳蛮夷所能相比，怎么这国家灭亡时却是那么的摧枯拉朽了。
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从来也不在于他的国力，而在于其执政政府所能调用的力量。
然而这样的庄园经济要说脆弱，却也是真的脆弱，毕竟这种循环的内生经济，牵一发而动全身是真实的，莫说大规模的盐铁专营、合营，哪块稍微动一点，都有可能破坏这微小的经济循环系统，比如这陈家很有可能就只有几个或者几十个高手木匠，这点木匠们一旦跳槽，这个庄园可能就做不了复杂的木匠活了，这就必然会影响铁匠，进而导致庄园内部的经济循环不畅。
更严重点，当盐铁专营后由国家通过规模效益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其销售的价格已经低过或是接近了这样的小庄园的生产成本时，庄园经济就会崩溃，如陈家这样的豪强就无法继续维持自己的地位，而对于那些受雇于陈家，生活在庄园里和庄园周边的普通百姓来说，也未必就是好事。
所以这也逼着他们反对盐田专营，以及上记的主要原因，盐铁专营实际上就是在摧毁庄园经济，就连那些受庄园经济所剥削的租客也一样会发自内心的维护他们的主家，颇有一种经济危机之下打工人与资本家同舟共济的感觉。
反对上记工作同样也是一样的道理，刘协这一朝只会比刘秀时代反抗的更激烈，因为刘协是摆明了要收财产税的，上计工作越是详细，他们要缴纳的税赋也就越多，而缴税实际上就是在增加庄园经济的生产成本。
而增加生产成本，对于一个公司来说，损失的可能也不止是老板的荷包，更大的可能是整个公司的破产，而在东汉，庄园经济的破产很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其主的家破人亡。
这个道理那些豪强大族就算不懂，但也不妨碍他们本能的做出选择。所以，即使面对是刘秀、以及自己这样威望厚重的，名为中兴实同开创的帝王，他们也同样会勇敢的举起反旗。
所以……莫非这所谓的改革根本就是无根之木，注定行不通的么？
上层建筑主动去适配下层经济基础不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么？
可是再一想，还是不对啊，如果说上层建筑必须适配底层的生产关系，那先进的生产关系必然取缔落后的生产关系，这不也同样是铁律么？
然而结果呢？貌似庄园经济这东西也就在东汉至魏晋时期流行过啊，刘协虽然不懂历史，但是在他印象里的古代社会，可不是庄园模式的啊。
最起码，他好歹也是看过水浒传的，水浒传里的镇关西作为屠户，也是因为要摆摊去市集卖肉，所以才被凶恶的军官碰瓷活活打死的。
起码那些古代的酒楼啊，客栈啊什么的，在庄园经济的模式下是不可能繁荣起来的。
好像……水浒传里的世界是另一种经济模式？
水浒传是宋朝的事儿，不对，那是明朝小说，说的是明朝的风土人情，那么为什么，至少在明朝的时候，庄园经济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呢？
这个下层经济基础到底是什么情况啊，难道说，我马大爷的理论是错的？
不可能啊，质疑马大爷的理论这整本书都是要404的啊，狗逼作者喝了几斤假酒啊敢胡说这个误人子弟。
于是当一下午溜达完了之后，刘协在回到原本属于陈倘的房间里之后，却是依然不肯见陈倘等陈氏族人，抱着疑惑的心情，只管他们要了些酒水小菜，而后将关羽都给赶出去，只留下李典和荀悦两个人留在了自己屋里，在他们两人面前各拜了一个杯子，而后亲自为两个人斟酒。
荀悦倒是还好，毕竟他属于近臣，而且荀彧荣退之后他很自然的就成为了当朝颍川派的领袖，继承了绝大部分荀彧的政治遗产，已是朝中曹操和刘备之后紧随其后的天下重臣，就连杨彪和贾诩都要稍稍往后退一退，加上前几天刚跟天子宿醉过一场，面对天子的亲自斟酒，了解天子性格的他倒是也还算镇定，只是恭敬地站起来低头表示不敢。
李典可就真的是受宠若惊了，接过手中酒杯的时候手都是抖的，还没等喝，天子的第一句话就把李典的酒杯都吓得掉在了地上。
“曼成啊，你们李家的规模，应该比这陈家还要大上不少吧。”
