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大概率好像也是砍不了的，毕竟米哈伊尔现在是个“洋大人”，某种程度上其实还挺地狱笑话的……
总而言之，像王国维的这首《蝶恋花·阅尽天涯离别苦》用的就刚刚好。
以至于王韬在同米哈伊尔分开后，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写信给自己的好友蒋敦复说明此事。
谈起这蒋敦复，严格来说也是晚清较为有名的词人、文学家，号称“清词后七家”之一，原名尔锷，字纯甫，号剑人，江苏宝山（今上海）人，不仅出身书香门第，早年还曾有“神童”之誉，只不过少时就出家为僧，法名妙尘，号铁岸，后还俗游历江南。
在江南文人群体可谓是小有名气，只不过仕途不顺，过着游幕和教书的生活。
而尽管王韬并不是很能理解米哈伊尔的思想，但他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还是如此称赞道：
“剑人仁兄足下：
近日于墨海书馆，遇一西洋奇士。此君汉学造诣，实出意表，非寻常传教士可比。
……彼竟示我一阕新填《蝶恋花》。吾初不以为意，以为不过邦人学语。然展卷细读，字字惊心，竟是一等一的绝妙好辞！其词云……
此词格律精严，意境深远，直抒人生无常、芳华易逝之大悲，置之《饮水词》中亦毫不逊色。若非亲见其人碧眼黄须，吾直以为乃屈子或纳兰再世。
吾初以为中华文物，远胜夷狄。今观此君之作，始悟天地毓秀，不囿华夷。诗心文魄，竟可相通至此！此非仅文字之奇，更见其心有戚戚，能会我辈苍凉。特录与兄共赏，奇文当共析疑也……”
假如蒋敦复在收到这首词后同样愿将这件惊世骇俗之事分享出去，那么这首词说不定会在江南文人群体传唱开来。
而倘若说到这一时期的江南文人群体里面是否有大人物，那或许便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了，魏源在1851年授高邮州知州，公余整理著述，咸丰三年完成了《元史新编》。后以“迟误驿报”，“玩视军机”革职。旋复职，他已年逾六旬，遭遇坎坷，以世乱多故而辞去，如今正在杭州隐居，过着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
这些更远的事情暂且先不谈，王韬除了写信给自己的友人说明此事以外，同样将米哈伊尔的这首诗词带到了上海的文人集会当中。
此时的上海聚集了大量江南避难文人，而江南文人素来就有结社的传统，因此上海的文学集会可谓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
由于种种原因，王韬在上海的文人当中名气不小，因此当他抽空去了近期召开的一个文学集会之后，他才刚刚进门，就已经有不少人跟他打招呼，王韬也很快就加入其中。
等到雅集过半，众人茶过三巡之后，便闲聊起近来沪上的奇闻异事。
到了这种时候，王韬也是放下茶盏，并且怀着一种颇为微妙的心情开口说道：“诸公，近日我遇一桩奇事，说出来恐怕诸位不信。”
“哦？”
一些清楚王韬目前正在何处任职的文人接过了话茬：“什么奇事？莫非又是洋人带来了什么新鲜的器物？”
“非也。”
王韬摇了摇头回答道：“我在墨海书馆遇见一位西洋人，据传是泰西各国的状元，他递给我一阕词，说是他自己填的。”
亭中的诸多清朝文人：“？”
这位王兄是跟西洋人待在一起的时间太久，失心疯了吗……
还是说他假借洋人之口，有所寄托？
但无论如何，场上有几个清朝文人已经笑出了声：“西洋人？填词？那西洋人，识得几个汉字，会念几句《三字经》，便要学我中华词章？他可知平仄为何物？可晓得《钦定词谱》有多少调？”
有人不以为意地接过了话茬：“紫诠兄，你在墨海书馆与西人相处日久，莫不是被他们诓了？那西人或是从哪位中国先生那里抄了一首，拿来唬你的吧。”
“我倒希望如此，不然我等数十年的苦读，竟真显得像个笑话了……”
王韬自嘲地笑了笑之后，倒也不再多言，只是平静地将词笺递出。
由于这件事确实是实打实的奇闻，因此场上的众多文人对看一看这首词也并不排斥，只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接过来的时候也多少有些不以为意，甚至嘴角还挂着一点嘲弄的笑。
只是很快，当第一位文人看清词笺上的词后，他脸上的表情似乎一下子就僵住了，整个人顿时就沉默了下来，然后惊疑不定地看了王韬好一会儿后，这才将词笺递给了下一个人。
但后面的人也是一个比一个震惊，一个比一个沉默，而不等场上的众人询问、质疑王韬，王韬就率先开口说道：
“他如今就在上海，并且愿意以文会友，你们如果谁对他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见一见他……”
场上的诸多清朝文人：“？？？”
洋人跟我们以文会友？这真的不是梦话吗？
可既然王韬都说到了这个份上，那么造假的可能性显然是极低了……
场上的众多清朝文人在意识到这件事情可能是真的之后，他们除了好奇以外，更多的是感到后背泛起了一阵凉意。
怎会如此？
那洋人怎会连这种核心技术都偷学了去？
莫非，这时代真的变了？
在面对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于未知的恐惧之下，场上也有人正试图用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来理解这件事，以至于慌不择路地开口说道：
“这洋人莫非是我大清祥瑞？都可以上报给朝廷了……”
