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这也正是赫尔岑为何在人生后半段被俄国遗忘，在克里米亚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赫尔岑的这些政治观点还颇有影响力，他也是俄国六十年代相当知名的键政英雄。
只是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外加十九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思潮愈演愈烈，赫尔岑这种秉持着失败主义立场的上个时代的键政英雄，也是理所当然的变成了幽默牢赫，幽默完了……
当然，赫尔岑的思想中确实有非常不妥的一面，又或者说，在无比复杂的十九世纪下半叶，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洞察这个世界究竟都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个世界又该去往何处。
米哈伊尔在看完赫尔岑和别林斯基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之后，一时之间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只能说，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不妥当之处，但无论他们怎么看，实际上都对这场战争的走向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
而不知为何，赫尔岑似乎有些过分高估了米哈伊尔的威能，竟然在信中对米哈伊尔如此说道：
“米哈伊尔，英国如今的公众舆论对俄国的态度相当不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多半会影响战事的发生。而你的存在，在我看来你只要针对性的去做一些事情、写一些东西，说不定能让英国的公众舆论发生逆转。
正因如此，我希望你能认真想一想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米哈伊尔：“？”
英国的恐俄情绪由来已久，我要是真有这个能耐那才叫怪了……
米哈伊尔只能说，这几方他都没有什么好占的，或许也只能在战争爆发后才有机会去做点事情吧……
值得一提的是，在如今这个阶段，知道米哈伊尔的私人住址的人并不多，而那些并不知道他的私人住址的人，自然大多先把信送到米哈伊尔开办的《新世界文学月刊》杂志社，随后便等米哈伊尔自己发现，亦或者等杂志社的其他转交到米哈伊尔的手中。
于是就在某个普通的日子，一封信寄到了米哈伊尔在纽约的杂志社当中。
由于米哈伊尔这段时间在忙一些别的事情，并不怎么在杂志社出现，于是《新世界文学月刊》的一名普通编辑劳伦便准备拿上这封信，送往米哈伊尔的住处。
而在拿起这封信的那一刻，编辑劳伦顿时就是一愣。
嗯？
这封信怎么感觉好像不是一般的信啊？
鹰徽的火漆印，烫金的花里胡哨的纹章，厚重的信笺……
难不成写这份信的人身份很高？
带着这样的疑惑，劳伦拿着这封信前往米哈伊尔的住处。
由于劳伦去的时候米哈伊尔正好在家，并且暂时并没有什么事情要忙，于是米哈伊尔还请这位帮他跑腿的人坐了一会儿，请他喝了一杯茶。
两人稍微闲聊了那么一会儿后，米哈伊尔很快便拆开信看了起来。
正是在这个时候，老觉得信上的纹章似乎有点眼熟的劳伦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他忍不住开口问道：
“尊敬的米哈伊尔先生，恕我冒昧，这封信是您的哪位了不起的朋友写给您的？我总觉得信封上的纹章似乎有点眼熟……”
“哦，您说这个啊。”
米哈伊尔随手拆开了信，随便看了一眼信件末的落款，然后便随口回道：
“我跟这位拿破仑三世并非朋友。至于您觉得纹章有点眼熟，大概是纽约的报纸前不久还在报道他已经称帝的消息吧。”
劳伦：“？？？”
等等等等……
你说写这封信的人是谁？！
那位法兰西皇帝？！
而且你还不肯承认他是你的朋友？
米哈伊尔先生您对朋友的要求这么高吗？！
我记得我好像都算您的朋友啊！
真要这么说，莫非我比法兰西皇帝更……
劳伦的大脑已经彻底陷入了一片空白。
关于拿破仑三世称帝的消息，在1852年底就已传到美国，到了1853年2月，纽约人已经知道得更多，但仍然情绪复杂。
在纽约，各个阶层对此消息的感知则大不相同，纽约法国的共和派流亡者及其同情者，视拿破仑三世为“篡位者”，当他们得知拿破仑三世称帝的消息，情绪极为复杂，既有对旧制度复辟的失望，也有对故土未来的担忧。
很多“48年志士”则是对一切君主制都本能地反感。称帝在他们看来是历史的倒退，他们在谈论这件事情时难免带了点鄙夷的情绪。
但对于土生土长的纽约人来说，拿破仑三世称帝更像是一个遥远欧洲的、戏剧性的奇观，而非切身的威胁。人们更多是抱着看戏的心态去消费这条新闻。
虽然这些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并未抱有太多敬畏的心态，但说白了，当他们真的能够见到这位法兰西皇帝的时候，谁不想急头白脸的喊上几句皇帝万岁，看看能不能为自己混点好处……
劳伦正是这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中的一员，他对待法国这位拿破仑三世的态度跟纽约大部分人并无太大差别。但以他的身份，大概一辈子都没有几乎接触到这种级别的大人物。
