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仅准确阐述了制度变迁理论，还能用沙特“王室-民众契约”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有些观点虽然略显青涩，但框架清晰，逻辑严密，显示出扎实的经济学训练和出色的悟性。
更让厉以宁惊喜的是，瓦立德的不少观点，和他的学术思想完全是一脉相承。
厉以宁甚至隐隐感觉，眼前这个年轻的沙特王子，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比他所有弟子在刚入门时都更为契合。
这种契合不是简单复述观点，而是一种内在的、思维方式上的共鸣。
瓦立德似乎天然就能理解那些基于中国实践经验提炼出的经济学智慧，并能迅速将其“翻译”成适用于沙特语境的分析工具。
其他弟子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理解并接受的某些理念，比如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特殊作用、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之类的，瓦立德几乎一点就透，甚至能举一反三。
这固然有瓦立德本身就是政客的因素，但这种“心有灵犀”的感觉，对于一个毕生致力于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并希望其智慧能够惠及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来说，是极为难得的。
只是厉以宁不知道的是，眼前这货，在另一个时空里，是他徒孙的弟子。
黄毛当年的导师，是刘伟的弟子。
复试通过后布置的任务便是一个书单，上面不仅有厉以宁的，还有整个师门里的核心著作。
穿越回来，师父变师侄，师公变师兄，太师公变师父，也是挺戏剧的。
这一番考校下来，厉以宁心底最后那点疑虑也烟消云散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情绪。
有惊讶，有欣赏，也有点……后悔。
后悔自己一开始把话说得太死。
瓦立德是何许人物？
前世的学术黄毛，今生的政治动物，二者都是没脸没皮的，结合到一起，脸是什么玩意？
察言观色之下，他立刻敏锐地捕捉到了厉以宁眼神里那细微的变化。
打蛇随棍上！
趁着厉以宁考校完毕、心情明显不错的当口，瓦立德立刻收敛了刚才那副“学术粉丝”的表情，换上了一种混合着深沉忧虑和真诚求教的郑重神色。
“老师……”
他自然而然地换了称呼，身体微微前倾，
“学生这次来，除了拜见老师，确实还有两个困扰我许久的难题，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
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关乎我的祖国沙特的未来。”
厉以宁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只是点了点头，“你说说看。”
瓦立德深吸一口气，开始阐述他思考已久的“两难困境”。
“第一个困境，我称之为‘福利刚性陷阱与财政可持续性矛盾’。”
“您知道，我们沙特通过一种隐形的‘王室-民众契约’，在过去石油美元充裕的时代，建立了一套覆盖广泛的高福利体系。
免费医疗、教育、住房补贴、极低的税费……
这套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效地保障了社会稳定和王室政权的合法性。”
他的声音变得低沉：“但是，这种福利具有极强的刚性。
几十年下来，民众早已将其视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既得权利。
这导致了众所周知的‘高福利养懒人’痼疾。
年轻人的主动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和奋斗精神也被严重抑制。”
“如今，我和我的兄长穆罕默德殿下，立志要推动沙特的经济结构从单一的石油依赖，转向多元、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我们提出了‘绿电里亚尔’的构想，要大力发展光伏、海水淡化、绿色工业等新兴产业。”
瓦立德皱起了眉头，“这需要将大量的财政资源，从过去的政府补贴消费性福利支出，转向对生产性的教育投资、科技研发、基础设施和新产业培育。”
“但是，老师……”
他话锋一转，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
“任何试图削减现有福利的尝试，都很可能被民众视为王室单方面撕毁‘契约’，会引发巨大的民怨和政治风险。
老师，您也知道，‘阿拉伯之春’过去才两年多。
当初我们沙特就是靠着对民众进行史无前例的巨额补贴，才勉强压下了那股燎原之火。
王室内部对此也是心有余悸。
摆在学生面前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福利刚性陷阱’：
不改革，财政和增长不可持续，坐吃山空；
改革，又势必会动摇统治根基，引发社会动荡。
学生现在是进退维谷。”