……
当这些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米哈伊尔除了静静等待看看有没有清朝文人还要与自己交流的同时，也是终于见到了墨海书馆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李善兰。
此人前几天并不在，最近两日才从别的地方回来，而他刚刚回到墨海书馆不久，墨海书馆的负责人麦都思便郑重其事地对他说道：
“我们这边有一位大人物想要见你，他要比你见到过的任何西洋人都更加了不起，你切莫冲撞了他……”
李善兰：“？”
如果说传教士麦都思、伟烈亚力之前只是对米哈伊尔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认识的话，那么他们最近这些天几乎可以称得上快要拜倒在米哈伊尔脚下了……
至于米哈伊尔想要见一见李善兰的原因，最主要的目的还是看能不能为数学的翻译事业出一份力。
而关于李善兰的数学成就，他创立了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研究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现称“自然数幂求和公式”），这是李善兰同时也是19世纪中国数学界最重大的成就。
除此之外，李善兰在嘉兴坐馆期间，还创立了“尖锥术”，指出“盈尺之书，由叠纸而得；盈太之绢，曲积丝而成也。”这就是他的微积分思想，与西方牛顿、莱布尼兹的微积分思想如出一辙。他还利用“垛积术”推出著名的“李善兰恒等式”，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数学公式。
只能说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并不缺少天才，但有些东西在让古代中国辉煌的同时，确实也阻碍了一些领域的发展……
559、西学东渐与大明皇族遗落在外的血脉
关于西方传教士为何愿意花费很大的力气翻译科学典籍然后送给中国，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传教，简而言之就是想用科学来叩开中国的大门。
这一“学术传教”模式最早由传教士利玛窦开创。
利玛窦字西泰，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派往中国传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他死后，距离李自成攻入北京大约还有三十四年的时间。
利玛窦此人确实是传教的一把好手，并且极其懂得变通，主打一个因地制宜。
此人初到中国时，以为佛教僧侣地位高，于是便剃发穿僧袍，自称“西僧”。但他很快就发现，僧侣在明朝主流士大夫眼中并无地位。于是他果断改变形象，蓄发留须，改穿儒士的长袍，从“西僧”变成“西儒”。
而他传教并不是以《圣经》开路，而是先展示西方的科技成果，如绘制《山海舆地全图》，把中国放在世界一隅，打破了“天圆地方”的观念，让中国士人第一次看到世界的全貌。他同时又拿出了自鸣钟与三棱镜，这些精巧的器物，展示了西方科技，成了他献给万历皇帝和官员最受欢迎的礼物。
再之后便是与徐光启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用精确、严密的逻辑体系彻底征服了最高层的知识分子，证明了西方不仅有奇技，更有高深的学问。
与此同时，为了传教，利玛窦采取了“合儒补儒”的策略，他把基督教演绎成一种类似于并能兼容儒教的伦理体系，比如删去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童贞女之子身份、特别是“人人平等”等内容。他深知，对于主打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明朝上层来说，这些东西显然还是太不合时宜了一些。
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到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对他的传教事业帮助最大的，当属“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到来和学术传教的模式无疑是为明朝的学术界带来了不小的震撼和新鲜气息，只可惜，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东西无疑是动了有些人的蛋糕，再加上价值观的不同，明朝上层的反对声音始终没有停过。
于是在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连上三张奏书给皇帝明神宗，控告传教士，罪状主要有三方面：
1、传教士送礼物给中国人是为了收买人心，以致在适当时候可以倾覆中国。
2、传教士曾帮助中国修历，推算日蚀、月蚀等日期。沈?认为传教士以西洋方法治历，违反尧舜一向的做法，是有意变乱中国传统。
3、沈?指控传教士破坏儒家文化，教导人不拜祭祖先，这更是中国人不能容忍的。
