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某些领袖人物的追捧。这一点的危害，我们中国人最有发言权，也就不必再细致阐述了。
3）不可妄称上帝的名。这里的禁止可不是说要以色列人不讲耶和华的称呼，更不是要人们一叫他的名字就噤若寒蝉。这里的意思是：禁止以上帝的名义行自己的私利。不许以上帝之名私自给人祝福、发誓或者欺骗别人。更不允许打着上帝的旗号、出于自身目的伤害别人甚至侵略别国。
并不是一个人自称相信上帝，他的所作所为就都有一层光环围绕了。事实上，每个人的弱点都是一样的。如果假借信仰之名行私利之实，从广义上说，这个人就已经违背了此条诫命。
4）遵守安息日。这一条说说简单，做起来就复杂了。根据圣经，上帝六天造世界，第七天停下来。这种休息又称之为“安息”。后来世界各国普遍推行的6日工作，第7天休息的作息制度，就是来自于这个安息日的规定。在这个基础上，基督教提出守安息日，并在星期日做礼拜的规定，从而发展为现在普遍的5天工作制。
一般来讲，体力生理节律周期为23天，情绪生理节律周期为28天，智力生理节律周期为33天。每一种生理节律都有高潮期、临界日及低潮期，临界日是指每个周期最中间的那一天，也就是低潮与高潮临界时间。三个生理周期的临界日分别为11.5天、14天及16.5天，临界日的前半期为高潮期，后半期为低潮期。因此，人类必须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个身心的全面放松时间。如果不经休息而不断工作，很容易出现巨大的心理、生理压力，甚至于全面崩溃乃至于过劳死。目前全世界声讨的血汗工厂就是在无视人类这个最基本生存权利的野蛮行径。根据十诫的规定内容，比照人类的生活规律和生理节律，安息日的确是异常科学和人性化的。我们可以从刻板冰冷的条文中寻见其中温暖的仁爱之光。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之快、压力之大是空前的。很多公司鼓励员工加班加点、免费为老板赚来滚滚财源。许多年轻人为了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和财富，自愿放弃节假日与休息日。可是这种透支生命与精力的行为则无异于饮鸩止渴。英年早逝与过劳死在我们身边屡见不鲜、比比皆是。这时候，我们倒是真要回过头来，看看几千年前上帝交给以色列人，后来又为整个人类所遵守的“”安息日”的重要性了。毕竟，即使你赚到了整个世界却陪上了性命，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我们的生命和家庭更加重要。
5）孝敬父母：这个规定与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何其近似！事实上，作为弱肉强食的游牧民族，尊老爱幼的行为十分少见。许多部族与民族，对于老而无用的人，往往采取排斥、冷落甚至虐待。他们崇尚的是马背上的勇士、攻城略地的屠夫，对于衰老垂危靠人抚养的老人，则更多是厌弃。
但是，在东方传统宗教和以中华民族、以色列民族为代表的东方民族中，孝敬老人则成了一种必须遵守的法律准则。
令人难过和值得关注的是：当今中国的风气和优良传统，正由于普遍伦理价值观的改变与信仰的普遍化缺失，更因为 十年文革对人类美好传统与情操的彻底毁灭与80年代以来经济大潮的推波助澜而日益走向崩溃。
我们似乎一下子生活在了几千年前的西亚大草原上。人们越来越不尊重弱者、不孝敬老人、缺乏家庭观念和是非责任心。所不同的是，几千年前的游牧民族使用的是战刀匕首，我们则提着笔记本电脑、怀揣着各式手机。
有资料表明，中国已经越来越进入老龄社会，而我们显然没有为此准备好。不但年轻人的心理上没有准备好，整个社会的体制也没有准备好。到目前为止，各级政府和国家决策部门，还是把老年人当成包袱、当成累赘和负担，而没有当成必需承担的责任以及人类社会必须记入的发展成本。这个道理于国家如此，与家庭、与个人，一样如此。
所以，短短几个字，十诫中的记载给人类上了相当有伦理高度的一课。
现在，我们继续。
下一条诫命是：
6）不可殺人。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异常宝贵。珍视生命并不是单单珍视自己的生命，更多的是要珍视所有人的生命。这条诫命并不是说在战争和维护公众利益中不可以杀人。否则任何民族也不可能在生存繁衍。这条诫命之所禁止的，是违背公众利益的杀害。不管是蓄意还是无意，其罪都是巨大的。
作为普通的平民百姓，我们还真是不太可能杀人害命。但是，作为拥有无上权利和荣耀的领袖、领导人，一个决策失误可能牺牲的就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按照这个诫命，这种行为就是犯了杀人罪！而如果采取分权民主制度，虽然可能会损失一部分效率，但其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则是最低限度的。因此，从个人罪与非罪的角度上说，民主制度也是比较好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不惜动用军队警察监狱法庭和巨大社会资源维护自身独裁统治的领袖，是在以个人和集团物质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交换自己的犯罪风险——从成本核算角度上说，实这个交换极其不公平——其交换公正程度决不会比第一批殖民者登上美洲海岸，用一个小镜子交换一张棕熊皮更强。