厉以宁静静地听着，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轻轻敲击，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眼神却越来越专注。
瓦立德没有停顿，继续抛出第二个更根本的难题。
“第二个困境，是‘人口激增的表象与工业化的内在人口瓶颈’之间的矛盾。”
“从表面数据看，我们沙特的人口在石油财富支撑下实现了爆炸式增长，从1960年的约330万，增长到如今的近3000万。
这常常被外界视为巨大的‘人口红利’。
但这里面有着一个巨大的认知误区。”
他抛出了那个冰冷的数字：“沙特，真正的有效劳动力，只有大约421万。
那些外劳，贡献了生产力，但也通过侨汇带走了财富，让本来应该在沙特境内从生产流向消费的资金变少。”
但按照工业化的‘人口门槛理论’，沙特如此稀少的有效劳动力，要不是我们大量雇佣外籍劳工，恐怕连以轻工业为主的初级工业化都支撑不起来，只能维持资源型经济。
所以一个国家真正的有效劳动力，只能依赖于自身公民的增长。”
“但与此同时……”
瓦立德苦笑了一下，“现代化进程本身，带来了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城市化加速、个人主义思潮兴起，客观上也带来了生育率下降和结婚年龄推迟的趋势。
这与我们为了支撑长期工业化而急需扩大本国公民基数的目标，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因此，我的核心两难问题是：”
“第一，如何破解福利刚性陷阱？
在必须将有限的石油美元从消费性福利转向生产性投资如教育、科技、产业的过程中，如何设计一套平稳的过渡方案或补偿机制，以最小的社会和政治震荡，实现财政资源的战略性重新配置？”
“第二，如何应对工业化的人口瓶颈？
在421万有效劳动力的现实基础上，我们应该是走第一条路，优先通过解放妇女劳动参与率、提升教育质量来最大化现有劳动力的‘质’与‘效’，以发展‘精而尖’的特定产业；
还是走第二条路，必须将‘提高生育率、扩大人口基数’作为长期国策，哪怕这可能在短期内加剧福利负担并延缓现代化进程？
或者，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例如通过某种形式的‘技术归化’或区域性人力资源整合策略，来部分弥补自身人口基数的不足？
这种方式又可能带来哪些新的社会融合与国家认同挑战？”
瓦立德说完，书房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只有窗外的风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校园广播声。
他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学生请教学术问题的范畴。
这是一个未来执掌一国权柄的年轻人，在向他所信任的智者，请教关乎国家兴衰的根本战略。
书房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厉以宁的手指停止了敲击，他摘下老花镜，用一块绒布轻轻擦拭着镜片，动作缓慢而专注。
他在思考。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经济转型数十年的经济学家，他见过太多类似的困境。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每一次重大的结构性调整，都伴随着“福利刚性与改革成本”、“人口数量与质量”、“短期阵痛与长期发展”之间的艰难取舍。
但瓦立德的情况确实更特殊。
石油财富造就的超高起点，既是改革的最大底气，也是最大的枷锁。
半晌，厉以宁重新戴上眼镜，目光落在瓦立德身上，眼底浮起几分真切的赞许，
“你能想这么深，不容易。”
他的声音比刚才更沉稳，也更直接，
“虚话就别跟我说了。
你提的这两个难题，不是沙特独有的，是所有转型国家都要撞的墙。
只不过你的情况更特殊而已。
石油养出来的家底，既给了你底气，也捆住了你的手脚。”
“我不绕弯子，实打实跟你说我的看法。”
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缓了缓神色，目光落在瓦立德身上，先回应第一个困境：
“你说的福利刚性陷阱，我懂。
说白了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老百姓习惯了不费力就能拿福利的日子，你现在想让他们换个活法，他们肯定要闹。”
“但你记住我一句话：不改革是等死，硬改革是找死，软着陆才是唯一的活路。”
“你担心削减福利引发民怨，怕重蹈阿拉伯之春的覆辙。
这没错。
一个操作不当，这是必然的后果。
但你别把‘削减’和‘调整’混为一谈。
你不用一下子砍断所有福利，那样太冒进。”
厉以宁竖起两根手指：
“可以分两步走。”
“第一步，先‘稳’。
不砍现有福利，但也不再加新的。
把福利和物价、人均收入挂钩。
比如物价涨了，福利适当涨一点；物价稳了，福利就保持不变。
先让老百姓适应‘福利不只会多不会少’的惯性被打破。
这是缓冲期。”
“第二步，再‘转’。
把一部分消费性福利，变成生产性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