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比预想的要顺利。
或许是因为刺杀事件发生在浦西核心区，日军和伪军的封锁搜查力量大部分都集中在了那边，江面上的巡逻虽然严密，但总有缝隙。
船老大凭借老到的经验，选择了一条靠近废弃小码头的隐蔽路线，那里水浅，巡逻艇一般不过来。
约莫半个小时后，小船轻轻撞上了浦东一片芦苇荡边的泥滩。
“到了，前面就是烂泥渡，顺着芦苇荡往里走半里地，有片杂树林，过去就是小路。”船老大声音沙哑，指了指黑黢黢的岸边。
周志远掏出一叠早就准备好的法币递给船老大：“谢了，老哥。后面自己当心。”
船老大接过钱，看都没看塞进怀里，摆摆手：“快走吧，趁雨还没大。”说完，调转船头，又悄无声息地融入了雨幕和江雾之中。
周志远几人跳下船，泥水瞬间淹没了脚踝。
他们没有停留，按照船老大的指示，深一脚浅一脚地钻进茂密的芦苇荡。雨水打湿了衣裳，冰冷地贴在身上，但没人顾得上这些。
芦苇叶子刮在脸上生疼，脚下是厚厚的烂泥和盘结的草根，行进十分艰难，但这片天然的屏障也完美地遮蔽了他们的身影。
穿过令人窒息的芦苇荡，眼前果然出现了一片杂树林。
林子不大，但树木歪斜，地形复杂。
他们在林子里找到了周志平事先安排接应的地下交通员——一个四十来岁、沉默寡言的汉子，大家都叫他老陈。
老陈牵来了两头毛驴，驴背上驮着几个麻袋，里面装着准备好的干粮、清水和几套更不起眼的旧棉袄。
“情况不太好，”老陈一边帮他们把武器零件藏进垫了稻草的麻袋底层，一边低声道，“浦西那边炸锅了，所有进出上海的路口、车站、码头都加了双岗，盘查得厉害。”
无线电侦测车也出动了，听说在搜捕电台。”
周老板（指周志平）让我告诉你们，他那边暂时安全，但需要蛰伏，让你们务必尽快远离上海周边，直接北返。”
周志远点点头，迅速换上一件打着补丁的旧棉袄，戴上破毡帽，脸上再抹点泥灰，瞬间变成了一个逃难或者做小本生意的行商模样。
韩岳、魏大勇等人也依样打扮。狙击枪的部件被分散藏好，子弹则每人分了一些贴身携带。
“怎么走？”周志远问。
老陈展开一张简陋的手绘地图，指着上面一条弯曲的线：“不能走大路，也不能靠近铁路。”
走这条线，从川沙北面绕过去，经祝桥、盐仓，这一带河网密布，鬼子据点相对少些，但‘忠义救国军’和一些土匪武装活动频繁，要小心。”
过了盐仓，进入太仓地界，那边有我们的游击区接应。”
从太仓往西北，想办法过长江，或者走南通、如皋一带，再北上。”
路线很长，且充满不确定性，但这是目前唯一相对可行的选择。
几人没有犹豫，谢过老陈，牵着毛驴，消失在雨夜的杂树林深处。
接下来几天，他们昼伏夜出。
渴了喝点冷水，饿了啃几口硬邦邦的杂粮饼。
白天找到荒废的瓜棚、看青的窝棚或者茂密的坟地树林休息，晚上则趁着夜色赶路。
上海近郊的封锁果然严密，好几次差点撞上巡逻的日伪军或者盘查的哨卡，都被他们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提前侦察躲了过去。
有一次在穿越一条公路时，与一队骑自行车的伪军巡逻队几乎迎面撞上，亏得魏大勇机灵，制造了点动静，引开了对方的注意力，一行人才趁机躲了过去。
一路上，他们也听说了不少关于“虹口刺杀案”的传言。
有的说汪主席受了重伤，生死未卜；
有的说死了个日本来的重要将军；
还有的说刺客被当场击毙，也有人说刺客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日方的报纸则统一口径，轻描淡写地称“发生意外交火，一名友邦人士负轻伤，匪徒已被击溃”，同时加大力度渲染“治安强化”，四处抓人，搞得人心惶惶。
这些纷乱的信息让周志远他们无法准确判断韩岳那一枪的具体成果，但确定无疑的是，他们捅了一个巨大的马蜂窝，也让那个大汉奸汪朝明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经过近十天的艰苦跋涉，躲过了数次盘查和险情，他们终于进入了苏北地区的游击区，在地方游击队的接应和掩护下，相对安全地辗转北上。
又过了大半个月，周志远带领着特战小队，终于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安涞根据地。
踏入根据地哨卡的那一刻，看到熟悉的灰布军装和红色臂章，听到战士们带着乡音的问候，所有人一直紧绷的神经才真正松弛下来，一股难以言喻的疲惫和安心感同时涌上心头。
周志远顾不上休息，第一时间通过根据地的电台，用预先约定的密码，向仍在上海潜伏的哥哥周志平发出了简短的电报：“货已平安抵家，铺面一切安好，勿念。弟，远。”
这封看似寻常的商业往来电文，穿越重重电波封锁，抵达上海某个秘密接收点时，周志平一直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
