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原来是化用……
不对，这位周兄竟然还懂化用？！
而且单论格调，这两句可谓脱胎换骨，尚在冯正中之上！
在这之后，极度震惊的王韬也是继续问了米哈伊尔一堆乱七八糟的问题，对此米哈伊尔也是一一作答。
但无论王韬如何发问，他心中的震惊、诧异、惊恐乃至慌张依旧未能得到缓解，毕竟今天发生的事情还是太超出他的常识了……
莫非这就是中华文化无远弗届的感召力？这位周兄简直就是“用夏变夷”的活证据！
最终，王韬只能用自己理解的方式摇了摇头说道：
“圣人之道，放之四海而皆准，果然能令蛮貊之邦，亦生向化之心……周兄，你可慕王化？”
米哈伊尔听到这话，也是多少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算真慕王化慕的也不是现在这个王化……
但恰巧米哈伊尔确实想与这个时代的清朝的知识分子交流一些东西，甚至想要留下一些作品，于是面对王韬的发问，米哈伊尔竟是直接反问道：
“王兄，不知你如何看待进步？历史的进步，就像未来要比现在更好，好上无数倍。”
“进步？历史？”
王韬先是愣了一些，随即便用自己的理解定义和回答了这个问题：
“进步？周兄莫非是指‘治世’与‘乱世’的循环？天下大势，治久则乱，乱极则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此乃天道循环，概莫能外。如一年之有四季，草木之有荣枯，非人力可强为也。
若论政教之隆、人心之厚，则非‘三代’莫属。尧舜垂拱而治，天下为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自三代以降，礼崩乐坏，后世不过是在勉力效法先王遗意罢了。”
王韬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之后，由于他久居上海、跟洋人来往颇多，同样深知洋人的船坚炮利，于是他便进一步补充道：
“然，法度久则生弊。譬如漕运、盐法，百年以来积弊丛生，此正吾辈须因时变通、加以损益之处。我知魏默深（魏源）先生有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如西洋之火轮船、火炮，确有过人之处，可以取来为我所用。此乃‘穷则变，变则通’之理。
但无论如何变，圣人之‘道’，即三纲五常、君仁臣忠之理，是亘古不变的。器可变，技可学，而道绝不可易。若以为未来可超越三代，创出一个闻所未闻的新天地，此乃狂悖之想，非君子所敢言。”
谈到这个，就不得不提一下史观的问题。
何为史观？用最简单的说法便是用哪种方式看待历史。
后世人最为熟悉的便是所谓的线性史观，即历史是单向、不可逆的进步过程，从低级走向高级，从野蛮走向文明。即相信明天会更好，shzy会从初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
大多数古代文明（包括希腊、印度）其实都在某种程度上将时间视为循环，这在他们的宗教、神话当中都有所体现。
但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时间概念，即上帝创世是起点，中间经历先知、立约、救赎等事件，最后将有末日审判。时间成了一条由上帝划定的、有始有终的线段。
到了17-18世纪，基督教的神圣直线被西方启蒙思想家们“翻译”成了世俗版本。
如历史的终极目标，从上帝的救赎，变成了人类通过自身的理性，实现自由、科学和繁荣。伏尔泰、孔多塞等人抛弃了神学框架，但保留了“历史朝着确定目标前进”的直线结构。
启蒙哲人系统论证了“进步”的观念。他们相信，人类理性一旦获得解放，就不可逆转地战胜愚昧与专制，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臻于完善的过程。这是一种摆脱了神学外壳的、世俗化的救赎叙事。
再后面便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线性进步史观提供了看似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
著名的黑格尔的进步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都属于此，甚至可以说是西方传统史学都有这一史观的痕迹。自新史学、后现代史学出现之后，这一观点才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后世人习以为常的线性史观对于古代人来说其实是非常难以想象的。
另一个后世人接触最多、受影响最大的便是民族史观。
在民族史观的叙述里，一般都是本民族如何兴起，如何出问题，又是如何重新振作的，非常强调民族是一家，大家应该团结对外。
在比较极端的民族史观里，本民族是没有多少缺陷的。而别国出问题，则说明他们天生文化劣等。
民族史观里最常出现的敌人就是别的国家。他们会认为民族之间最终总会斗争。一个极端民族史观的拥护者的梦想里，只会有本民族的容身之地。其他民族或者同化，或者干脆消灭。
这种极端民族史观最典型的代表便是日后日本人的“大和民族”、老德子的“雅利安人”。
在他们的历史叙述中，“大和民族”总是如何被人欺负、如何被迫害、如何奋起……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世，每一个国家的国民接受到的最深刻、最普遍同时也是受影响最深的教育便是民族史观，最主要的原因便是这一史观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毕竟后世的历史教育其实是混合多种多样的史观的，如全球史观、文化史观、现代化史观、社会史观、革命史观、唯物史观、阶级史观等等。
但重点还是在民族史观，大部分人印象最深刻的往往会是民族史观。
而看待历史的方式显然并不只有这一种，兼听则明，不过想要接触这些观念，显然就需要自己在课外阅读、思考乃至最终有所收获，此乃文科教育的一种。
过度单一难免会使人在某些地方显得比较狭隘。
而这些史观无疑是一种精神力量、文化力量，会对现实产生极为强大的力量，有谁能够否认民族史观所带来的凝聚力和巨大力量呢？
