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崔兄莫忘了，天下百姓，不是人人都是伯夷、叔齐。”
“这才是咱们今日所论的根本。”
黄忠嗣转过身来，面向满殿文武。
“诸公皆读圣贤书，能以古之贤者自勉，这是好事。”
“可朝廷治天下，治的是万万百姓。”
“有老者，有妇人，有孩童，有农户，有工匠，也有沿街叫卖的小贩。”
“你能要求每个人都像伯夷、叔齐一般，宁可饿死，也不取不合心意的一粟么？”
无人回答。
黄忠嗣又问道：“若真有百姓饿死在路边，咱们站在一旁赞他一句有气节，事情便算办好了？”
殿中几名官员皱起眉头。
崔彦昭说道：“黄兄又在将个体操守与治国之道混为一谈。”
“恰恰相反。”
黄忠嗣看向他。
“是崔兄先拿伯夷、叔齐与颜回来论天下百姓。”
“你拿世间少有的贤者，去要求每一个寻常人。”
“我只想问一句，凭什么？”
崔彦昭面色一变。
“圣贤垂教，本就是让天下人效法。”
“效法可以，强求不成。”
黄忠嗣说道：“我也敬颜回，可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那是颜回自己的选择。”
“若官府让一县百姓都住陋巷、饮冷水，再告诉他们，这是效法颜回。”
“崔兄觉得，这叫教化么？”
殿中传来几声低笑。
黄忠嗣没有跟着笑，只继续说道：“咱们不妨说得再浅一些。”
“一户农家，家里有六口人。”
“父母年迈，两个孩子尚小，春天还要留种，冬天还得置衣。”
“官府来征税，他该纳。”
“乡里修桥，他愿出力。”
“边关有警，朝廷征发粮草，他也肯从家里挤出几斗粮。”
“这算不算义？”
有人应道：“自然算。”
“可若官府层层加码，将他留作种子的粮也拿走。”
黄忠嗣追问道：“待到孩子饿得啼哭，父母病倒在床，他偷偷藏下一斗米，算不算不义？”
先前开口那人张了张嘴，没有回答。
黄忠嗣看向崔彦昭。
“依崔兄的道理，官府所征为公，农户私藏为私。”
“公义在前，私利在后。”
“那么这一斗米，该不该藏？”
崔彦昭沉吟片刻，说道：“若征收合乎朝廷法度，自然不该私藏。”
“若地方胥吏滥征，则可向官府申诉。”
“向谁申诉？”
黄忠嗣问道：“县衙征的，让他去县衙告县衙？”
“县衙若不理呢？”
“可向州府申诉。”
“他去州府要走多少里？”
黄忠嗣接连发问。
“路上的盘缠从何处来？”
“家中老幼由谁照看？”
“州府若将状子发回原县核查，又该如何？”
“等事情查清，来年春耕早过了，孩子也饿出病了。”
“崔兄，你告诉他一句守义为先，这一家六口便能熬过去么？”
崔彦昭没有立即作答。
黄忠嗣的声音并不高，说的也没有多少华丽辞藻。
可殿中众人听着，却仿佛真看见了那户被逼到绝处的农家。
尤其是做过地方官的人，面上的神色更为复杂。
他们知道，这样的事情并非凭空捏造。
州县征收之时，胥吏借机加派，本就是屡禁不绝的旧弊。
百姓若要越级申诉，所耗钱粮与工夫，往往比被多征的还要多。
崔彦昭说道：“地方若有贪官污吏，自当依律惩处。”
“所以，还得有人去查。”
黄忠嗣接道：“查案要人，要钱，要时间。”
“这些是不是利？”
“朝廷养御史，给俸禄，是为了让他们巡察不法。”
“百姓得了公平，保住口粮，这也是利。”
“可最后得出的结果，却是官府守法，百姓守义。”
“崔兄，你看，绕了一圈，义与利还是连在一起。”
崔彦昭面色发沉。
“黄兄所言，只能证明治政需要钱财。”
“却不能证明义利同为根本。”
“可以。”
黄忠嗣颔首。
“那便不说官府，只说一家人。”
“父亲教儿子孝顺，这是义。”
“可父亲也要养儿子长大，给他饭吃，给他衣穿，病了替他请郎中。”
“这些都是利。”
“若一个父亲从不养育儿子，只会每日拿孝道训斥他。”
“待自己老了，又要儿子尽心奉养。”
“崔兄觉得，这父亲占义么？”
崔彦昭道：“父子天伦，岂能用利计较？”
“正因是天伦，才更该彼此尽责。”
黄忠嗣看着他。
“父慈，子才孝。”
“兄友，弟方恭。”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圣人何曾说过，只许一边尽义，另一边只管受着？”
“父母养育子女，不是买卖。”
“子女奉养父母，也不是还债。”
“可双方所付出的衣食、心血、照料，难道都能抹去不谈？”
殿中一名新科进士低声说道：“《礼记》也讲父慈子孝，并非只讲子孝。”
另一人点头道：“君臣、父子皆是相待而成。”
“若只责一边，确实偏了。”
崔彦昭听见身后议论，心中那份压力又重了几分。
他很快说道：“黄兄说了许多，仍旧没有回答我最初的问题。”
“若朝廷一时困窘，无钱发放军饷，将士便可以不守边么？”
“自然不可以。”
“既然不可以，便说明义不因利而变。”
“也说明义在利前。”
崔彦昭抓住这一点，语速快了起来。
“将士既受国家供养，便该守土。”
“哪怕一时缺饷，也不能弃城而逃。”
“百姓既为大宋之民，便该遵守法度。”
“哪怕一时受灾，也不能趁乱劫掠。”
“臣子既受君恩，便该忠于君上。”
“哪怕一时遭受误解，也不能心怀怨望。”
“这便是义之所以为本。”
“利足，义要守。”
“利不足，义仍要守。”
“黄兄又如何说二者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