一句话，就把李典吓得狼狈不已的跪在了地上。
“陛下明鉴，我李家以前确实是豪强，但我们家再天下大乱以前租客也不多的，大多都是我们李氏族人啊，尤其是自跟随了天子以后，我们是全家军屯的啊，我们我们，我们这几年光搬家就搬了两次，现在全家都在河南尹，哪还有庄园啊，莫说庄园了，就连基础的酿酒酿醋作坊我们也没有，我们积极响应天子的盐铁合营之策，我们家的作坊，啊呸，是我们用的作坊，全部都是郡属作坊啊，您可以叫仲达来询问，我们都是备过案的啊，那里面的股份都是用我们家人的勋田换的啊！”
刘协见状，却是噗呲一声没忍住乐了出来：“何必吓得如此不堪呢？朕难道在你们眼里真的是刻薄寡恩，会随意杀戮忠良之人么？起来，好好回话，我是在找你叙话，不是问罪。”
李典这才松了一口气，颤颤巍巍站起身：“是。”
“别抖，杯子拿好，你不肯让我给你斟酒你就自己斟，这特么又不是断头酒。”
见李典心情这才平复了一点，这才继续道：“我刚刚问你的是以前，你的忠诚我还能不知道么？几万人的大家族，就因为一个忠字，这两年里你举族搬迁了两次，这两年家里是不是什么事儿都没干，光搬家了？家里人对此肯定会有微词吧。”
“这……说实话，是有一点，但天子您给的，比我们失去的更多，我们李家虽是大族，但此前确实也只是豪强而已，家里身份最高的也不过做到县令，而自从本朝以来，不但我现在已经做到两千石高位，家中通过宿卫成功外放，做到六百石以上高位者已有数十人之多，家中对天子自然只有忠诚感激之心，如何会有怨愤之言呢？”
“好好说话，别拍马屁，朕今天有感而发，真的想听几句实话，你给我好好说说，你们家以前是如何生活，现在又是如何生活的？”
李典只好道：“以前先帝还在的时候，家里其实没陈家这么大，人口倒是确实比他们家，用的佃户和租客并不多，住的比他们家小多了，占地面积虽然多但大部分都不是连成片的，说是跨州连郡之家，但那也是因为占地太不规则了，东一片西一片，有的地方就是一长条，怎么说呢，汝南陈氏毕竟是名门望族，还出过陈藩这样的名臣，有些地方确实不是我们李家这样的豪强之家能比的。”
“经济上呢？也是内循环，不需要跟外界发生交易就足以生活的么？”
“基本不太需要吧。”
“明白了，那，现在呢？你的族人认为现在生活的更好还是过去生活的更好呢？”
李典苦笑道：“当然是现在生活的更好，以前说到底只是豪强，免不得要被主政长吏盘剥，世道混乱，家人生活的也不踏实，现在，男子大多都当了屯田之兵，地块都集中到了一块，耕种也方便，老弱妇孺也大多都进了合营的作坊上差，家中转吏户的有两三千人，待遇都是很不错的，生活上确实是变得更加富足也更加稳定，我李氏全族，是真心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啊。”
刘协又忍不住问道：“安全感这个概念……我可就有点不能理解了，咱们也毋庸讳言，当年兖州之乱的时候，你爹可是打跑过吕布的，当年吕布可是和魏公都斗的旗鼓相当的，你们家的实力，说实在的这都已经赶得上一方诸侯了，莫说寻常的县令官吏，就算是普通一两千石太守，到了你们李家的地盘，谁欺负谁都不一定呢。”
“太守只是流动的太守，你们李家才是铁打的老爷，我要是县令，每年征了税，你们李家的税款我都得如数奉还，穷鬼的税金，再和你三七分账。你说这安全感这三个字，何来只有啊？”
“咱们不要讳言啊，我特意把云长都撵出去了，今天的话出自你口入得我耳，我也不会因为此事而对你有什么偏见，你们李家在兖州，过的那是土皇帝的生活，甭管谁是刺史谁是太守谁是县令，他只要没疯，肯定不会惹你们。”
“可现在你们来到了河南尹，干脆点说就是住在了天子脚下，别看你现在也是列侯，但洛阳脚下现在可是权贵云集，不敢说列侯遍地走乡侯不如狗，但你们家惹不起的人家，那还是很多的，你们在河南尹生活，真的比在兖州老家来得更有安全感，也更舒心么？没事儿你跟我说实话，我今天就想听实话。”
李典则答道：“是真的，陛下对我们李氏似乎是颇有一些误解，即使是黄巾之乱爆发，我们李家最强盛的时候，也远远没有陛下说得那么厉害，莫说太守、刺史，真来一个强势一点的县令，我们家也必然是要伏低做小的受着的。”
“这是为何？”
