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江户幕府自17世纪初开始推行严格的锁国令，仅允许中国、荷兰等少数国家通过长崎出岛进行有限贸易。但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试图在太平洋建立补给站，为捕鲸船和跨太平洋商船提供停靠点。同时，美国也希望与日本直接进行贸易。
于是到了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海军准将佩里率领四艘涂黑漆的军舰组成的特遣舰队，开进江户湾相州浦贺海面（今东京湾神奈川县南部），以诉诸武力相威胁，要求日本“开国”。
日本最终顶不住压力，在开放港口圈定外国人“居留地”，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史称“黑船”事件。
亦或者可以说是日本史上首次“爸临”事件……
这一事件暴露了幕府的腐败无能，使幕府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幕府将军德川家庆不久病死，此后倒幕运动迅速兴起，幕藩体制随之瓦解。
比较有趣的是，带着容闳来美国学习的这位传教士布朗，他后来还在1859年11月抵达江户（今东京），并开始了在日本长达20年的教育、传教生涯。勃朗在日本时对于《新约》的日文翻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日本亚细亚协会的创办者之一；同时在日本明治早期高等教育领域也贡献良多。
只能说传教士这一群体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他们算是最早建立了东方和西方的联系。
就像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百骏图》，其作者郎世宁便是意大利人，后来进入中国传教后成了宫廷画家，然后很好地融合了中西绘画技法，由于他能画并精通建筑学，还曾参与增修圆明园建筑工事。
那么言归正传，米哈伊尔跟自己的一些朋友解释接下来的行程并不费劲，稍微找个还算过得去的理由即可。
但在娜佳面前，米哈伊尔光是看看娜佳的眼睛和表情，就险些来上一句“算了，我不去了”……
这便是米哈伊尔想要趁年轻多走动走动的原因，不然等他不久之后有了孩子，有了更多的事业，他就更不好冒着一些风险前往一些地方了。牵挂总归是越来越多的……
最终，米哈伊尔还是抱着娜佳如此说道：“这是我最后一次独自前往这么远的地方了，这次回来之后，无论我去哪里，接下来我们都会一直在一起。”
对此娜佳终究是答应了下来，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两人自始至终都腻在一起。
没过多久，米哈伊尔和容闳出发的日子就到了，首先还是要到伦敦去，米哈伊尔直接给自己和容闳订了头等舱。
当出发的这一天到来后，米哈伊尔先是跟依依不舍的娜佳告了别，然后便带着娜佳的叮嘱和容闳一起上了马车，马车还载了他们两人陆续所需的大量行李。
等到两人走进码头大楼，头等舱事务长已经在恭候他们了。核对完姓名后，两人被引入了一条专用通道，踏上了专属的红木舷梯。走到甲板之后，船长亲自迎接了他们，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问候，船长在对待米哈伊尔时无疑要热情许多，甚至还忍不住问了米哈伊尔一些问题。
这段小插曲过后，两人才在侍者的带领下参观各项设施的用法和公共区域的方位，比如雪茄室、女士沙龙、餐厅的位置。舱房内除了装有冷热自来水的私人盥洗台，甚至有早期的蒸汽暖气片。米哈伊尔还饶有兴趣地研究了一会儿。
关于头等舱的这种种待遇，米哈伊尔并未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容闳很明显表现得有些拘谨，而因为他那在欧洲难得一见的面孔的缘故，一路上有不少人都忍不住看了他一眼。
米哈伊尔为了缓解一下容闳的拘谨和紧张，再加上他也懒得出去社交，于是很快，在两人彻底安顿下来后，米哈伊尔便对容闳说道：
“既然马上就要回去了，让我来帮你温习一下汉语书面语吧。”
关于容闳在目前这个阶段的汉语情况，就像他后来在自传中写的那样：
“我在1846年出国以前就没有夯实汉语基础，只学习过四年，而要完全掌握汉语书面语，四年时间未免太短了。汉语的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差异要比英语的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差异大得多。中文书面语的文体浮夸，讲求各种传统体裁样式。
书面语在整个中国都是一样的，但口语的发音却在各省各地互有差异。汉语口语被分割成无数方言碎片，因而在如福建、安徽和江苏等省份，同省不同地区的人采用各自的方言，都觉得对方来自外国。这就是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的特质。”