这交换的甲方是魔鬼，乙方是我们；交换的标第是金钱财富权利荣耀与生命。如果你现在觉得这种交换公平，那么迟早你会后悔。
7）不可奸淫。奸淫肯定不是好事情，但到底什么是奸淫呢？古希伯来人认为，男子与已经订婚或者已经结婚的女人，或者女人主动与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发生苟合关系就是奸淫。此外，同性恋从一开始就是禁止的，属于奸淫行为之一。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整个西亚地区甚至世界范围内，性生活行为的混乱程度之深简直令现代人无法想象。作为人来说，我们具备一些其他动物所无法具备的情感能力和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据研究，人类是唯一懂得通过性生活获得快乐与满足的动物。其他动物都做不到这一点。这样一来，问题也就出现了：为了获取性满足，在未加禁止和伦理约束的情况下，人们会陷入淫乱之中。历史上不少些民族在经历过淫乱社会风气冲击之后先后觉醒而转为极度保守。比如说古巴比伦王国，据说其人口素质的全面低下与社会结构的崩溃就与其淫风恶习相关。
当然，彼时的奸淫风气并非我们现在看到的灯红酒绿之中的放浪形骸可比。前者或许出自思维的简单化与纯朴化，而后者则更多是利益的诱惑与纯兽欲的发泄。古今比较，两者的罪行性质也不同：前者的混乱程度虽然更深，不过似乎出于无知；后者虽然稍好，但却并非不知其所为性质如何。这么一比较，现代人更该汗颜。
8）不可偷盜。偷东西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在任何民族中都是挺令人讨厌但却屡禁不止的。当一个大制社会来临的时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成了其特征标志。而一旦出远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现金缝在贴身内衣中，这样的社会就是用全部的报纸和新闻板块来宣传也不可能是所谓盛世。
建立国家结构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我们常常厌恶小偷，但是对于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政客与官员却往往无能为力。按照这里十诫的标准，这种贪腐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偷盗行为。
至于说那种利用职权，勾结官僚，买通相关人员，在股市、楼市、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坑害百姓的人们，更是犯了偷盗大罪。
所以，当一些人将自己的所作所为标榜为能力的时候，还是最好回过头来好好想一想。根据十诫的标准衡量一下，恐怕也就没那么充满自信了。
9）不可作假見證。法庭宣判往往决定个人或者许多人的命运，因此宣判一定要公正客观。在判决中，证人证言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然而偏偏有那么一些人，为了一点利益或者关系，不惜抛弃良心作假证，从而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这是十诫中绝对禁止的。
这个规定对于古代的以色列人异常重要。作为兵民一体的流浪民族，以色列人必须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居住过份密集，人口接触频繁，纠纷矛盾也比较容易产生。这个时候，如果各级管理人员的判决在假见证的情况下失其公允，那么这样的裁决更容易引发新一轮的矛盾甚至大的动荡。因此，司法公正成为古以色列人生存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他们对于作伪证者的惩罚也是极其严酷的——作伪证而引发的受害损失，要全部归于伪证者的身上，如果造成死亡，他们还要偿命。
现在，进入“十诫”中的最后一个：10）不可贪恋他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及其他一切物品。
这里面的关键词是“贪恋”。意思是说：对于别人的财产妻女，不要说染指，就是垂涎动念头也不允许。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十诫”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规范的纲领，也是后世法律规范的精神依据。
上古时代人们所拥有的贪念与攫取之心丝毫不逊于后世。对于他人所有好于自己的条件，往往会暴露出一种可怕的纯真。为了贪恋他人的财产，可以杀之谋财；为了贪恋他人的妻女，可以杀其夫而谋其妻。