然后现在你跟我说，我认识的人里面就有人认识这位法兰西皇帝？！
然后这个人还不愿意承认法兰西皇帝是他的朋友？！
劳伦只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多多少少有点不太对劲……
就在劳伦依旧感到有些头晕目眩的时候，米哈伊尔基本上也已经看完了这封来自拿破仑三世的邀请信，信里面的内容也没什么特别的，大致就是：
“……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铁链并没有摧毁您的身体，反而锻造了您反抗的灵魂……现在，欧洲正在进入一场风暴的漩涡。我邀请您来巴黎，以法兰西帝国客人的身份，亲眼看看这片古老的大陆。
这里有您的读者，有敬仰您的文化界人士，您可以在这儿完成您真正的杰作，发出比在伦敦或纽约更响亮的声音。您不需要为我或法兰西的皇冠增色，但法国可以为您的真理提供一个更嘹亮的回音……”
这封信的措辞还算客气，但背后抱有怎样的心思米哈伊尔可是清楚得很。
因此在快速看完这封信后，他就将这封信放到了一边，转而继续招待劳伦这位还未离开的客人。
“米哈伊尔先生。”
看着米哈伊尔那副仿佛无事发生的样子，劳伦多少有点恍惚的问道：
“您不用现在就给这位陛下写回信吗？”
“不用，这并不重要。”
米哈伊尔笑了笑道：
“要我再让人给您添杯茶吗？”
劳伦：“？？？”
莫非我真比法兰西皇帝更重要……
494、真是令人愉悦啊，尼古拉一世，我大概一生都不会忘了你吧……
关于拿破仑三世这位民选皇帝寄给米哈伊尔的这封邀请信，虽然看似是一项殊荣，但其中大概率是包藏祸心。
又或者说在拿破仑三世看来，这是他赐予了米哈伊尔一个加入法国、融入法国的机会，某种程度上算是等价交换。
当然，无论真相到底如何，米哈伊尔都没有太大的兴趣。而既然拿破仑三世可能想顺手利用米哈伊尔一波，那么反过来说，米哈伊尔倒也不介意利用一下这位皇帝，以便他在后续克里米亚战争正式爆发后，能够在战争期间在英国、法国同时连载一部小说。
值得一提的是，拿破仑三世在这一时期同样意识到了公众舆论的威力。
“在我们所处的文明阶段，”法国皇帝在1855年宣布，“军队的成功，无论多么杰出，总归是短暂的。在现实中，公众舆论总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路易-拿破仑对报刊和公众意见的威力非常了解，他就是靠这一点独揽大权的。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法国报刊的运作都是在政府的审查和控制之下进行的。报社社论经常是由政府支持者“买断”，文中观点通常比报纸读者的政治立场更保守。
拿破仑三世把这场战争当作赢得公众支持的手段，在执行政策时随时关注公众反应。
这样一来，米哈伊尔到时候若是想在巴黎连载一部小说，那么肯定得得到巴黎政府的许可。
以现在的情况，稍微运作一下应该不难得到许可。不过拿破仑三世以为米哈伊尔会连载的小说和米哈伊尔真正会连载的小说肯定不是一回事。
至于这部小说到时候会不会让拿破仑三世大惊失色乃至感到惶恐，这就不是米哈伊尔需要关心的事情了。毕竟他不会为任何一位皇帝说话，他只为具体的人说话。
某种意义上来说，为具体的人说话，确实是文学最深沉的伦理。
世事无常、沧海桑田，各种人们以为万世不易的宏大叙事、牢不可破的观念总是随着时代和立场的改变而一变再变，但具体的人却一直都在。
就在米哈伊尔思考着应该如何运作一番的时候，没过多久，米哈伊尔便多少有点惊讶的发现，英国竟然也有政客给他寄来了信，内容大致就是希望米哈伊尔能向沙皇尼古拉一世复仇：
“……沙皇以为他摧毁了您。他以为把您扔进西伯利亚，您就会像他成千上万个囚犯一样，消失在那片白色的荒漠里。他不知道，有些人是无论如何也关不住的。他同样不知道，他亲手制造了他最危险的敌人。
这不是您的私人恩怨。这是一个人对一整个野蛮制度的审判。
您已经在伦敦留下了您的名字。您的《福尔摩斯》，您的《罗杰疑案》，您让全英国的读者都开始追捧您。但您还没有完成您真正的使命，您还没有让那个把您关进去的人，也尝一尝恐惧的滋味。
我们邀请您来伦敦。不是为了利用您，而是为了给您一个舞台，写下您对俄国的看法，写下您对沙皇的看法，是时候让那些画面从您的脑子里走出来，走到纸上，走到每一个欧洲人的眼前了。
沙皇将会因为您在报纸上连载的内容夜不能寐……“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对一个曾经遭受到沙皇迫害的流亡者来说确实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提议。
但对于米哈伊尔来说，他对尼古拉一世个人的复仇早就从那句“我宽恕你”就已经开始了，而据他那些身处俄国的朋友们所说，他对俄国未来的战争的看法大概率是已经被沙皇本人知晓。
那么等到克里米亚战争真正爆发乃至走向最后的结束，尼古拉一世本人又将是怎样一副表情和心情呢？
真是令人愉悦啊，尼古拉一世，我大概一生都不会忘了你吧……
如今这个时期的尼古拉一世的心情：会赢的！
米哈伊尔遭了那么一大圈罪，俄国受到尼古拉一世迫害的人更是数不胜数，那么米哈伊尔自然是得给这位沙皇本人上上眼药。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这些政客提到的这些复仇实在是有点小儿科，而且很明显是想让米哈伊尔为他们冲锋陷阵，那么米哈伊尔显然就更不能答应了。