再加上容闳的留学朋友黄宽前往英国后，留在美国的容闳倍感孤独，无人与之用中文谈话，用中文进行写作的能力便快速丧失。加之他“离开中国时没带任何中文书籍”，他给中国同学的信件也都没收到回信。为能弥补其中文阅读不足之弊，还请卫三畏为其购买中文书籍。虽然如此，容闳的汉语和中文水平仍是急剧下降。
由于语言问题，容闳在回国后还学了大半年时间，为此就连找工作都不太顺利。
至于米哈伊尔，那就不用多说了，找些正经的中文书籍看一看再找一些懂这方面的人聊一聊即可。
米哈伊尔准备教教容闳的同时，等回国后再帮他在洋行找一份工作。
米哈伊尔觉得这件事并不复杂，但……
听到米哈伊尔这么说的容闳：“？？？”
我的发？
米哈伊尔先生的水平已经高到可以教我了吗……
547、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陈亮（宋）《念奴娇·登多景楼》
关于米哈伊尔教给容闳的汉语是什么样子，那自然便是他此前用心学过一段时间的地道的清朝官话。
而说起这一时期的清朝官话，其实正处于从南京音向北京音过渡的阶段。从明到清中期，中国最高雅、最正宗的官话标准音一直是南京音。利玛窦等传教士在明末就记录过，帝国通行的口语是南京话。北京宫廷在清初说的是满语，汉人大臣则说南京官话。
但到了19世纪中叶，虽然官方从未下旨废除南京音，但经过百余年满汉融合，北京音已事实上成为宫廷里最高级的交际口音。在1855年的清朝官场，能说一口带北京腔的官话，某种意义上更代表着更近的权力核心。
哎呦喂，咱老北京现在才是最地道的官话~~
至于广州话，这个米哈伊尔目前确实还教不了，1855年的广州话与后世的广州话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相较于后世广州话保留了更多的古声母独立，韵母更加“撮口化”，字音更实、声母脱落少，用词也更近古汉语。
因此米哈伊尔想学会这一时期的广州话，还是得等到达目的地后再研究研究、感受感受。
比较有趣的是，由于现阶段的清朝属于很明显的“十里不同音”，因此西方的一些传教士想要在清朝传教，往往也都得对这种本土特色适应一番。
早在1813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在华人助手的帮助下于1813年译毕全部文言文般的《新约圣经》，又名《神天圣书》。（注：如下图）
到了1847年，由于上海已经成了远东最大的贸易港口及商业中心，于是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基督教来华传教的重要基地。也正是在这一年，上海的这些传教士们搞出来了上海方言版圣经：
“我相信獨有一個神，就是樣樣能教個爺，造成功天地個。我相信伊個獨養兒子，我倪個主耶穌基督。我相信聖靈感動子童身小姐嗎喇啞，受子胎養出耶穌來個。我相信耶穌垃拉本成彼啦步做官個時候，受難釘拉十字架上，死子昨葬，又到陰間去，到子第三日上，打死人當中又活轉來。”
顺带一提，1855年的广州话跟后世的广州话差别还不算太大，但1855年的上海话跟后世的上海话那差别可就太大了，几乎称得上是断崖式、融合式的巨变。
阿拉上海人，呒没本地人个呀~~
等到了1863年，还会有广州话版本的圣经，如：“耶穌言行撮要：個陣時、有詔從該撒亞古土督嗻出、令天下咁多人個個都注冊。”
那么说回米哈伊尔教容闳汉语这件事，起初容闳还多少有些不以为然，只是为了米哈伊尔的面子考虑稍微学了一下，但学着学着，容闳就发现米哈伊尔竟然说的像模像样，甚至还试着用文言文写起了字！
所有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勾起了容闳内心深处最深刻的回忆……
容闳：“？”
容闳在越来越相信米哈伊尔确实很熟悉清朝官话的同时，学中文学的磕磕绊绊的他也是有些惭愧的对米哈伊尔说道：“米哈伊尔先生，真没想到会是由您来教我……我学的实在是太慢了……”
“没关系。”
并不只是单纯在教学，同样也是在复健的米哈伊尔笑着说道：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对我来说同样是一件好事。”
容闳：“？？？”
子都来了？！孔夫子吗？这我都没学过啊！
容闳早年接受的无疑是教会学校的西式启蒙，也就中间短暂的上了一年私塾。
而清朝的私塾主要学的还是识字和写字，教材往往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
等到学完这些后，才真正的进入科举正课，即四书五经。更高阶的才是八股文和试贴诗。
容闳的话，第一阶段都学的不太利索呢，更别说后面更高阶的版本……
只能说在这年头的大清，绝大多数农民子弟都是没有一直读书的可能的。
就在容闳还在为米哈伊尔口中的“子曰”而震惊的时候，他很快就又发现，米哈伊尔在纸上写下的那些文言文，看起来似乎很是工整。
虽然容闳不大认识上面的字，但他还是好奇的问道：
“米哈伊尔先生，您在纸上写的这些都是什么？看起来似乎很有规律……”
“嗯？”
一时之间其实没反应过来的米哈伊尔下意识地说道：
“诗歌啊，李白的《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容闳：“？？？”
米哈伊尔先生您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