他销毁电文纸，望着窗外依旧肃杀的城市，知道弟弟和战友们已经虎口脱险，而他自己，以及这座城市里的斗争，还将继续。
就在周志远等人艰难北撤的同时，上海那场未竟的刺杀，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远远超出了枪声本身。
枪击事件虽然没有直接要了汪朝明的命
韩岳那受到干扰的一枪，击穿了轿车右后窗，子弹击中了紧挨着汪朝明就坐的日军高级参谋铃木康造的肩胛部位，使其重伤。
而汪朝明本人只是被飞溅的玻璃碎片划伤了脸颊和手臂，受了些惊吓——但其带来的心理冲击和政治影响却是巨大的。
汪朝明原本就摇摆不定、患得患失的内心，此刻被死亡的恐惧彻底笼罩。
他不仅认为自己“和平运动”的立场触怒了重庆方面的死硬分子，也担心日本主子觉得自己不够“有用”而失去价值。
这种恐慌，与他对权力的渴望交织在一起，反而促使他下定了决心，要更快地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只有依靠日本人的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权，才能获得“安全”和“地位”。
于是，在匆匆包扎了伤口、发表了谴责“恐怖分子”的声明后，汪朝明以“养伤”和“商讨重要事宜”为名，更加秘密而频繁地与日本方面，特别是日本“梅机关”的机关长影佐祯昭等人接触。
而日方也对上海公共租界内发生的、针对其扶植对象的刺杀事件极为恼怒，进一步加紧了与汪的媾和步伐，决定将谈判推向更实质的阶段。
几天后，一艘从日本驶来的旧式轮船“北光丸”，悄然停泊在了黄浦江上一处偏僻的码头。
这艘船名义上是运送普通货物，但实际上已被日本军方征用，成为一个移动的、高度保密的谈判场所。
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夜晚，汪朝明在心腹和少数日本顾问的陪同下，秘密登上了“北光丸”。
在船上等待他的，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大佐——一个在背后具体操盘对汪诱降工作的关键人物。
船舱内部被临时改造成了会议室，铺着厚厚的地毯，厚重的窗帘遮住了所有舷窗，隔音效果很好，只有轮机低沉的轰鸣隐约传来。
今井武夫穿着笔挺的日军军服，戴着眼镜，面带公式化的微笑，显得矜持而冷淡。
汪朝明则穿着中式长衫，脸色有些苍白。
会谈在一番看似彬彬有礼、实则各自算计的寒暄后，迅速切入正题。
汪朝明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他反复思量后的构想，声音因为紧张和激动而微微发颤：
“今井阁下，此次上海事件，更让汪某深感，和平建国之事业，刻不容缓，且必须由一个强有力的、能代表中国民意与法统的中央政府来领导，方能与贵国进行真正有效的合作，共同奠定东亚永久和平之基础。”
他顿了顿，观察着今井的脸色，继续说，“我意，由我出面，组织一个和平政府，真正实现中日两国提携，共存共荣。”
今井武夫慢慢呷了一口茶，镜片后的眼睛没什么波澜：“汪先生有此决心，帝国甚慰。但不知汪先生对于这个政府的构想，具体是如何的？”
汪朝明身体微微前倾，压低声音，但语气坚定地提出了他的核心条件：“第一，此政府须由我主导建立，作为实现中日全面合作的唯一合法机关。
第二，为了与帝国高层达成更深入的谅解，我希望能够尽快访问日本，与近卫首相及其他内阁重臣，当面洽谈成立新政府的具体事宜、缔约原则及帝国对新政府的承认与支持力度。
第三，”他加重了语气，“新政府必须继承中华民国的法统，国号、国旗、国体，均应延续，政府名称即为‘国民政府’。
我们应当还都南京，以此彰显新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方能收揽人心，稳定局势。”
这几条，尤其是“还都南京”和“继承法统”，是汪朝明精心设计的政治招牌，意图与重庆的蒋介石政府争夺正统地位，同时也是向日本人展示自己并非毫无资本的空头政客，而是有能力“代表中国”的政治力量。
今井武夫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桌上轻轻敲击。
他心里清楚，汪的胃口不小，不仅要名分，要实权，还要日本公开、全面的支持。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扶持汪政权，确实是日本以华制华、巩固占领区、诱降重庆方面部分势力的重要一步棋。
只要汪肯彻底合作，满足其部分“名分”上的要求，未尝不可。
“汪先生的意见，我基本可以理解。”今井缓缓开口，语调平稳，“帝国政府对于与真正理解日中亲善、共建东亚新秩序的有识之士合作，是抱有诚意的。
访问日本一事，我可以代为转达并尽力促成。
