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轻骑兵旅旅长卡迪甘勋爵率领六百多名轻骑兵，向山谷尽头的俄军主炮兵阵地发起了冲锋。
这是一场极为荒唐又貌似悲壮的一次冲锋，荒唐之处在于这座峡谷的三面早已被俄军包围，正面及两侧多达三十门大炮，这么多骑兵发起冲锋简直就是再明显不过的活靶子。
貌似悲壮之处则在于这幅场面过于荒唐，以至于让人想起了向风车发起冲锋的堂吉诃德……
很快，俄军的三十多门大炮朝这一支轻骑兵开火，尽管这支轻骑兵伤亡惨重，但仍冲入俄军阵地并击退了部分炮手，但很快就因兵力悬殊被迫撤退。
在同一时刻，像拉塞尔这样的记者以及英国女士们和其他观战者，正在萨坡恩高地上一起看着轻骑兵旅的战士们三三两两地往回撤退，许多都受了伤。
观战的英国女士们只觉这一幕是如此的令人恐惧，但拉塞尔却是怀着强烈的疑惑和愤懑记录着这场完全不合理的冲锋，他压根不明白英军指挥官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策，但他已经将这一幕记录了下来并且准备寄往《泰晤士报》。
而就在拉塞尔将他那些描写英军糟糕的后勤制度和战略决策寄往伦敦的时候，伦敦却是在前段时间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讨论，至于这场讨论的中心，自然就是米哈伊尔目前正在伦敦连载的那部小说……
一般来说，在正常时期，批评的声音固然常见，但依旧会令一些人觉得不快。
等到战争这种特殊时期，所谓批评的声音无疑会显得愈发尖锐，乃至招来更多人的围堵和反驳。
更何况，米哈伊尔在小说里的批评对于英国公众来说也并非常规意义上的批评，米哈伊尔小说里的批评声音似乎要更加尖锐、更加“中立”，既书写英国普通士兵在战场上的悲惨遭遇，但在一些地方似乎同样书写了英国士兵的残忍、虚伪。
而这种倾向对于自认为发动了一场“圣战”的许多英国公众来说似乎也越来越难以忍受，就像英国一家报纸上的一则文学评论写的那样：
“……我们并非不能容忍批评。批评是自由报刊的灵魂。《泰晤士报》那位好斗的爱尔兰人拉塞尔，用他那支蘸满了前线泥浆的笔，无情地揭露了军队后勤的混乱。我们容忍了他，因为他所批评的一切，最终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让我们的军队变得更好，他的批判，归根结底，是一种愤怒的爱。
但这位米哈伊尔先生的做法似乎截然不同。他并非只以爱国者的姿态提出建议，而是同样以一种超越凡尘的、近乎上帝的视角，冷漠地俯视着交战双方的苦难。在他的叙述中，英国士兵的生命似乎跟俄国的野蛮人的生命放在了同一天平上称量……
这是一种文学上的道德破产……这样的批评或许是有一定益处的，但它的破坏性要更大……”
简而言之，许多英国公众觉得米哈伊尔的这种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笔调太现实主义了一些。他们更想看到他们的士兵光辉和受苦受难的一面，对于他们不光彩的一面则下意识的进行回避乃至直接否认。
在他们看来，米哈伊尔太过于客观，尽管这份客观平等地等待战场上的所有人，但对于一些所谓真正的爱国者来说，他们并不需要如此客观的声音。
另外就是米哈伊尔的身份在如今这一时期确实有些特殊，而英国文学界和报刊界的一些人，出于嫉妒、眼红等阴暗的心理同样在对这些批评的声音推波助澜，最后再加上米哈伊尔正在连载的这部小说一直都是这种客观的态度，承诺的反转迟迟未能到来，一些忍了许久的人终于忍不住，然后开始在舆论上围剿米哈伊尔正在连载的这部小说乃至米哈伊尔这个人：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在这部小说里究竟要诋毁英国的军队诋毁到什么时候？他为何会对英国军队有如此大的恶意？
明明是一场光荣的圣战！在他笔下却显得如此肮脏、卑劣！英国人，我们要好好想想我们是不是过于容忍这位来自外国的文学家了！”