李典苦笑道：“陛下啊，就算是一母同胞的三兄弟，尚且也各有心思，何况是我们三万人都不止的李家呢？实不相瞒大部分族人我都不认得，甚至他们也不一定认得我，所谓跨州连郡，固然是在说我们李家的庞大，可这难道不也说明了我们李家的松散么？”
“家里毕竟没出过两千石以上的高官，大房二房三房，乃至于七房八房之间，怎么可能会真的把心思都用在同一处，拧成一股绳呢？
如果不是因为黄巾之乱，我们家也不会那么心齐，如果不是我伯父少有勇力，又喜欢纠结英豪整日操练喧赫，这家主的位置也不会轮到我们这一支，后来我们这一支我，我哥，我爹我伯父都成为了朝中的高官，这家主之位这才定在我们家。又经过了军屯，以及盐铁合营之利，这才反而变得团结了起来。
？当年那吕布如果实在不是不给人活路，我们李家又如何能够真正的团结起来拼死一战，成功将他赶走呢？不过……我们家的情况肯定和这汝南陈氏等真正的世家豪族不可同日而语，像他们这一代，做主的肯定是陈藩这一脉，将来做主的肯定是叔至这一脉。”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哎，其实我们家这样的规模，真的已经是北方豪族的极限了，事实上如果不是后来的天下大乱，我们家也不可能再继续发展下去了，家人太多，地域太散，管理太难，所占的耕田许多还都是下等田，这也是我们家没什么租客佃户的原因，养活自己，都已经是拼尽全力了，这样的生活，如何能与现在这样衣食无忧相媲美呢？”
刘协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李典说的这个，他差不多已经理解到了，而且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给他开窍一样，但又好像还没有开透。
“仲豫呢？你们家以前，现在的生活状况如何？这所谓的世家豪族，你们荀家肯定也是少不了的吧？咱们直白点说，这所谓的党人，在以前，不就是以你们颍川人为首的么？打光武帝时候朝中重用的就都是你们颍川人，到了朕这个时候朝廷重用的还是你们颍川人，你们家的这个门楣，应该比这汝南陈氏还要高吧？哎，说来也是惭愧，这么多年了，你们家离许都那么近，我都没去你们颍阴老家去看一看。”
荀悦的表现就比李典要高多了，毕竟他现在这个身份地位确实已经没什么不敢说不能说的了，只要不是大不敬之言，都可以与天子坐而论道。
“我们家的情况，其实与曼成家正好相反，我们家祖祖辈辈下来当过两千石以上的确实多，但是人口相比于兖州李氏那可就太少了，而且这租户、佃农，也都很少，我们家占的耕地也不多。”
“哦？这又是为什么呢？”
荀悦苦笑道：“根源还是在颍川这块地上，这颍川的世家大族，太多了，虽说这荀、陈、韩、郭、钟等都是累世公卿，但其他的小家小族也都是官宦世家，偶尔也是能出一个两千石的，而一个地方的土地、人口就这么多，你想兼并，人家也想兼并，再加上大家都是姻亲之家，也都不好撕破面皮，这一来二去的，颍川可不是小豪强遍地都是，却就失去大豪强的土壤了么。”
“哦~，所以说反而因祸得福了么？”
“也不能说是因祸得福，各有利弊吧，比如当年董卓进京之时，文若料定颍川之地必有大乱，不就领着全族老小北上冀州避难了么？这固然是文若高瞻远瞩，可如果我们家也有个两三万的人口，那还跑什么？这汝南陈氏可以建堡垒以自守，我们荀家却是连建堡垒的想法都没有过。”
“那经济状况呢？你们荀家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么？”
“自然是不能的，这颍川之地离着京城本身也近，我们这几家都是姻亲，又代代都有人在朝中为官，关系都比较不错，平日里这交流还是蛮多的，况且家中大人也都有俸禄（汉朝俸禄是一半实物一半钱，实物也不是真的只发粮），说实话，若是这天下处处都能像颍川一样，这反倒是天下太平了，不过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其他地方也出不了这么多的官吏。”
刘协闻言，却是低头沉思了好长好长时间。