但这些观念无疑也是需要构建的，这也正是诸如“新文化运动”等改变和塑造观念的运动为何会在历史书上占据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想要改变一个国家绝非只改变制度、技术那么简单。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正是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
可在如今这一时期的清王朝，清朝知识分子们坚守的依旧是某种程度上的循环史观，“法先王”、“圣贤之道”等等。
这种观念要一直到清王朝在甲午战争当中失败，以及严复翻译《天演论》，喊出了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后，所谓的线性史观、进步史观才逐渐更加深刻地植入这片古老的土地。
于是米哈伊尔面对王韬的这番说辞，也是再次摇了摇头。
而王韬面对米哈伊尔接连两次摇头，也是多少有些不满的说道：
“周兄这是何意？我本以为你会有所不同，结果你竟然同其他洋人一样吗？我能感觉得到，不少洋人对清王朝以及我们的文化有所轻视，显得颇为傲慢，但这并不正确，我们的文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心，唯有一些技术尚且落后……”
王韬这番话的意思，显然就是所谓的文化中心论，这一时期的清朝无疑是文化中心论，那么与之相对，这一时期老欧洲大行其道的同样是“欧洲中心论”。
老欧洲目前对世界上的其它地区已经从有限尊崇逐渐转向了普遍的蔑视。
这种论调的代表之一便是老黑子黑格尔，他对中国有所称赞：
“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拥有像中国人这样一套确定的、连贯的史书序列……人们发现，这一庞大的人口生活在这样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其中一切事务直至最末端的分支都已被组织起来，这个政府显得智慧、温和而公正，农业、手工业与科学在其中得到了最高程度的扶持与提升；
尤其令欧洲人感到震惊的是，中国拥有数量惊人的历史著作（其中部分已由耶稣会士翻译，仅其中一部就有12个四开本的篇幅），以及这些著作撰写的精确程度……”
“……总体而言，中国人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模仿技艺与精巧的发明才能；然而他们过于高傲，不愿模仿与学习欧洲人的事物，即便他们必须承认其优越性（例如广州的一位商人曾建造了一艘欧洲式的船只，却立刻被总督下令拆毁）；总体上，他们将欧洲人完全视作乞丐，认为这些人被迫在本国之外谋求生计。”
但老黑子更加广为人知的一种论调还是这一句：
“中国是不历史的帝国，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有的只是朝代的轮回。所谓中国的历史只是一个一再重复的王朝覆灭更迭而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像是一个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值守，底层人们不过是炮灰沦为祭品。中国任何一次的变革都不曾改变这个现实。”
除此之外，他认为历史的终点就是欧洲。
老黑子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在很多地方显然是比较狭隘和扯淡的，这也正是他欧洲中心论的表现之一。
欧洲中心论同样是这一时期的老欧洲四处殖民、掠夺的主要借口之一。
而如果说这一时期的“西学中源”论比较扯淡，那么站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欧洲中心论”其实一样扯淡。
于是米哈伊尔思考片刻，然后对王韬如此说道：
“王兄，我并无此意。我曾在世界各国游历，对世界各地的情况也还算比较了解，而既然我们谈到了历史，那你不如听听我的看法。
中国历代修史，自称‘正朔’，贬周边为‘藩属’。可若你去读波斯、印度的古书以及如今欧洲的历史，你会发现他们的史官也用了相同的句式，都以自己为天下中心，将他者斥为无王化的蛮邦。
这世界上的所有文明都本能地把自己当成世界的圆心。这种叙事既是历史，同样也是一种古老的心理需求，就像每个人在记忆中，都把自己放在故事的中心。”
李太白曾写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想请你想象历史就是这样的一条大河，这条大河没有中心，只有不同的浪花，在奔腾、碰撞之后，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就像中国发明的火药，在阿拉伯人手中被改良，在欧洲人手中又被改造成攻城重炮，彻底终结了骑士时代。中国的印刷术又推动了欧洲的宗教改革。与此同时，中国同样深受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影响……
没有一个文明是孤立发展起来的，而一些地区被历史的潮流短暂地推向了高处，有时候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更加‘文明’，也不意味着他们会一直身处高处，当下一个时代到来后，一切又会有所不同……”
米哈伊尔现在阐述的内容，无疑正是全球史观的部分观点，全球史观虽然也带了一点欧洲中心论的臭毛病，但在后世无疑也是对欧洲中心论的一种突破。
正如全球史观理论的提出者巴勒克拉夫所言：“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处在平等的地位上，皆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观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和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
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也是一种全球史观。在马克思、列宁那里，世界历史思想都是与其同时代的世界体系相联系的，只是马克思时期的世界体系是由自由资本开拓的，而列宁时期的世界体系是由垄断资本建立的。
只不过在如今这个时代，谈什么全球史观好像太早了一些，这点米哈伊尔从王韬越来越懵逼的神色中就能看得出来了……
得！还是先谈谈唯物史观亦或者直接说说现在的西方究竟具有多大的技术优势吧！
