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和事 第4节

云飞凤去六王毕,又见杨陈旷代才。

(自注:一九三九年香港文园六王夺鼎,事已风流云散。)

“六王夺鼎赛”期间,金应熙是文园的座上客,偶有缺场,亦必补录。我曾见过他的手抄本。

近代棋坛的盛衰,似乎是由北而南【14】,自三十年代开始,港穗就双翼齐飞,骎骎然有取代上海、扬州,而成为另一象棋中心的趋势。在香港,一九三○年爆发的东南大战【15】掀起了象棋热潮;一九三四年周德裕入《华字日报》主编象棋专栏,影响尤为巨大。他编印的四十八课“开局法”,得者视同秘笈。在广州,一九三一年举行的第一次全省象棋赛,就杀出了“华南四大天王”,棋风炽盛,比之香港,犹有过之。金应熙三十年代在香港读书,四十年代在广州教书。受两地棋风的影响,自不待言。是故他不但对周德裕的开局法了如指掌,对华南四大天王的专长【16】更是如数家珍。象棋在民间十分流行,但棋谱却并不易找,尤其在抗战时期。像我,读得比较熟的就只有《橘中秘》与《梅花谱》这两本古谱,这是像《三字经》、《千字文》之类,只堪列为入门书的。比起金师差得远了。

岭大毕业之后,和金师下棋的机会更少了。“四十年来几局棋?”真是屈指可数。但另一方面,我和象棋却有了更多的接触,完全是由于工作的关系。

我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初时做翻译,不久就调到副刊部门,担任《大公园》编辑。《大公园》是个综合性副刊,设有象棋专栏,由我兼任主持,负责组稿与审阅。杨官璘的《棋国争雄录》就是在这个专栏发表的。另外我还替《新晚报》写棋评,并以该报象棋记者名义,采访重大赛事,包括全国棋赛、亚洲棋赛在内。由于工作关系,许多象棋大师的对局,我都是在第一时间取得的。当我研究这些对局时,我常在想:“要是金师在这里,那该多好!”我也曾与许多一流高手楸枰对弈,当然都是我胜少败多,对高手中的高手杨官璘,我更是输得一塌糊涂,从没胜过他一局。而这时的我,大概可以比金师略高半先。我真想和金师探讨:“为什么我们和这些高手,总好像有个不能逾越的差距,恐怕不仅仅是业余与专业之分(近年有个陶汉明,就是以业余棋手的身份,获得全国冠军的【17】。也不仅仅是限于天份吧。)可惜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时,没时间问这“无关重要”的问题,永远得不到他的回答了。

不过在这四十多年当中,有关他迷于棋的趣事倒时有传来。例如下面一个。

“据说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某公安部门请他去做一个政治报告。演讲完毕,他一个人回去,走到街上,看见有人下棋,他就蹲在街边观战。有个人民警察跑来赶走这堆阻街的人,他大概起身得慢,给警察踢了他的屁股一下。他站起来,警察一看,吃一惊道:‘你不是刚才做报告的那个教授吗?’金说:‘不错,我就是。’摸摸屁股,笑一笑也就走了。”【18】

最后一件有关他与象棋之事可用广东社科院悼金文中的这一名句话来作说明:“他(金应熙)曾表示希望在晚年实现《中国象棋史》一书写作的夙愿。”

此愿落空,令人伤感!于我,更有特别的感觉。一九八一年五月,褚石、徐骥编著的《广州棋坛六十年史》(卷一)在香港上海书局出版,序文中有一篇是我写的。我说:“中国象棋源远流长(有史可考的唐代宝应象棋已具现代中国象棋雏形),上至公乡大夫,下至贩夫走卒,喜欢下象棋的不计其数。可以说是最普遍的民间娱乐。但时至今日,仍未见有一本完整的《中国象棋史》出现,思之能不令人兴叹!”金应熙是广州棋会顾问,也曾为《广州棋坛六十年史》题字,相信当会看过我这篇文字。他的“夙愿”急于在晚年实现,不知是否因此而受触动。但我则更加“兴叹”了。

但金应熙未完的“夙愿”又岂只象棋通史,连香港通史,他都尚未完成呢!