“原来是这样，如此一来，好多事儿也就说得通了，谢谢你们，跟你们这么一聊，许多事儿终于是被我给想通了，改革之事，势在必行，但确实不能硬推，马大爷也的理论也没有错，错的是这个庄园经济本身，这庄园经济压根也不能代表更先进的生产力，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经济的毒瘤，而既然是毒瘤，那就必须得铲除它，否则等这个毒瘤长得太大，堵塞血管的时候，那这国家也就必然会走向崩溃。”
见俩人都有点迷茫和懵逼，刘协笑着解释了一句：“庄园经济的命脉，在于它的人口数量啊！”
第322章 庄园经济之弊（4k）
李典和荀悦的话，一下子就让刘协有了拨云见日之感，仿佛脑子里有个什么东西，叮的一下就开窍了。
李家作为豪强，按他所说他们家的庄园经济是搞的没有汝南陈家好的，他们李氏的族人虽然多，但平均到个人的生活来看，却是远没有汝南陈氏的族人生活的好，反而对现在被朝廷收编了之后生活的更好。
他自己将自己家的问题归结于他们家没有出过两千石，然而在刘协看来这李典的思维肯定是进入到了一个误区：他们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人太多了。
如果他们家真的是累世两千石的世家大族，那么当他们人数变得再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家的庄园经济一定也是要崩溃的。
换言之，庄园经济的人口数量是有阀值的。
而荀家之所以支撑不起庄园经济，至少是支撑不起一个足以在乱世中自保，只能不停依附这个依附那个的小庄园经济，其症结居然是因为家里的人口太少，而之所以人口太少，是因为颍川这地方官不值钱，地值钱。
也就是说庄园经济的存在本身，必须以一个特定基数的人口作为基础，人口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这，就是庄园经济之所以无法代表先进生产力，只能作为一个畸形社会制度，被时代所淘汰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畸形制度于国于民都是不利的，而只要找到一个调整底层经济基础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则庄园经济就必然会被淘汰，改革就必然可以成功，魏晋时代的悲剧就必然可以避免！
这让他想到上辈子看到的经典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的一段名场面，康有为跪在金銮殿上放声疾呼：杀一两个一二品的大员，这法就变了！
刘协现在真想对康有为说一句：放屁，刘秀当年杀了几十个两千石，这法不也没变了么。
为了百姓，刘协不在乎杀人，他对三国还真没有什么名人情节，只要是切实需要，曹操刘备他也舍得杀，他杀起人来一定不会比刘秀来得手软，可是杀人解决不了问题啊！
好在，他作为一个现代人终究是比刘秀和光绪都有见识，这么一聊，差不多也让他找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
刘协在上辈子的时候看到过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明之殇在于钱少，清之殇在于人多。
钱少很好理解么，大萌朝的经济制度是烂到根的，明明南宋的时候商品经济发达，朝廷就已经尝试发行了纸币，而即使在南宋那样战乱不休的朝代都至少保证纸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拥有价值。
到了明朝，却是连铜钱都没有价值，只能用白银这样一种毫无铸币价值的白银作为货币，又因为国内不产银，被海外国家大量走私白银进来，将经济秩序给着实祸害的不轻。
而清朝人多的这个概念，理解起来就相对复杂一点。
古代秦汉隋唐时期，除非是连年战乱，人口始终在四五千万的这个数值上上下浮动，到了宋朝时人口就突破了一个亿，而后又继续持续升高，尤其是清朝时，人口数量一举突破了四个亿。