“依我看，他说不定就是俄国派过来的奸细！说不定他当初压根不是自己逃出西伯利亚的，而是俄国主动送他出来的！现在好了，俄国人用上他的时候终于到了！”
“前些天的报道你们看了吗？我们在克里米亚的阿尔马河战役击败了俄军！把他们打的落花流水，我们取得了一场光荣的胜利！接下来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打下塞瓦斯托波尔，打到俄国的更深处……这样一支军队，跟他笔下的这支军队难道有任何相同的地方吗？
我早就说了，他笔下的军队和战争全是假的！真正的军队和战争不可能像他笔下这样，这个俄国佬完全不懂荣誉为何物！”
“他一个只会坐在安稳的后方写写小说的人，他又怎么可能了解到真实的战场？他又怎么可能了解到我们军队士兵的真情实感？在我看来，他的小说还是太过虚假了……”
“应该让他立即停止连载！关停连载这部小说的杂志！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作品！”
……
当有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叫嚣的时候，同样还有许多中立乃至赞赏米哈伊尔这部小说的人。
许多持中立态度的人觉得米哈伊尔写的终究是小说作品而已，而英国也没必要对一部小说这样上纲上线，倘若一部小说都要上升到现实的高度大批特批，那么英国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自由何在？这样又跟流放他的俄国有什么区别？
除此之外，就像之前遇到的那样，得益于侦探小说系列以及米哈伊尔已经在伦敦出道七八年的老资历，米哈伊尔在伦敦可是有着一批相当牢靠的基本盘。
只要米哈伊尔不是劈头盖脸的批评英国和英国政府，他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米哈伊尔，毕竟天才总归是会有点怪癖的……
至于哪些赞扬米哈伊尔的这部小说的人，赞赏的则是米哈伊尔的这部小说所提供的一种超越性的立场和全新的底层士兵的的视角。在他们看来，这完全就是勇气和良心的象征……
但像这类声音的力量总归是比较弱小的，再加上部分报纸一直在试图煽动起大众的爱国热情和排外心理，因此批判乃至围剿米哈伊尔的声音显然是在变得越来越大。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时，就连桑德斯都不由得为米哈伊尔和自己的杂志捏了一把汗。
虽然桑德斯一直试图在舆论上为米哈伊尔营造比较有利的局面，但奈何米哈伊尔的小说一期比一期爆！起初批评军队制度的段落和情节就已经够暴力了，写到现在，米哈伊尔先生好像都准备直接掀开这场“圣战”的遮羞布了！
与此同时，桑德斯当然知道伦敦文学界和评论界的一些人在趁乱下黑手，但在这种公众舆论面前，他也确实没有太好的反制手段，偏偏英国还真已经在前线打了胜仗……
不过即便到了这种时候，桑德斯依旧没有跟米哈伊尔切割的打算。
大不了就是两个人一起在英国的文学界完蛋，但只要他桑德斯抱紧米哈伊尔的大腿，那想要东山再起岂不是早晚的事？
就是这下可能真要让伦敦文学界和报刊界的一些人看笑话了。以前他和米哈伊尔先生一起踩了这些人的头踩了那么多年，这下子终于是要被人踩了……
就在伦敦的公众舆论对米哈伊尔越来越不利的时候，就在桑德斯难免有些郁闷的想着一些事情的时候，终于，战场前线的记者们送来了最新的消息！
在10月12日这天，《泰晤士报》的读者在早餐看报时，读到了一则触目惊心的报道，作者是《泰晤士报》驻君士坦丁堡记者托马斯·切纳里，报道中说英军在克里米亚前线的伤病员必须被送往五百公里远的斯库台。
“医疗准备不够充足，无法给伤员提供适当的照顾，”他写道，“没有足够的外科医生，这也许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没有足够的包扎员和护士，这也许是系统的错，谁也怪不着；但是连做绷带的亚麻布都不够，这还能怎么说？”
