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晟中期以来，受心学影响，许多士人束书不观，空谈心性，学问日益脱离经典文本与考据，流于虚玄。
他将重训诂考据的汉唐注疏，与重义理阐发的宋明理学并置合观，让学者能兼采汉宋之长。
以此，打破门户之见。
这绝非单纯的学术考据，其根本目的，是为他所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实学打下学问根基。
在张博看来，所有对经典的钻研与诠释，最终都必须指向现实，服务于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
这部精心编纂的著作，便是他为当时迷茫的士人提供的一部兼具权威性与实用性的学术工具与思想指南。
至于“复古”的本质，本质上是借用权威。
在儒家文化传统中，“三代”尤其是周代，以及孔孟等圣贤的言论，被视为政治与社会理想的黄金标准。
引用这些经典，其实就是借用最高的文化权威，以此降低变革阻力。
汉代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乃至王安石变法，都是采用的同样的策略：“托古改制！”
用“古”来衡量“今”，提供批判当下的支点，并以此构建新的话语体系，通过重新阐释经典，比如张博合纂注疏的行为，便是在传统的话语体系内，注入新的内涵，从而实现思想的转换和标准的重定。
只能说鲁迅说的很对，中国人就是喜欢“折中”，你要开窗别人反对，那你便选择掀屋顶，那人自然回来调和，表示咱们还是开窗吧！
他的另一篇脍炙人口的《五人墓碑记》，记录苏州平民反抗暴政的英勇事迹，同样是他思想核心的生动体现。
其中“死生之大，匹夫有重于社稷”，为全文的点睛之笔。
表达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身份贵贱，而在于其行为是否合乎大义，是否对国家社会有贡献。
可谓是一篇充满激情和感染力的“政治檄文”。
其实，大晟末季这些有识之士，如张博等人，都已经深刻认识到社会中存在的危机了。
他们结社，著书立说，本质上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求救世之道，试图为倾颓的王朝寻找出路，并且收拢已经涣散的人心。
张逸接着提出问题：“大顺自鼎革以来，广开学校，于村社设小学，于县中设中学，大力推广新学、算学、格物等学，其根本意义，在先生看来，究竟为何？”
张博略作沉吟，谨慎答道：“草民以为，殿下与朝廷此举，意义深远。”
“普及教化，使民智得开，乃强国固本之基。”
“而于其中推广新学，更是意在打破旧日学问空疏之弊，从小便培养通晓实务、明辨物理、能接地气之人才。”
“此为百年树人之大计，草民深为敬佩。”
“善。”张逸微微颔首，“如此看来，张先生与孤所想，至少在‘需培养和选拔实学干才’这一点上，并无根本分歧。”
“科举之弊，你亦看得明白。”
“科举需改革，你亦清楚。”
“大顺需要的，从来不是只会皓首穷经、作华丽虚文的书生，而是能真正‘做事’的人才。”
他顿了顿，微微一叹：“既然先生心中亦有此明断，那么，应当能理解朝廷的考量才是。”
张博拱手回道：“朝廷思虑长远，草民理解，然眼下士人，亦需一条可行正途以安身立命。”
张逸笑了笑，继续道：“复社宗旨，务实为用，孤甚为欣赏。”
“若真以务实为用为圭臬，所求者乃是真才实学与经世济民之效。”
“那么，为何诸位如今却似乎更执着于开科取士这一形式，而非专注于做事本身？”
他目光扫过站立的众人，最后落回张博脸上：“大顺取士，并非无门。”
“各级衙门，皆设考选，擢拔能干之吏。”
“若真有经世之志，济民之才，何不从此等实务做起，以政绩显能，以实干立功？”
一旁的冒拓捺不住，霍然朗声道：“殿下明鉴！吾等虽才疏学浅，而今亦是大顺子民，确有报效之心！”
“正因欲施展胸中所学，为朝廷效力，方恳请重开科举，此乃历代正途，亦是天下士子公认之进身大道！”
陈华铭亦点头附议：“殿下，科举历经千年演变，虽有瑕疵，然其框架已成士林共识。”
“从吏员做起，固然是路，然终究...非士子心中所期之正途。”
张逸神色不变，淡然回应：“正途与否，当以能否选拔真才、造福国家百姓为准，而非囿于千年旧例。”
“若真有实干之才、济世之志，何愁没有用武之地？”
“难道头顶没有进士这一名头，便无法施展抱负？”
“难道在基层为民办事，便算是埋没了诸位胸中所学？”
他语重心长道：“位置高低，名分显晦，或许重要，但如何真正做事，做出于国于民有益的事，不应该才是衡量的标准吗？”
这番话说完，在场之人再度沉默下来。
而张博更是清晰意识到，太子这番话已经将他置于一个微妙的境地。
若坚持必须开科举才算正途，则有悖于自己“务实为用”的主张。
若承认实干亦可出头，则此番陈情的必要性便大打折扣。
此时，未等张博组织好语言如何回答。
席间一位并非复社弟子的士子，忍不住起身发言，话语间带着明显的不甘：“太子殿下，请恕草民直言。”
“读书人十载寒窗，所习乃圣贤之道，经史文章，胸怀治国安邦之策。”
“若仅以刀笔吏事为起点，终日与琐碎文书、钱粮刑名为伍，岂非...岂非大材小用，埋没了读书人应有的格局与才华？”