我写了整整三十年的武侠小说,但在二十岁之前,我读的武侠小说其实不多。成为“迷”是在进入大学之后。我何以会写武侠小说。“近因”自是由于罗孚的“催生”,“远因”则是金应熙的影响(虽然他自己不写)。“近因”早已有人写过【19】,“远因”就让我自己写吧。

记得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与华罗庚教授在英国的伯明翰初会,那时他刚刚读完我的《云海玉弓缘》,觉得很有趣,认为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我真想告诉他,在我的童年时代,我看的武侠小说并不比别的孩子多,甚至可能更少。因为父亲是孔孟之徒,从小就要我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他虽无明令禁止,但却是不喜欢家里的孩子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他认为“荒唐”的武侠小说。“绣像小说”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万花楼》之类是看过的,这些小说,虽然写的是武艺高强的英雄,但只是一般的通俗小说,不是武侠小说。小学后期,读了一些兼有武侠小说性质的公案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等。对《七侠五义》的印象比较深刻,尤其是锦毛鼠白玉堂这个人物。这个人物缺点很多,或许正是因此,其形象也就特别生动。(白玉堂的收场是“陷入铜网阵,被乱箭射成刺猬一般”。颇有“悲剧英雄”意味)。

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是踏入中学之后才看的。我不太喜欢这本小说,开头写得还不错,后来就越写越神怪了(我并不排斥神怪,但写神怪也需要技巧的,不能胡闹)。看到笑道人与哭道人斗法之时,我就几乎看不下去了。不过,我对书中写的“张汶祥刺马”那段故事,倒是甚为欣赏,这段故事,武功的描写极少,但对于官场的黑暗和人性的丑恶却有相当深刻的描写。

比较特别一点的是,在中学阶段,我不喜欢现代的武侠小说,反而喜欢古代的武侠小说,我是在初中二年级开始读唐人传奇的,这些传奇送给同班同学他们都不要看,我却读得津津有味。总的来说,中学时代,我看的武侠小说也不算多,对近代的武侠小说更是少之又少。心理学家说,童年、少年时代所欠缺的东西,往往在长大后要求取“补偿”。我在大学时期,大量的阅读近代武侠小说,或许就是基于这种“逆反”心理。

但如果没有碰上金应熙,这种“逆反心理”可能还是止于欲望,最少不会这样快就成为武侠迷。

武侠小说属于“俗文学”范围。陈寅恪是不鄙薄俗文学的,他有《论〈再生缘〉》一书,将这部清代才女陈端生著的弹词小说,拿来与希腊、梵文诸史诗比较【20】,对它的传奇性和艺术性均表推崇。金应熙虽无涉及“俗文学”的著述,但他没有“自设”的雅俗之“障”,则是和乃师一样。四十年代,还珠楼主和白羽的武侠小说最为流行。这两人都是多产作家,单说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就有五十集之多,而且是还未完成的。要不是后来中共禁止出版武侠小说,还不知要写到多少集呢。金应熙可真是个标准的武侠小说迷,还珠、白羽的新书一出,他必定买来看,并且借给与他有同好的学生看。我不但和他借书,且还经常和他谈论武侠小说,谈到废寝忘餐。

还珠、白羽,各有所长。大致来说,还珠是浪漫派,白羽是写实派。还珠的想象力之丰富,时至今日,恐怕还是无人能与比肩;而白羽对人情世故之体察入微,写人物性格之入木三分,在当时就允称独步。我们除了谈论小说本身的特色和技法之外,也往往“旁及”其“附属”的文学性。例如《蜀山剑侠传》的回目。

章回小说的回目是讲究平仄对仗的,还珠楼主的回目往往就是一副非常精彩的佳联。限于篇幅,试举几列。

写情的——

生死故人情,更堪早岁恩仇,忍见鸳鸯同并命;

苍茫高世感,为了前因魔障,甘联鹣鲽不羡仙。

写景的——

大地为洪炉,沸石熔砂,重开奇境;

长桥横圣水,虹飞电舞,再建仙山。

这个回目是写“峨嵋开府”(《蜀山剑侠传》中的重头戏)的神仙境界的。仙家景物本来纯属幻想,在他笔下却是极具“动感”,令人有如现场目睹此一“开府工程”。

谈禅的——

弹指悟夙因,普渡金轮辉宝相;