有些东西终究还是太超前了一些，或许还是要在更后面的时候提出来吧……
于是米哈伊尔说着说着便及时止住了这个话题，然后对王韬说道：
“总之，我绝无傲慢之意，更多的是想进行一种展示并且最好能够引起一定的关注。时间不等人啊，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王韬：“……”
虽然这位洋状元说话让人有点听不懂，但学识、阅历这些方面似乎真的是一等一的高……
“行吧，更多的等我们之后再谈。”
王韬摇了摇头后也是不再多想，而是重新看向了米哈伊尔那首《蝶恋花·阅尽天涯离别苦》，然后对米哈伊尔说道：“周兄，我准备将这首词寄给我的友人，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当然，写这首词的纸你也拿去吧！”
米哈伊尔在将手上的东西递给王韬的同时，倒是也漫无边际的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这张纸到时候真能流传到后世，还真不知道究竟能卖多少钱……
558、这洋人莫非是我大清祥瑞？
事先声明，米哈伊尔并非清粉，更不是满遗，在这样的前提下，便可以展开这样一个表述：
清朝是封建王朝的集大成者。
这一表述大概包含了两重意思，其一是清朝在继承了历代封建王朝的成就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农业，天文，民族调和等等领域，似乎都做到了中国古代的第一。
其二是封建王朝是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集团建立的中央集权国家，地主阶级靠着对于农民阶级的压迫、剥削攫取海量财富，同时通过官府、军队、宗祠、豪绅等暴力或者非暴力组织维护统治的一种国家组织形式，本质是一种反多数人民的反动统治。
那么说他是封建王朝的集大成者，另一层意思便是说他是反动的集大成者，也由此造成了近代的深重屈辱。
而如何看待清朝，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史观问题。
关于清朝在后世的尴尬地位，主要还是现代中国在确立自身历史合法性时，几种同样必要但逻辑相互矛盾的历史任务，被压缩进了同一个历史对象即清朝。
官方史学往往服务于现代国家的多重需要，这些需要在面对清朝时，很多时候往往会提出相互冲突的评判标准。
如在论证领土主权合法的任务时，需要强调清朝对边疆的统一和有效管辖，肯定其奠定现代中国版图的功绩。
论证革命与现代化合法性的任务，则需要说明为何要推翻帝制、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时必需要强调清朝是一个腐朽、专制、卖国的封建王朝，作为革命的对立面来反衬其正当性。
但轮到凝聚多民族国家认同的任务的时候，则是需要将清朝定义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关键环节，淡化民族矛盾，强调融合。
这种种操作看似左脑搏击右脑，脑袋尖尖，但这其实是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现代大国在构建自身民族叙事时都会遇到的典型挑战，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大国的历史是清白无瑕的，想将历史整合成一个逻辑完全自洽、毫无矛盾的叙事，几乎不太可能。
这种矛盾在后世的美国、英国、俄国等国家比比皆是，如美国明明是一个以自由、平等为立国理想的国家，但它在内部却系统性实行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并对原住民施行近乎灭绝的政策。
这就让美国内部的保守派强调“爱国史观”，要求弘扬开国先贤的功绩和美国例外论，倾向于弱化或辩解历史污点。自由派则发展出“批判性种族理论”等框架，指出奴隶制和系统性种族主义是美国的根本制度，而非偶然偏差。
大英帝国自然是帝国怀旧和帝国忏悔，怀旧派强调大英带来了工业革命、现代化等各种玩意，试图用功过相抵来辩护，忏悔派则要求彻底清算殖民历史。
俄国就更不用说了，那更是一团乱麻，一方面得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帝国扩张中寻找“强国”的荣光。另一方面又要面对苏联时期的革命理想及其最终解体。最后搞出来了一个不上不下、充满断裂感的历史叙事……
各个不同的国家在相互嘲笑对方的历史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嘲笑的往往是同一个问题，只是内部确实不太容易感觉得到。
之所以提到这个，主要还是米哈伊尔在写词的时候，自然也是想到了清朝这一时期的文化成就。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清朝是中国古典文化“集大成”的总结者，它在许多领域都达到了精深和成熟的顶峰，但其原创活力又逊于创造典范的汉、唐、宋。
最广为人知的表述无疑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而清词公认超越元明，是宋后又一高峰，知名词人如王国维评价的“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纳兰性德，清诗则在技巧上融汇百家，名家辈出，但整体创造性逊于唐诗宋词。
明代开创了白话长篇小说的范式，如《三国》《水浒》《西游》，清代则贡献了集大成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和讽刺杰作《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一系列小说。戏剧领域同样不差。
在这样一个诗词水平很高的朝代，米哈伊尔这个“洋人”想要引起足够多的关注，自然是得用一些足够优秀同时也符合这一时期的读书人审美范畴的作品。
这样的话，虽然米哈伊尔很喜欢《贺新郎·读史》这样的作品，但用肯定还是不能用的，单单是一句“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就足以引发轩然大波，别整的到时候清朝官员要跑过来砍了米哈伊尔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