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曾德汲 摄于莫斯科
差不多有两个来月的时间，我和简水生天天到莫斯科电缆厂通信电缆车间（第三车间）了解对称电缆、中同轴电缆的生产工艺。车间有个实验室，主任是当时苏联通信电缆界颇有名气的专家拉凯尔尼克。这期间，实验室就是我们两人的落脚点。那时，我们总是早早地来到莫斯科电缆厂，在实验室里经常碰见做卫生的苏联老太太，她总是对我们说：“你看我们苏联姑娘多漂亮呀！干嘛不娶个苏联姑娘呢？”
记得我们还未出国前，高教部就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重婚案件：一个留苏研究生和他导师的女儿恋爱，后来偷偷出去同居，而这个男的在国内是结过婚的，于是就被遣送回国，并按重婚罪判了刑。说实在话，苏联姑娘确实可爱，而且她们也很爽直。我有一个女同学叫维嘉，她就毫不隐讳地说她爱我，如果我不是结了婚的，她就愿意和我结婚。在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我还有个同学叫吴华敏，他偷偷和一个才20岁的苏联打字员姑娘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为此受到很严厉的批判，回国时不让把母子带回来。回国后，他只好和一个女工结了婚，多年来只生了几个女儿。他想要一个儿子，就托人到苏联寻找他自己的儿子，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
在苏联的学习与实践
20世纪50年代，对称电缆在长途电信方面还算得上是可以发展的传输工具，而中同轴电缆好像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干线电缆。那时我国只能生产市内电话纸介对式电缆，连纸介质长途电缆都不能生产。我在车间看到苏联正在大量生产聚苯乙烯介质星绞长途电缆，就觉得值得学习了。聚苯乙烯-空气绝缘星绞对称长途通信电缆在较高频率下介质损耗小，所以对称线对可以在几百千赫下工作，传输60路、120路的电话通信，增音站间的距离为几十公里。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就是先进技术了。当时谈到波导，尤其是光纤，简直有点遥不可及，电磁波在介质中传输还是一个理论问题，殊不知三十多年后，光缆就很普及了。如今，我国全国分布有几横几纵的光缆网，每条光纤能传输数以万计的电话通路。看来，我当时的认识还是太保守了。
当时生产聚苯乙烯-空气绝缘四线组，在技术上还是相当复杂的，1.2毫米直径铜线上先要绕1.0毫米的聚苯乙烯绳，再包绕一层聚苯乙烯塑料带，而聚苯乙烯绳和带在常温、低湿情况下是很脆的，不便加工，只有在四十多摄氏度温度和80%至90％湿度下才有较好的韧性。所以，苏联电缆专家设计了一套密封的工作罩，在罩内保持高温和高湿，铜导线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罩中进行聚苯乙烯绳和带的包绕。我们为了了解机器工作情况，经常几个小时钻进罩中观察，闷热的程度比南方夏天还更难受。
其中，中同轴电缆同轴线对的加工机组设计得也还不错，中心铜线上装设的聚乙烯绝缘片和外导体铜带纵向同轴包合都在同一台机组上进行，进度快，质量也有保证。同一车间中，也有缆芯成缆机和电缆外护套包铅、包铝压包机。装铠机是为直埋的长途通信电缆或郊区市话电缆加装铠装的，装铠以后，外面再包绕沥青油麻，浸过沥青涂料，上白垩粉就可以卷绕在电缆盘上了。包铅、包铝都用大压力的水压机。包铅时，铅是液态的，用的压力不大，铅水通过模具，挤包在缆芯上，很快就固化，形成一个完整的无缝铅管。而包铝则用加热到450度的纯铝锭，要用很大的压力把铝锭通过模具挤成无缝的铝管包在缆芯上，这时尽管铝管立即用冷却水来降温，但缆芯仍要经受200至300摄氏度的高温。为了保护缆芯，在成缆机上要给缆芯多包几层纸带，即使如此，外面几层纸带仍然会被烧焦。