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
诗歌？李白？
等米哈伊尔发现容闳一脸懵逼后，终于反应过来的他很快就解释道：
“我写的是唐诗，还有宋词。类似于美国文学当中的诗歌，只是形式确实不太一样，你是不是对这些东西不太熟悉？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会给你讲解的更深入一点……”
容闳：“……”
懂我是懂了，但这真的对吗……
“米哈伊尔先生！”
容闳再也忍不住了，几乎是喊着问道：“莫非您祖上有人在大清做过举人？！只是后来迁移到了俄国，但家学确实完完整整的流传了下来？”
米哈伊尔：“……”
洋人这年头不可能参加科举吧……
但除此之外好像确实没有太多的解释空间了……
米哈伊尔思考了一会儿，终究还是有些含糊的说道：
“或许算是吧，但更多的还是我对这方面的知识很有兴趣……”
“原来如此！”
尽管容闳知道这样的解释可能不是很能站得住脚，但这就够了！他已经受不了更大的刺激了！
若是让他再听下去，他跳海的心都快有了！
但经此一事，容闳也是彻底对米哈伊尔的汉语水平心服口服。
毕竟两人要不了几个月便马上就要到清朝了，米哈伊尔也没必要在这种事情上骗他。
于是在两人坐头等舱前往英国的这些天里，容闳便跟着米哈伊尔一起苦学了好几天，而头等舱有头等舱的好，但也有不少坏处。其中之一就是头等舱的其他几乎全部乘客都想跟米哈伊尔社交社交，这些天但凡是个社交场合，米哈伊尔身旁总是会被人围得水泄不通，有时候容闳连挤都挤不进去。
好在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人马上就要到伦敦了。
而在即将抵达伦敦的前一天，容闳已经意识到自己离自己的家乡已经越来越近，于是不无感慨地对米哈伊尔说道：
“离开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广州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是否比我当年离开时要更加强盛？真是期待啊……”
米哈伊尔：“……”
最好还是不要期待吧……
在最近这些年的清朝，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血流滚滚。
1855年的广东省同样正陷入一种混乱状态当中，广州人企图兴起一场完全不同于已在内地所向披靡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地方暴动。而时任两广总督叶名琛为防患于未然，用残忍手段将这一叛乱消灭于萌芽之中。他在1855年夏斩首了七万五千人，而且大部分人都是无辜冤死者。
容闳自己后来也会在自传里写到：
“我的住所距离刑场只有半英里路程。一天，我出于好奇心而贸然到刑场。天啊！那是一番什么景象！血流满地，车道两旁堆满了一座座无首尸体堆成的小山，正等着运至别处掩埋，但尚未见有任何准备清除掉的动静……
听闻在1855年六、七、八这三个月中，有七万五千人被斩首，其中半数以上的无辜者被冠以叛乱者之名，仅仅是因为拒绝敲诈勒索而被送上断头台的。这次大屠杀在现代文明的记载中尚无可比拟的，即使是嗜血成性的暴君卡力古拉和尼禄，甚至法国大革命在其面前也不免黯然失色。制造这次惨案的罪魁即是于1854年被任命为两广总督的叶名琛。
叶名琛是汉阳人。汉阳是港口城市武汉的一部分。当太平军占领武汉时，汉口遭到破坏。据说叶名琛在汉阳的大量房产被付之一炬，化为灰烬。这使得他对太平军恨之入骨，加之太平军首领大多来自广东和广西两省，所以他很自然地将心中仇恨撒到两广民众头上。
正是拥有总督这一显赫官位，他借机对广州人民发泄私愤。这就是他不由分殊地屠杀广州民众的原因。事实上，他并未屈尊对民众详加审问，而匆匆剥夺了他们的生命，犹如把一群群畜牲赶进屠宰场……”
而说到这位两广总督叶名琛，此人靠“剿匪”起家，后期他被英法联军俘虏之后，面对外国记者采访，叶名琛还自鸣得意道，1855-1857年两年间他就杀了四十多万人。
然而对外，他又是另外一副面孔，表面上来看，他坚守“夷夏之防”原则，坚持对外强硬，但他主持广东政务及对外交涉近十年里，并没多少有力作为，不接受新事物，不加强武备，后期广州沿江防线乃至广州城的快速陷落与他的举措很有关系。
没错，他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主战派”，但说到底应该算是一个投机派，他知道咸丰皇帝就爱听一些对外强硬的言论，于是便在咸丰帝面前使劲说这样的话，等他被英法俘虏后，他还称自己为“海上苏武”。
当然，这或许就是封建体制下的封建官员对内以及对外的态度吧。
现代民族主义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对本民族的历史产生自豪感，但终究，历史是很难经得住细看的，大部分普通人都是其中再卑微不过的一份子。
“爱国”同样是需要有身份和资本的，士大夫阶层可以尽情谈论“夷夏之防”、“忠君爱国”，但对于大清朝数以亿计的遭受重重剥削和压迫的农民们来讲，跟他们谈“爱国”还是太奢侈了一些，努力生存下去才是他们这短短一生当中最要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