与此同时，拉塞尔同样愤怒地描写了伤病员的痛苦：
“……不仅没有足够的医生，不仅没有包扎人员和护理人员，甚至没有纱布做绷带……难道阿尔玛战斗的胜利不是令世界吃惊的大事吗？然而……就连最普通的外科手术准备也没有！不仅有些伤病员一周也没有任何医务人员来看看他们的伤口，而且他们在痛苦中死去，没有人注意，没有人医疗。
尽管急需医生，但医生却在巡视发臭的舰艇，可是现在……连设备、最普通的病房也缺乏，英国军队中的医务人员，已经忘记由于用破布烂片包扎伤口，这些人会送命的……”
一则则揭示触目惊心的战争情况的报道在这一天简直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撼了整个英国！
与此同时，在这一天，整个英国的读者同样看到了拉塞尔用沉重感慨的笔调，描写了那位知名文学家米哈伊尔是如何出于同情和义愤亲自在战场上搬运伤兵、掩埋死者，毫不在意战场上恐怖肮脏的环境和他的身份地位……
看到这则报道的整个英国的读者：“……
这……这？
当看到这则报道的时候，几乎整个英国的读者都有点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与此同时，前段时间批评和怀疑米哈伊尔立场的部分爱国人士：“？？？”
不是？！
这种工作是你这种体面的绅士应该干的吗？！
连我们这种阶层的人都不会干，你怎么还干起来了？！
难不成你其实比我们这些人更爱国吗？！！
513、反响和前往战场的南丁格尔
在10月13日这一天，《泰晤士报》又发表了拉塞尔的另一篇战地报道，拉塞尔在这篇报道中还将英国军队与法国军队的条件进行了对比：
“伤病员受到的对待还不如达荷美的生番……由年老力竭靠养老金过活的人组成的救护队根本无用……在我访问的间隙，我看到这儿没有能按医生嘱咐给伤病员包扎的护士，没有人看护他们。
法国军队的条件远远优于英军。他们的医疗安排得相当好，他们的医生人数多。同时，他们得到妇女慈善会的帮助……这些忠心耿耿的妇女都是极好的护士。”
拉塞尔所报道的英国军队糟糕的医疗情况以及英国人的安排不如法国人可谓是令整个英国怒声喧天，前首相之子罗伯特·皮尔爵士在当天就创立了《泰晤士报》克里米亚伤病员救治基金，群情激奋的英国读者更是纷纷给报社写信、捐款。成百上千封信件直接夹着现金和支票寄往了《泰晤士报》。
大量读者来信关注英军在克里米亚竟然没有护士这一丑闻，许多热心做善事的妇女发出倡议进行补救，与此同时，《泰晤士报》还刊登了一则读者来信，信上愤怒地责问道：
“为什么我们没有妇女慈善会？为什么情况已经糟糕到像米哈伊尔先生这种身份的人都看不下去，帮忙搬运伤兵？整个英国难道找不到比这位米哈伊尔先生更关心伤兵、更爱这个国家的人了吗？”
如此严厉的责问刺痛了大量英国读者的心，他们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对英国伤兵支持的同时，对于米哈伊尔和他的小说的看法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很多时候，行动确实要比言语更有力量，米哈伊尔在战场上的行为无疑有力地驳斥了前面一段时间公众舆论对于米哈伊尔的很多指控，至于他写的小说，尽管里面确实有很多令人不安和不合时宜的情节和段落，但这些东西难道不是正在发生的吗？
或者说，米哈伊尔先生正用他那双敏锐的眼睛发现许多别人以往不曾发现的东西！从未有人像他一样用这种视角来看待战争！
米哈伊尔在战场上的道义之举无疑是博得了英国公众的好感，以至于前一阵子还在慢慢围剿米哈伊尔的舆论形势在短短两三天的时间里发生了相当大的逆转。
桑德斯无疑是对这种舆论形势的变化最为敏锐的一批人之一，桑德斯在看到《泰晤士报》上的报道后在担忧米哈伊尔的健康的同时，也是赶忙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为米哈伊尔在舆论上造势，他很快就找了一些人写了一些稿子，然后刊登在英国的报纸上：