至于国号、国旗等事项，只要有利于新政府开展工作、收拢民心，帝国方面可以考虑尊重。
不过，”他话锋一转，目光变得锐利，“新政府成立后的权力架构、与帝国驻军及各类机关的关系、各项政策的协调、以及对重庆方面抗战势力的具体态度和措施……
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需要我们双方在此次会谈中，以及汪先生访日期间，逐一详细敲定，形成明确的条款。
毕竟，合作需要建立在相互理解和切实可行的基础之上。”
汪朝明连连点头：“这是自然，这是自然。
一切具体细节，都可以慢慢商议。只要贵国支持我领导新政府，我相信，很多问题都可以找到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先就一些原则性问题达成共识，比如，在占领区内，由新政府负责行政、治安维持等工作，贵国驻军则负责防务及重要交通线的安全；
经济上，采取合作开发的方式，资源互通有无……”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两人就伪政权的组织架构（设立行政院、立法院等五院，但实际权力由汪及其亲信把控，并受日本顾问监督）、军队组建（名义上属“国民政府”，实则由日军控制或深受其影响）、财政金融（发行新货币，但与日元挂钩，重要税收由日方掌控）、以及如何配合日军进行“清乡”、“治安强化”以打击抗日力量等一系事宜，进行了深入的、讨价还价式的交谈。
今井武夫步步为营，在很多关键权力上寸步不让，坚持要写入秘密协定；汪朝明则竭力想保住一些表面上的自主权，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和活动空间。谈判桌上烟雾缭绕，双方的心思都在字斟句酌间来回碰撞。
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这艘看似铁桶般的“北光丸”上，有一双耳朵，正借助着通风管道和船舱结构的便利，潜伏在暗处，将他们谈话的大部分关键内容，一字不漏地听了去。
这是一名代号“船工”的地下党情报员，他表面身份是船上负责维护轮机舱的工人，真实任务则是设法接近和监视这艘船上的特殊活动。
他利用日本人对他这种“苦力”的忽视，以及长期潜伏练就的潜行和窃听技巧，成功获取了汪、今井会谈的核心纪要。
会谈结束后的次日，“老刘”利用上岸采购零配件的机会，将密写的情报交给了交通员。
这份情报几经辗转，通过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线，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仍留守在上海、负责情报汇总与传递的周志平手中。
周志平看到情报内容，既感到愤怒——汪逆的卖国行径如此露骨而急切；
又感到一种揭露真相的紧迫与兴奋。
他知道，向上级传递情报固然重要，但若能将这卖国交易的肮脏细节公之于众，必将沉重打击汪逆集团刚刚开始聚集的所谓“人气”，在国内外舆论上掀起巨浪，也能唤醒更多被蒙蔽的民众。
他立刻行动起来。找来了最信任的同志，将情报内容进行整理、润色，形成了一篇极具爆炸性的新闻稿件。
稿件以客观记录的口吻，详细披露了“北光丸”上密谈的要点：
汪朝明如何主动提出组建伪政府、要求访日、企图窃取“国民政府”名号还都南京，以及日方如何以此为诱饵，实则谋划控制政治、经济、军事命脉的秘密条款。
稿件没有过多评论，但事实罗列之下，卖国求荣的丑陋面目已然淋漓尽致。
稿件完成后，周志平没有选择单一渠道投递。
他知道上海新闻界情况复杂，各家报社背景不同，主编心思各异，有的怕日伪报复，有的顾及生意，有的则还有一点未泯的职业良知和爱国心。
他采用了多点撒网、区别对待的方式。
他手下的地下党员和可靠的外围群众，分别装扮成投稿者、愤慨的市民、甚至是某方神秘势力信使的模样，利用夜晚的掩护，通过塞门缝、邮寄、直接送入报社信箱、甚至“偶然”遗落在主编常去的茶馆包间等多种方式，将这份稿件副本，几乎在同一时间，递送到了上海滩数家有影响力的报社主编案头。
这些主编，有的是在清晨来到办公室时发现桌上有匿名信件，有的是在回家时被神秘人拦住塞了材料，还有的是在参加饭局中途离席时，发现大衣口袋里多了一个厚厚的信封。
《申报》馆，史量才书房。
灯下，这位报界巨擘已然须发花白，但目光依旧锐利。
稿子是一个不知名的人半夜从门缝塞进来的。
他反复读了三遍，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心上。
他摘下眼镜，揉了揉酸涩的鼻梁。
窗外，是76号特务可能潜伏的暗影；
桌边，是《申报》同仁的安危和几十年的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