虽然在当今的一些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中，这类谋人妻子的行为被作为打碎封建枷锁、敢恨敢爱的正面形象来讴歌，可如果人人如此，这世界中人也就无异于禽兽了。至于说为了获取他人财产而罗织罪名，从肉体上迫害甚至消灭别人的行为，则连禽兽都不如。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懂得维权的社会里，每个人似乎都对自己的权利非常重视。但是同时，社会转型与信仰危机带来的是伦理价值观念的错位与变化导致了现今中国人常有的心理弊病甚至道德沦丧现象。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很多人对于自身的情况没有看清楚却盲目地与他人攀比。不管是经济领域中合作人之间的利益分配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条件，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比别人获得的更多一些、好一些，仿佛这一点点超越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人生变化。而与此同时，在自己获得利益的这个问题上，公义、道德往往被放到第二位、第三位，甚至更加靠后。
对利益与所谓成功的追求，充斥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以至于连当前教育体系中的“成功哲学”与“成功价值观”都有着极其严重的问题。人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金钱与地位几乎成为了“唯二”的选择。当我们探讨某人的伟大与慈善的时候，他曾经捐献过多少多少亿似乎成为被人津津乐道的英雄业绩，而那些在贫寒之中忍饥挨饿收养弃婴的拾荒老人则毫无疑问地、没有资格也没有实力与这些财富英雄们相提并论。当我们论说起某位著作等身、影响超群的学者专家，却极少想到还有大量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人们在为社会为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
由这些所谓“成功哲学”引导产生的，是人们对于利益、权力孤注一掷甚至丧心病狂的追求。于是，中国出了个赖昌兴；于是，韩国出了个黄禹锡。但是在赖昌兴们和黄禹锡们背后，又有多少个陶醉在荣耀光环下的精英人物，在打着更加肮脏与罪恶的算盘呢？ God Knows。
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大约停顿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除了传十诫与以色列人之外，摩西还为以色列人制定了基于十诫思想的具体的法律法规。以色列人第一次以一个整体的形式接受了相当于国家法律的管辖。这个缺乏纪律与统一管理的民族，终于能够以一个具体的政权形态出现在古代的历史上。当然，此时的以色列人还没有国王，但是由于接受了十诫的条约，以色列人实际上已经把上帝本身作为了自己民族的领袖——这也就是后来人们说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的原因。
这一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意义极其巨大。围绕着十诫，以色列人在宗教、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医疗、饮食、风俗、社会关系和社会伦理等方面，都制定了具体而完善的规则。这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近似于围绕宪法（十诫）的各项具体法规。
通过这一年从法律上、规章上、信仰上的确立与磨合，以色列人基本摆脱了过去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状态，成为一个有信仰、有管理、有规则的民族。在这个过程中，摩西的作用之大，无可替代。
以色列人还进行了人口普查，其中尤其是20岁以上可以作战的男丁。
作为以色列这个没有根据地、游牧流浪的民族来说，人口统计实在重要。这至少可以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家底到底有多少。在冷兵器时代，人口有时候是制胜的关键，丁壮数量则是一个民族战胜敌人的保障。经过人口的全面统计，以色列人共计男丁有60多万，算上老幼妇孺，总数应在200万以上。
自古各国都有人口统计的国家行为。这个统计往往是有目的的。一般来说都是为了战争或者对税收政策、管理体制进行大调整的前奏。这类普查，中国古代叫做“瞭民”，以色列人叫做“民数”。但是，与中国的瞭民不同，以色列人的普查是比较成功的。
以色列人的这个人口普查的意义在于：1、通过普查，以色列适龄青年普遍建立了兵民一体的义务兵制度；2、通过普查，进一步强化了建立在宗族体系上但是却高于宗族体系的管理制度。