闻钟参妙谛,一泓寒月证禅心。

这个回目是写高僧天蒙禅师对女弟子(叶缤)略示禅机、恩赐法名一事。书中写“大师笑道:‘你既虚心下问,可知殿外钟声共是多少声音?’叶缤躬身答道:‘钟声百零八杆,只有一音。’大师又道:‘钟已停摆,此音仍还在否?’叶缤又答道:‘本未停歇,为何不在?如是不在,撞它则甚。’大师笑道:‘你既明白,为何还来问我。……’”叶缤因此得名“一音”。“一音”的取义出《维摩经》:“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个随所解。”从这一回书看来,还珠的佛学是禅宗的。禅宗要义在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因此它的教学方法是“不立文字,教处别得。”而常以简洁突兀的问答为教学手段。

陈寅恪佛学之精深,世人皆知。金应熙通梵文,且曾身受其另一业师许地山之薰染,有志于在宗教史上有所建树【21】,是故对于谈禅说偈,自是优为。虽然他是站在马列主义者的立场来谈佛学,但绝非左倾幼稚之辈,对佛学全盘否定。我在少年时代对佛学就曾略有涉猎,且在“新”、“旧”之间,就正是处于“彷徨求索”的阶段,所以我们才可以畅言无忌,取得共鸣。武侠小说涉及的方面甚多,金应熙在每一方面的知识都足以做我的老师,我和他谈武侠小说,比我在课室中听他的课获益还多。

我和金应熙共同的爱好,象棋武侠之外,还有诗词。

据说“一九五八年曾有人问金应熙懂得多少首唐诗,金回答:‘大概两万多首。’闻者无人怀疑回答的真实性。”【22】《全唐诗》总数也不过四万余首,若然,则可能是超过《全唐诗》的半数了(要看“两万多首”的“多”字“上限”何在)。不过,我对此说,亦无怀疑。因为每有学生(包括我自己在内),来问他某句诗词的出处,他都可以把整首念出来,并解释其中僻典。“懂得”加上“记得”,尤其“难得”。

唐代诗人中,他又似乎特别喜欢李商隐的诗。李商隐的诗著名难懂,“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论诗绝句》)。一首《锦瑟》(以起句“锦瑟无端五十弦”的开头二字作为诗题,实质亦等于是“无题诗”。)就不知引起多少注家的争议,有的说是“爱情诗”,有的说是“政治诗”,有的说只是李商隐发牢骚的“自伤之诗”……陈寅恪治史,甚重历史人物的婚姻关系,晚唐有“牛(牛僧儒)李(李德裕)党争”,李商隐曾得“牛党”的令狐楚提拔,后来又娶了“李党”王茂元的女儿,在当时的党争中是去牛投李,为人非议。陈寅恪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就是这样说的:“至于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这段话亦可作为陈寅恪对此诗的注释。不仅如此,对后来发生的所谓“金叛师门”一案,亦可提供不同角度的理解。

由于李商隐诗对金应熙有点特殊意义,故此不辞词费。首先要说的是金应熙的文学观点。

金应熙是非常重视老师的创见的,他讲中国通史,讲到隋唐部分,就是用陈寅恪所创的“关陇集团”一词,来分析初唐政治的。讲到李商隐的婚姻关系,也同样将他牵入牛李党争。但在文学观点上,他却不是“索隐派”,而是比较倾向于纯文学的。

纯文学派可以梁启超为代表。梁氏认为“李商隐的诗,好就好在不容易懂……”蓝于《李商隐诗论稿》【23】说:“当时并不一定想要传之后世。……李商隐诗之不好懂,在很大程度上是后来那些腐儒故弄玄虚,不肯从字面中求解,而一定要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曲解,越解越玄,使上了他们当的人,如坠入五里雾中。”对于李商隐人品的论断,蓝于亦有不同的见解。他说:“我在谈无题诗时,也多少受到传说的影响,以为李商隐要王氏,多少掺杂着在仕途上能够得到王茂元奥援的希望,但是越多读李商隐的诗,对他的生平知道越多,也就越觉得这种传说缺乏根据。”蓝于分析了李商隐的一些诗篇,认为是“……不时透露出两人相互爱慕之情。在封建时代,夫妻之间有这样真挚的感情,即使在诗人之中也是少见的。从这一点上,也多少可以看到李商隐的为人,尽管王茂元未能提携李商隐,而李与王氏的感情始终如一。”蓝于这本书写于七三年,当时的李义山正被卷入“儒法斗争”之中。

对于李义山一些著名的无题诗,应当如何理解,我在岭大的时候,也曾请教过金师。金师说:“我只能告诉你其人其诗的历史背景。怎样理解,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诗词欣赏,本来就含有再创作的成份。”