然而国家耕地面积和土地产出的增长是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的，清代耕地比汉代增加百分之三百，平均粮食亩产从两百多斤增加到了三百多斤，只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九。
亩产的增加与人口的增加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土豆和玉米这两种外来作物事实上对于古代社会的影响虽然确实巨大，但也确实没有那么大，事实上一直到今天，这两样也不是咱们国家的主食，特别废地不说，早起的土豆玉米也达不到现在的亩产。
所以古代人口的暴增到底是不是因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呢？是，但不全是，甚至于都并不是最主要的那个原因。
反倒是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等手段，才是清朝人口暴涨的真正根本原因，这里要分清楚，税和赋是两种东西，康熙说的是永不加赋，而不是永不加税，赋，简单理解差不多就是人头税，有些现代人事实上已经理解不了这个概念了，事实上这刘协现在免征人头税的政策和康熙差不太多，没有本质的区别。
（个人其实也不太喜欢康熙，康熙有些政策确实很恶，但公允来说康熙之恶不能抹杀永不加赋这四个字的重大历史意义，评价历史人物没必要非大帝即麻子，好像一个好人就不能有污点，一个坏人就不能有闪光点一样）
然而人多，真不是什么好事，上面的那组数据说明，宋明清三朝相对于秦汉来说，人均粮食产出的数量是一直在减少的，而资本主义萌芽事实上也是因清朝时四万万人口压力实在太大，而给压断的。
很简单么，因为人多，所以人工相比于土地和实物来说相对价值就低么，因为地少，有限的粮食必须确保要种植足够的粮食作物，压缩经济作物的耕种面积么，开工厂的收益就不如买地种地来得稳妥，生产加工的价值就远比不上原材料本身的价值么，任何提高劳动效率，解放劳动力的生产发明，都特么是反人类的么，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下，上层建筑建设的奇葩而又畸形也很正常么。
人少地多的时候，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以秦汉唐的国家政策和豪强的精力都放在了人口上，宋以后，国家所关注的重点就逐步从人口转移到了土地，因为人均生产效率实际上的降低，国家能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到的剩余价值也在减少，尤其到了清代，人头税几乎已经不怎么收的情况下，直接对人的控制就变得极为松散了，说句残忍的话，四亿人死一半，只要耕地面积不减，国家财力恐怕都不会大规模衰退。
朝廷在关乎老百姓的死活的时候收益自然也会跟着降低，富户地主对佃农捆绑，也自然就没必要像庄园经济这样严格了。
所以，人口多了之后，因为经济模型的变化，不管是国家还是豪强，其实力都是越来越弱的：人均劳动产出在减少，能榨取的剩余价值反而变少，因为人多管理成本反而增加，所以国家职能与豪强权力都在因为生产成本超过生产收益，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收缩，对人的控制力和动员能力严重下降。
具体表现为，国家从基础生产环节和底层社会管理中退出，朝廷对百姓的组织动员能力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而持续的下降，秦汉以及初唐时期几乎都是以义务兵役为主要的兵役手段，朝廷可以随时将普通百姓拉出来编练成军上战场，战斗力往往还挺强，统治者对外族几乎只考虑打不打的问题，而不考虑打不打得赢的问题。（包括魏晋南北朝，但这个时期比较复杂，这里不解释了，有兴趣来我书友群共同讨论）