中国的历代政权，其政权伸展的末端，几乎从来没有有效地进入村一级管理机构。在县乡以下，往往依靠的是强大的乡绅阶层完成政令与民情的上传下达。不要小看这个乡绅阶层，他们的作用往往十分强大。这些乡绅阶层更多充当的是教化一方、缓和矛盾的角色。因此他们往往由德高望重的老人或者同样德高望重的家族担当。这种体制的特化和异化，则表现为封建宗族家法制度，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三座大山”之一。乡绅体制的存在，对于革命的影响往往是反面的。它告诉人们要安于现有体制、发动各方互相帮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向上反映民情。这种体制在政权和具体的自然人之间建立起一个缓冲地带，使得各方的冲突得以缓和，而在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民怨之时，则以仁义礼智信等伦理价值观加以督导和镇压，这也是被历朝历代革命者所深恶痛绝的。然而，富有讽刺意义的是：绝大多数推翻旧政权的革命者，又不得不返回头来与原有的乡绅阶层合流，以维护其统治结构的延续。当然，在王朝交替、天下大乱的时候，一些富有革命精神的乡绅也会揭竿而起，比如说 汉光武帝刘秀。
从管理体制来看，以色列人的改革显然比中国古代的体制要彻底和完善。他们摆脱了原来各个家族独立成一体系、并且互不统属的结构，在尊重和承认各个家族领袖与长老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将他们编为各级的管理官员，将其一家一族的管理行为转变为一族一国的政权行为。
在此基础上，摩西除了已经任命的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和千夫长之外，还对各个家族民兵体制的首领进行了任命，并且选拔了各个家族中最德高望重的70位老人组成长老团，近似于后来的议会，来讨论决定以色列人的大事。
因此，摩西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与领袖，完成了这个民族从散到统、从乱到治的过程。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为这样一个为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领袖，居然不称王称帝，而是将无上的荣耀归于上帝，将人间的权利分给议会。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可以说，能够与其有一点点相似性的，只有美国的华盛顿。
两位无私的伟人中就创立了伟大的功业：摩西率领一个弱小的民族走向强大与繁荣；华盛顿则奠基了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英雄与莽夫、领袖与奸雄之间的分界在何处呢？有一个衡量的标准——是否无私——不管他说的有多好听，看看行动就知道。活这么多年，我也就只搞明白了这一个还算是道理的道理。
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停留了大约一年的时间，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他们拔营起寨，向巴兰的旷野走去。
这一段的路程，几乎是整个西奈沙漠里最荒凉的部分。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漠、一望无际的漫漫黄沙、毫无遮拦的似火骄阳——以色列人高涨的情绪仿佛烈日下嫩绿的幼苗，一点点垂头丧气、一点点枯萎。
刚刚按照新的管理体制组成的以色列人队伍，其严整程度和纪律意识应当说还是可以的。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归乡队伍中，有大量的其他民族成员。这些人不满足于埃及人的统治与压迫，与以色列人同仇敌忾地离开埃及、奔向自由。这些人平时与以色列人混杂而居、过从密切，战时也可以提供帮助并且参与战斗。但是，这些人尚未参加以色列人的体制，成为相对自由的以色列人的同行者，与以色列人比起来，他们有相当的自由权利。
自由当然是好东西。为了自由，多少烈士抛头颅洒热血。虽然打着自由的旗号统领那些烈士献出生命的领袖们后来多有厌恶与扼杀自由的行径，但是这毕竟曾经是人们的美好梦想。
可是，在一个军事化的集体中，自由又往往是一剂毒药——兵民一体的民族，要的是坚忍不拔和行动一致，这样才能保证不被袭击者消灭、不被艰苦困难吓倒、不被恶劣的环境毁灭。在摩西率领的以色列人中，自由暂时算是一件奢侈品，如果没有现在的军事化管理、今后的自由将会毫无实现的可能！
即使是再好的事物也应该是在正确的时候发生在正确的地方——正确的事情、正确的时候、正确的环境——这三者缺一不可。以色列人当前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如果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自由主义的“革命”，那么全体几百万人的命恐怕都要被革掉。然而很不凑巧，这场革命与骚动果真发生了。
骚动的挑起者是那些没有编入体制的外族人，骚动的理由是单调的伙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