“……当战场上的最新报道传回伦敦，我想说的是，闹剧结束了！此前一大批人中伤乃至侮辱侮辱米哈伊尔先生的这场闹剧应该结束了！那些在评论版上指责他动摇军心的人，那些说他弘扬一种失败主义的人，你们去过战场吗？你们背过伤兵吗？那你们把活人的重量压在自己的肩膀上过吗？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经历，米哈伊尔先生才会用无比残酷和阴郁的笔调如此描写这场战争。他所书写的才是真正的战争……”
……
到了这一步，米哈伊尔那些在伦敦的读者基本盘、一些中立人士以及本身就具有反战倾向的人也是纷纷发力，为米哈伊尔和他的小说营造出了更大的声势。
当桑德斯发现伦敦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为米哈伊尔说话后，他顿时就松了一口气。
舆论场上向来不怕争论，甚至说，适当的争论其实是有很大好处的，能将许许多多原本并不会关注这件事情的人给吸引过来。但与此同时，在舆论场上，尤为凶险的便是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当大部分人都认为其中一种观点才是真相的时候，那就真的是黄泥巴落裤裆……
好在局势现在终于是有了好转，较为直观的体现便是桑德斯的杂志的销售数量，此前在舆论形势的影响下，可谓是跌宕起伏甚至有向下俯冲的架势，但最近这几天总算是变成了上升曲线。
尽管局势已经好转，但桑德斯并未掉以轻心，毕竟那些米哈伊尔的反对者前阵子可是付出了不少的人力、物力和心力，让他们突然收手乃至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肯定是万万不肯的，甚至还有可能因此恼羞成怒……
事实上，桑德斯想的确实没错，尽管舆论已经出现了翻转的架势，但是很多人依旧秉持着他们之前的观点，并且认为英国军队会一直赢下去，或许要不了两个月就能直接攻陷俄国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了！
到了那时候，他们肯定能携带着战争胜利的声势一脚将米哈伊尔和他这部令人不快的战争小说踩进沟底！
桑德斯在10月19号这一天便听到他的一位文学界的对手如此讽刺他道：
“恕我直言，您高兴不了多久了，我在陆军部有一位朋友，他告诉我说，战争形势十分乐观，我们在冬天到来之前便能彻底占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了。而您的杂志上连载的那部令人不快的小说呢？哪怕是最新一期内容，他都是令人沮丧的内容、阴郁的笔调和厌战的情绪……
到时候胜利一旦到来，这部作品难道还有连载的价值吗？它还能令人信服吗？整个英国都会知道，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失败作品，而且充满了消极和不怀好意……”
面对这样的言论，桑德斯说完全不担心那确实是假的，但他现在也不太可能让米哈伊尔直接更改这部小说的基调，于是他唯一能做的依旧是耐心等待着来自前线的最新消息。
与此同时，当英国正在逐渐刮起一场愤怒的风暴的时候，英国军队的军事当局正为《泰晤士报》的干预而愤怒，他们拒绝承认有任何过错，陆军部等部门也急忙为自己开脱，说大量运出的补给正在抵达瓦尔纳，这时说不准已经过剩，而且英国军队说不定压根就用不到这些物资就能够带着胜利回来。
而来自公众舆论的压力终究是落在了英国陆军大臣西德尼·赫伯特头上，西德尼·赫伯特在下达种种有助于改变伤兵待遇的命令的同时，他也想起了自己的一位老朋友：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西德尼·赫伯特与南丁格尔是多年的朋友，并由此深知她在护理管理和医院改革方面的杰出才能。此时的南丁格尔正担任伦敦一家女子医院的负责人，已颇有声望。赫伯特认为，只有让她带领一支受过训练的护士团队进入军队医院，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卫生、营养和护理体系，平息舆论危机。