朝廷最后下令“禁教”，勒令将传教士驱逐出境。于是传教士有些被杀，有些下在监里，日后又被驱逐出境。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传教士的到来给中国历法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简单来说，中国传统历法，从元朝的《授时历》到明代的《大统历》，其基础是“代数学”方法。它通过观测和修正大量经验参数，用复杂的算法去拟合天体运动。这就像用无数个一次函数去逼近一条曲线，短期内很准，但时间越长，误差累积越多。
到明末，《大统历》已使用超三百年，从未修正模型，只是机械套用，自然错漏百出。这代表着中国传统历算体系已经触及了天花板，再努力也难有质的飞跃。
而此时的欧洲已用几何学为天体运动建立物理模型，他们带来的第谷体系，把日月星辰的运行，理解为可以用几何图形精确描述的空间运动，这更接近宇宙的物理本质。
传教士将这种几何宇宙模型带到了明朝，然后搞出来了一套更为精确的历法。
至于这套历法的影响……
冷知识，清廷任用耶稣会传教士掌管钦天监将近两百年之久。
也就是说有清一朝，历法这一块基本上都是洋人管的。
不过这件事显然也经过了不少波折，毕竟钦天监这么重要的部门，岂能让洋人染指？
于是在顺治十六年，反对西法制历的杨光先即作《辟邪论》，指斥天主教为“邪教”，次年又上疏斥责汤若望在《时宪历》封面上题写“依西洋新法”其目的是“借大清之历以张大其西洋，而使天下万国晓然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
康熙三年，杨光先又作《不得已书》称：“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传教士利类思又作《不得已辩》批驳。杨光先上书参汤若望“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得到鳌拜等人的支持，汤若望被判死刑，南怀仁等被驱逐出境。
不过等到康熙这老麻子亲政，他为汤若望平反，重新启用传教士掌管历法。
而康熙正是知道了士大夫阶层对西学的这种排斥，等他日后想要研究引进一批西学的时候，还专门强调了一下“西学中源”好应对种种非议。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康熙这老麻子还是“西学中源”伪史论的源头以及重要倡导者之一。
历史越细看越幽默这一块……
而如今身处清朝的这些传教士，自然还是在效仿利玛窦的“学术传教”模式，自费在清朝翻译科学典籍，然后尽可能的传播。
有一说一，米哈伊尔有时候觉得这些传教士还真是有大恒心大毅力，为了传教满世界流浪，库库花钱库库翻译，为了在明朝、清朝官场混下去也是违背教义库库给皇帝磕头……
为传教相忍属于是。
不过目的也没那么单纯就是了。
而当米哈伊尔询问了麦都思、伟烈亚力等传教士在清朝的传教情况后，麦都思等人也是不无感慨地跟米哈伊尔唠了唠他们这些清朝传教士的“光辉”历史：
“唉！想当年我们的传教士汤若望先生在顺治年间受到了当时的清朝皇帝恩宠与隆遇，再加上合儒补儒的适应策略，允许清国教徒继续祭祖、祭孔，到康熙年间我们的教徒已达十几万！
只可惜其他修会的传教士对此激烈反对，觉得这样传播的基督教已经不再纯净，已经是修了，于是就将争端提交罗马教廷。结果在1704年和1720年，教宗两次发布禁令，严禁中国教徒祭祖祭孔。
而那康熙帝听了勃然大怒，直接宣布全面禁教，直到最近这几十年，我们这些传教士的情况才稍稍有些好转……”
看着一脸唏嘘的麦都思的米哈伊尔：“……”
御笔一勾就断了传教士百年心血，康熙这老麻子保卫起了传统文化说是……
等到麦都思感慨完之后，突然想到了什么的他也是一脸热切地对米哈伊尔说道：
“米哈伊尔先生，我们至今仍然认可利玛窦先生的传教方式，只可惜时隔多年，我们早已没了利玛窦先生那样精妙的汉学造诣，无法跟清朝的士大夫友好交往，不知你是否有加入其中的打算？无论你是想加入太平天国还是清王朝，我们想方设法都要把你送过去……倘若此事真的成了……”
米哈伊尔：“？？？”
“算了吧。”
米哈伊尔断然拒绝道：“我的膝盖邦邦硬，实在是没有跪皇帝的习惯……”
像学利玛窦那样走上层路线，磕头什么的肯定还是免不了的……
“这……是我冒昧了！抱歉了米哈伊尔先生。”
当传教士麦都思从某种比较狂热的情绪回过神后，也是很快就向米哈伊尔表达了歉意：
“你确实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倘若想让你留在清朝，估计整个欧洲都不会答应这件事情的。”
虽然米哈伊尔无意留在清朝搞什么走上层路线传教，但他确实想翻译一批书籍留在清朝。
对此麦都思等人自然是大力支持，并且颇为高兴的对米哈伊尔说道：
“那就真的太好了，我们本来就在做这件事情，有米哈伊尔先生你的参与，想必我们的进度会快上许多，翻译过去的这些书说不定也能因为你的翻译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当中呢！”
传教士对传播科学书籍这件事并没有太大的异议，因为在如今的很多传教士看来，自然规律就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法则”。像牛顿力学揭示的宇宙秩序、天文学展现的星辰运行，其精妙与和谐恰恰证明了造物主的智慧与伟大。因此，他们不认为科学与信仰冲突，反而觉得翻译科学是“彰显上帝荣耀”的属灵工作。
西方大量科学家在进行科学探索的同时仍然拥有宗教信仰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