我想,梁启超说的“李义山的诗好就好在不容易懂”,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唯其不易懂,就给读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得以享受“再创作”的乐趣。

考证、欣赏,是互相关联的两面,不可偏废。甚至连蓝于说的那些“腐儒”,亦有其存在价值。他们所索之隐,即使百分之九十九穿凿附会,只要有一分真的,于历史研究亦有裨益。

陈寅恪的“诗文证史”是兼摄中西的手法,虽非陈氏首创,然其远迈乾嘉(朴学),直入西儒堂奥(主要是二十世纪初,流行于德国史学界的“诠释学”)已足以为中国之史学开一新境界矣!新一代的“陈学”家李玉梅女士在其近著《陈寅恪之史学》【24】一书中,对陈氏之“诗文证史”有颇为全面、精辟的论述。“陈门”老一辈弟子、著名史学家周一良誉之为“有关寅恪先生之小型辞典”,“前修未逮,后出特精”【25】,此之谓欤。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检阅,这里就不多说了。

不过还有一件金应熙念李义山诗的妙事,不可不说。

有一天我看见他在校园散步,口中念念有辞,好像失魂落魄的样子。好奇心起,走近前去,听清楚了,念的是李义山的两句诗:“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原来当时他正在追一个姓盘的女学生。不过那次追求是以失败告终的。

“水晶盘”典出《太真外传》:“成帝获飞燕,身轻欲不胜风,恐其飘翥,带为造水晶盘,令宫人掌之而歌舞。”我听了忍俊不禁,因为盘同学体态丰盈,和汉代那位能作“掌上舞”的赵飞燕,恐怕正好是个对比。

这两句是义山诗《碧城三首·之一》,全诗是:“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李义山的《碧城》诗(共三首)据说是送给女道士的,亦都属于“难懂”一类。但见老师心情如此,我也不敢索解了。

追求失败之后,还有下文。原来这位盘同学是早就有了男友的,在外省大学读书,那年暑假,来到岭大探望女友。金应熙给他安排住所,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他自称对盘同学的感情也早已“升华”了。和金师接近的一班学生,有的说这是“诗人气质”,有的说这是“马列主义者的风格”,有的说这是“戆居”。多年后,我把类似金师的恋爱故事写入小说中,亦受到批评家的指责:“拔高人物,不真实!”

诗词方面,金应熙当然不是“只爱古人”,连“不薄今人爱古人”,于他都不算贴切。他是古人今人同样对待。只要是好诗,他都爱。鲁迅和郁达夫的诗,他几乎都能够背诵。虽然这两个人的风格很不一样。当然还有他的老师陈寅恪的诗,他熟悉得不仅止于背诵。

六十年代的某一年,我和他在香港相遇,他说:“你对李义山诗还有兴趣吗,我给你看一首寅老写的《读义山马嵬诗有感》:‘义山诗句已千秋,今日无端共一愁。此日谁教同驻马,当时各悔笑牵牛。银河浅浅褰难涉,金钿申申詈未休。’(羽生按:清华文业之二《陈寅恪诗集》九五页载有此诗。但此句作“金钿申申詈休休”,似误。)十二万年柯亦烂,可能留命看枰收。”

我说:“章士钊的《南游吟草》你可曾见到,其中有两首章士钊赠陈寅恪的诗。”章士钊的《南游吟草》是他的香港友人刘伯端为他辑印的,非卖品。他说:“在香港报纸上见过一首。”我说:“是否起句为‘岭南非复赵家庄’那首?”他说:“是。”又说:“我好像也听说过有两首,我不便去问寅老。你记得最好。”我不知他们师弟之间已有嫌隙,听他说未曾见过,便道:“第一首传抄者甚多,第二首在香港也是很少人知道的。”一面说一面写出来。(此诗前有题记,当时记不齐全。“题记”部分,是后来补抄的。)

和寅恪六七初度,谢晓莹置酒之作。晓莹,寅恪夫人唐女士字,女士维卿先生(景崧)孙女也。

年事参差八载强,力如盲左压公羊。

半山自认青衿识,四海公推白业光。

初度我来怜屈子,大风畴昔佞襄王。

天然写手存闺阁,好醉佳人锦瑟旁。

首节 上一节 4/30下一节 尾节 目录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