而说得更实际一点的话，米哈伊尔依然心存回到俄国的期望，他依旧希望能再见一见他的那些老朋友们和他所熟悉的很多事物。这种情况下，稍微留点余地倒是也好，毕竟俄国革命的时机还远远未到成熟的地步，那么米哈伊尔在俄国显然就还有不少工作要准备一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如今这个阶段，英国政府中的主和派显然是要多于主战派的。
此时的英国政府是一个在阿伯丁勋爵领导下的脆弱的联盟，由自由党和支持自由贸易的保守党成员组成。
大部分内阁成员与首相的意见一致，他们觉得英国不应该被土耳其拖入一场战争中去，土耳其人基本上属于咎由自取。维多利亚女王自己都曾发出警告：
“我们和法国一道承担了打一场欧洲大战的风险，却没有限制土耳其的行动，不让其挑动战事。现在事件的决策权完全被君士坦丁堡枢密院的一百二十名土耳其狂热分子掌握，与此同时，我们却承诺英法会保卫他们的领土主权！
这样重大的权力，议会从来都是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的，连英国皇室都不得干涉，现在却这样交给了土耳其人。”
维多利亚女王依然倾向于信任沙皇的动机，只因十年前她见到沙皇时，对他有喜爱之心，认为他的挑衅行为是可以被约束的。她的个人立场是反土耳其的，这也影响了她对俄罗斯入侵的看法。
她曾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土耳其人被狠狠击败的话，将会有利于和平，总的来说有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以之前提到的坚定的帝国主义战士帕麦斯顿为代表的主战派向主和派发起了挑战，主战派认为，俄国扩张直接威胁英国通往印度的生命线，以及欧洲均势。他们主张采取强硬手段遏制俄国，维护大英帝国的全球霸权，这背后是帝国战略利益的考量。
当然，在这中间自然还掺杂了个人的政治声望和党内地位等因素。
严格来说，克里米亚战争彻底爆发的可能性其实并没有那么大，仅仅研究政治领袖和外交官的动机是无法真正理解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场迫于媒体舆论和公众观点的压力而引发的战争。
之前提到的“第四种力量”在这中间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帕麦斯顿这个主战派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家。他明白为了赢得大众的支持，必须培养与报刊的关系并且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公众传达理念。宣扬与俄罗斯交战是他赢得舆论支持的手段。
他的外交政策能够赢得英国人心，因为其所代表的正是英国人自我想象中的英国国家特征和理想：信仰新教、热爱自由、充满活力、勇于冒险、自信大胆，他们不惜为保护弱小者而战，为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自豪，蔑视外国人，特别是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徒。
帕麦斯顿将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徒与欧洲大陆最糟糕的奢靡丑恶联系在一起。英国公众对他以自由主义理念进行对外干预的言辞非常喜爱，因为他们就是这么看英国的：英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政府的任务是将英国的生活方式带给那些不幸的外国人。
只能说，各个国家都有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的一套说辞，但有些说辞确实存在许多可疑的地方，究其本质，大概还是冷冰冰的利益算计。英国的战争行为只是在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捍卫自己的霸权。
但架不住大部分公众都吃这一套，也不会过多质疑，，帕麦斯顿也正是靠着这种公众舆论的压力和其他一些主战派人士的支持，才让英国政府一步步朝着战争走去。
从这个角度来说，倒也难怪有英国政客向米哈伊尔抛出了橄榄枝……
而事到如今，米哈伊尔确实也在认真考虑究竟应该什么时候前往英国了。
有一说一，由于米哈伊尔在美国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好几项事业，再加上他的这些事业目前来说仍然处于草创期，他这个创始人确实多少有点脱不开身。
好在娜佳的存在确实为米哈伊尔分担了许多压力，早在很久之前，娜佳就表示出想在商业上有所作为，因此米哈伊尔在纽约开创各项事业的时候，娜佳几乎可以说是全程参与，对有些细节上的东西或许要比米哈伊尔还要更加熟悉。
两个年轻人都是刚刚接触商业没多久，米哈伊尔在这一块也并非万能，因此一路走来，两个年轻人可谓是犯了不少错误。但既然这些错误是由两个人共同承担，那么压力其实也就没那么大了。
两个年轻人认真的聊聊、认真的总结一下这一路上的成败得失，等到新的一天到来后，也就已经收拾好心情继续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