过去，我在上海电信局进修时，看见那些工人师傅焊接铅包电缆，完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似乎觉得金属铅对人体无害。事实上，在高温下，铅原子仍然会以气态的形式进入呼吸道，侵入人体，也会引起中毒。车间里的工人都有保健补助，看来铅包电缆施工时，工人也应有劳保补助。
我在通信电缆车间见习了一个多月，然后转移到了另一个小车间实习。这个车间是生产小的电器的，记得生产最多的是电视机的V型天线和45瓦、90瓦电烙铁，这种小电器组装工艺简单，一看就会，所以，我也参加组装。我所组装的第一副天线和45瓦电烙铁，都由我的指导师傅——苏联老大妈代表车间领导赠送给我作为纪念。因为我没有电视机，那副天线就转送给苏联同学了，而那把电烙铁我一直留着，至今还不时使用。
之后，我的导师让我去苏联中央电信科学研究院实习，我主要是待在通信电缆维护研究室。当时，纸介对称电缆还是主干电缆线路的主要角色，而使用纸介质，在电缆护套发生破损时，潮气会浸入缆芯，使芯线间绝缘性降低，造成线路故障，影响正常通信。所以，人们普遍采用电缆中充入干燥空气来维护通信电缆线路。电缆护套一旦破损，电缆中的干燥空气便会外泄，使气压降低，为了便于及时发现，需要一套报警设备。当时，研究室利用小型闸流管和气压开关装设了一套报警电路，不但可以报警，而且可以指示故障位置，便于维修。这套系统当时还保密，只让阅读，不让记笔记，我看了以后，回到宿舍作了笔记，研究室的人知道后还来追究。其实今天看来也不过就是那么一个小玩意而已。
暑假一开始，苏联高教部组织莫斯科各高校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到卡申诺农村参加集体农庄的农业劳动。编组时是全部打乱各校的建制来安排的，所以我单独一个人被安排同轻工业学院等院校的同学在一起。农庄领导把庄员们最不愿干的活——拔草分给我们，拔草真是又累又显不出工作量，由于一开始就没除草，田里草远比苗高，拔起来很费力，半天劳动拔不了多少，却累得腰酸背疼。我们住在卡申诺中学的教室里，各自打地铺；吃饭则在农庄的食堂吃，吃的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农村饭食，主食只有黑面包，酸得要命，咬一口，酸味刺激腮腺强烈收缩，难受极了，但是还得吃。
那两个星期虽然累，大家过得还是很愉快。尤其是我还结识了莫斯科轻工业学院的张鸾、姚德英、凌秋明，虽然我们还是初次相聚在一起，但却像老同学那样熟悉、亲密。我们还一起照了不少的照片，有的还选入上世纪末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编撰的《学子之路》照片选集中。
1959年夏，在莫斯科卡申诺，游泳后合影（前排左一为曾德汲）
在苏联的学习与实践
1959年7月以后，导师又给我安排去了列宁格勒北方电缆厂实习。在那儿，我主要是去了解水底电缆的生产和装船。电缆厂就在涅瓦河边上，所以装船很方便。因为水底电缆敷设时原则上是中间不接头的，所以电缆厂是按订货长度整根生产的，往往长达一二公里。这是电缆盘所无法容纳的，只能直接将其装入布放水底电缆的船舶的船舱里。
列宁格勒是个美丽的城市，它临近波罗的海，涅瓦河经城流过，各支流把全城分成若干个小岛或半岛，用桥梁把它们连接了起来。城市的楼房也修建得很好，名胜古迹很多，远郊区的喷泉公园尤其华丽巧妙。在游览喷泉公园时，我结识了来自敖德萨的两位眼科实习女医士。其中瓦丽娅特别楚楚动人。我们一起乘轮船经波罗的海回到市区，后来星期日还一起游览，照了不少的像，有些照片一直保留到今天，只是发黄了。我们本来相约在敖德萨再相见，因为按照导师给我订的实习计划，我还要去亚速海电缆厂实习，自然会去敖德萨旅游。只可惜1960年7月回国政治学习后，我就没回苏联，预定的计划都落空了，从此和瓦丽娅失去了联系。也不知这40多年来，她生活、工作、婚姻、家庭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