而唐代中后期以后府兵制全面崩溃，作战的基本都变成了职业士兵，朱元璋时虽然仿照汉唐建立了卫所制度，但卫所制崩溃速度之快却远远高于汉唐，很快就彻底沦为了恶政。
这样的结果就导致国家命运，或者说朝廷命运与普通百姓个人命运脱钩，底层百姓的人身依附于土地而不是国家，于是在满清入关之后，只因承诺了现有的土地结构，则北方大地很快就被平定，反倒是康熙时因为满人圈地，导致北方大地处处烽烟，极端点说，在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普通民众为了赚钱不惜争着抢着帮外国侵略者们运输物资，也是因为如此。
四亿人一人一口吐沫确实也能把八国联军淹死，但四亿人并没有理由去向侵略者吐吐沫，反而因为八国联军开出来的工资较高，京师附近的老百姓争先恐后的成为了八国联军的辅兵，迫不及待的帮着他们狠狠的在清庭的尸体上踩上几脚。
所以事实上，拥有四亿百姓的满清，虽然在国力上确实是封建王朝的顶峰，但朝廷所能自由调动的国力，却反而是比较低的，到了中晚期，恐怕比之魏晋也强不出多少去了，打不过一个组织动员能力强大的日本蕞尔小国，也自然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国家国力不等于政府力量，古今中外这都是同理。
而对于豪强大族来说，人口的暴涨，人均劳动产出减少，他们的实力其实也是在断崖式下降的。
毕竟越是严密的管理，其管理成本就越高么，国与家的道理都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当人口繁荣到一定程度之后，严格控制人身自由的租客意义就不大了，毕竟你养个奴婢，也得管他的衣食住行，也得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求吧？在人身没有自由，生产的主观能动性不足，人均耕地面积又少的社会现实之下，你养一个奴婢或租客的成本，说不定真的比一个租客或奴婢的生产产出还高。
从工商业的角度来说更是如此，庄园经济的小规模内生循环，因为无法用规模效益摊平生产成本，也无法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本身的生产效率必然是不高的，而这个不高的生产效率也无法满足人口的爆发式增长，你自己造一斤铁的成本比买一斤铁的成本都要高的多，你还会搞个庄园自己生产么？
所以说么，任何复杂的问题，只要刨到根，那决策的时候就都很简单了，剩下的也就是细节上的问题了。
如同前文所说，当人口增长之后，庄园经济自然就会崩溃，豪强自然就会自己将自己削弱，然而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放弃了基层的治理和基础生产，导致组织动员能力也同步的被削弱了，宋明清三朝内部动乱数量和烈度明显小于汉唐，这与其说是因为中央集权导致的强干弱枝，不如说是因为豪强已经不具备了祸乱天下的能力。
但这样的稳定难道不是以国力衰退作为代价的么？汉唐亡于内乱，宋明败于蛮夷，里外里这不还是要生灵涂炭的么？（清朝中前期，八旗子弟其实非常像唐的关中府兵，说白了还是义务兵制的变种，后来八旗子弟玩物丧志，清军战力弱下来了。）
有没有例外？
其实也是有的，刘协穿越过来之前所在的国家人口都已经十四亿了，也没见政府对民众的组织力度有所下降。
这固然是因为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么，但是仅仅以农业产出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的耕地数量其实比古代反而是变少的，又搞了那么多的副食品和经济作物，现代人在吃这个字上相比于古代社会可以说各个都是贵族了，反正刘协作为皇帝，也没觉得在饮食上过的真的比上辈子好，那么这现代社会的单位亩产，真的已经几百倍于古代社会了么？
这真的只是生产力发展的功劳而不是上层建筑的进步么？真的就没有可以让刘协借鉴的东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