这番话，确实道出了在场不少士人，包括许多复社成员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他们仍旧秉承着传统观念，认为“学而优则仕”，且“清贵”起家才是上品入士途径，视胥吏为“浊流”或“末节”。
站在他们的立场而言，也确实是如此，苦读这么多年，为的不就是“功名”或者说“功利”吗？
张逸闻言，并未动怒，只是轻哼了一声，眼睛扫过那名士子，又掠过一众站立请愿的身影。
“埋没才华？”
“复社之中，方知绘、顾绛、黄太冲、张才、侯朝宗诸位先生，皆已在大顺各地方衙门中任职，或掌文书，或参机要，或理民政，各展所长。”
“他们哪一个，不是满腹经纶的读书人？”
“他们难道不是从小事务实做起？”
“难道他们的才华，便因未走旧日科举，便被埋没了？”
“还是说，”他停顿一下，语气转冷，“在座诸位自认才学，定然远超这几位先生，故此不屑于走他们走过的路？”
这一反问，顿时让许多人为之语塞。
更让刚刚那人哑口无言，因为他无法反驳。
这些人皆是江南士林公认的饱学之士，名望能力俱佳，他们能在大顺体制内立足发展，本身就是对“务实”的一种证明。
随即，张逸再次将目光转向沉默不语的张博：“张先生，孤曾拜读先生所著《五人墓碑记》，心甚感佩。”
“先生文中赞那五位义士，‘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最终‘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
“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
“然而，其行其德，其义勇之气，其重于社稷之贡献，却令无数读书人汗颜。”
“先生以此文，振聋发聩，试图唤醒世人之气节。”
“那么，依先生之见，才干、勇气、担当，是否只与诗书之训和科举正途绑定？”
“一个未能科举进身的‘匹夫’，其价值，是否就一定低于一个皓首穷经却无益于世的‘书生’？”
张博闻言，身躯微微一震，目光复杂。
他原想以“正道”来为陈情施压，未曾想，眼前这位年轻的太子，不仅对他的思想主张了然于胸。
更巧妙的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
用他亲自写下的“匹夫之重”，来质疑士人的“清高自持”。
这番诘问，将他置于一个更加为难的境地，也巧妙地将他与那些单纯执着于功名形式的士子在一定程度上区隔开来。
当然，这也要看他自己的抉择，是否要做“沽名钓誉”之辈。
堂内一片寂静。
许多先前情绪激昂的士子，此刻也闭了嘴，不敢随意胡言。
见到张博的沉默。
张逸也并不逼迫，而是再次开口问道：“张先生，孤再问一次，依你之见，抛开一切形式与虚名，究其根本何为务实为用？”
张博深吸一口气，缓缓抬起头，迎上张逸的目光。
他整理了一下思绪，回答道：“回殿下，务实为用其核心在于‘实’与‘用’。”
“‘实’，便是脚踏实地，洞察真实世情，研究切实问题，掌握可用之学，不尚空谈，不慕虚名。”
“‘用’，便是将所学所知，应用于国计民生之改善，致力于解决实际困难，促成天下安宁富足。”
“学问无论新旧，文章无论华朴，人才无论出身，最终评判标准，皆在于其能否产生于国于民有益之‘实效’。”
“此乃草民浅见。”
张逸听罢，脸上露出一个赞许笑容，他点了点头：“先生阐述得甚好。”
“务实为用，重实效，轻虚名，这正是孤所欣赏的，亦是大顺取才用人之时，真正要秉持的尺度。”
他微微一顿，眼睛凝视着张博：“天如先生既能参透此理，更当知行合一，率先垂范才是。”
“今日这番探讨，孤获益匪浅，也望诸位能有所得。”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我大顺君臣，不过是受万民之托，代管这片江山社稷。”
“而今大顺所作所为，本身亦是在践行‘务实为用’四字。”
“如何能更有效地治理国家，如何能让百姓日子更安泰，这条路上，孤与诸位一样，都是摸索前行者。”
张博此刻，也领悟了张逸意图，躬身长揖，顺着张逸给的台阶下来了：“殿下所言，振聋发聩，是我等有时过于执着于形迹名器，反而忘了根本。”
张逸并非想过要打压他们，说实在的，他挺欣赏复社许多人。
这些人虽然被时代所局限，看得没有自己那么长远。
但能在末世中看到问题，试图寻找出路，呼吁经世致用，其内核是积极进步的，是这个时代可以改造和合作的对象。
因为，他们和张逸其实是有相同特质的人，都是意图“救亡图存”的人，因而更容易团结和利用。
张逸微微颔首：“尔等今日联名陈情，初衷也是关心国是，希望人尽其才，这份心意，孤是明白的，亦觉可贵。”
他最终还是给了他们一个答复：
“关于科举取士，孤今日可以给诸位一个准信：科举，一定会开！”
“但绝非简单恢复旧制。”
“朝廷正在详加研讨，如何革除积弊，如何纳入新学，如何确保公平取用真才实学。”
“待新的章法定下，自会昭告天下。”
“若诸位真心想要报效国家，一展所长，那么，眼下便不必空等，亦不必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