因此在10月15日，他写信给南丁格尔小姐邀请他去司库塔里指挥一队护士，而且是政府特许，由政府支付费用。
而恰恰就在这一天，西德尼·赫伯特便格外惊讶的发现这位南丁格尔小姐同样给他写了信，信上的内容跟他的想法不谋而合，甚至说，这位南丁格尔小姐已经提前组织了一批人手，还进行了简单的培训，如今已经整装待发。
西德尼·赫伯特：“？”
莫非南丁格尔小姐早就有了这样的打算？
当英国陆军大臣西德尼·赫伯特带着疑惑询问了南丁格尔之后，他便听到了这样的回答：
“是那位米哈伊尔先生的建议。早在几个月前，他就看出英国军队的后勤和医疗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他也向一些人反应过这个问题，在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过这件事，但并没有什么人理会他，他便向我发出了邀请……”
西德尼·赫伯特：“……”
什么叫一位文学家早就看出了英国军队存在的巨大问题……
一位文学家的目光竟然如此深远？
西德尼·赫伯特在惊讶之余，也是抓紧时间走各种程序，给予南丁格尔干涉部队医疗的身份和头衔，与此同时，他对从部队收到的保证并不满足，于是准备派出一个“医院和伤病员状况调查团”。
其目的是调查事实，但他们不能采取行动，不能改变现有的组织安排，而南丁格尔将和调查组一道工作，发回正式报告书。另外，南丁格尔还可以单独写信，忠实地报告那些不便于在正式报告书中公开写的内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专业护士出现之前，修女群体实际上长期承担着医疗照护的社会职责。南丁格尔的护士团体里便有相当多一部分人就来自修道院。
在基督教传统里，照顾病患、穷人和临终者被视为直接的宗教责任。修女通过护理，实践“爱人如己”的信仰。对她们来说，这不仅是工作，更是一种灵性修炼和获得救赎的方式。
与此同时，在近代医院体系诞生前，修道院就是欧洲最重要的医疗庇护所。
大的修院往往都设有“救济院”和“草药园”。修女们在园中种植草药，并掌握草药的炮制和使用知识，负责给病人换药、接骨和处理伤口。
到了近代，部分修会更是将护理发展成核心使命。其中法国仁爱会修女最具代表性。她们不以隐修为主，而是专门组织起来，系统性地进入医院、济贫院，甚至跟随军队上战场。
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她们已跟随法军参与了多次欧洲战争。她们纪律严明、镇定高效，积累了当时最丰富的战场急救、防疫和伤员转运经验。
当然，并非所有教会都是如此，尤其是18世纪中叶以来，宗教中的护理概念已经没落，身体与灵魂被认为是不可兼容的，高尚的思想情况受到鼓励，而清洁却被忽视了。就像南丁格尔写某些修女时所说的那样：
“尊敬的、虔诚的妇女们，他们只适合于天堂而不适合于医院，像天使飞过，而不管病人。让他们在肮脏的、无人过问的情况下死去，她们安慰的只是灵魂。”
简而言之，她们这些人不做脏活累活，主要还是给人灌灌鸡汤、进行精神抚慰。
南丁格尔自然是尽量拒绝这样的人士加入到自己的团队之中。
在做完最后的准备后，终于，南丁格尔和她的护士队出发了，从伦敦桥取道波罗日去巴黎，一夜呆在巴黎，四夜在马赛，然后从马赛乘快速邮艇前往君士坦丁堡。
当她们离君士坦丁堡越来越近的时候，在伦敦，公众舆论的气氛依旧紧张并且变幻不定，各种各样的声音依旧存在，桑德斯的神经仍然紧绷着。
尽管形势还算有利，但有些人显然仍未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