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王安石不断突破政治下限，把司马光的下限也拉低了，他真不打算为吕惠卿求情。
司马光也开始说废话：“不杀士大夫，是真宗、仁宗以来的共识。但判吕惠卿绞刑，也确实没有违反什么律令条文。”
赵顼是什么想法呢？
别看赵顼此前频频犹豫，可一旦亲手勾决，他反而是态度最坚决的！
历史上，大宋伐夏失败，气得赵顼想杀转运使。
蔡确以“祖宗之法”反对，赵顼只能改为刺配。章惇又反对刺配，理由是“士可杀不可辱”。
赵顼欲杀大臣而不得，连刺配都做不到，只能感叹：“快意事做不得一件。”
吕惠卿多次违抗圣旨的行为，已经被审得清清楚楚。而且此人违抗圣旨，还不是因为公义，纯粹是出于私心。
赵顼看了卷宗之后，怎么可能不愤怒？他是真想杀吕惠卿！
韩绛说道：“陛下，吕惠卿此人，其罪确实当诛。但杀了他以后呢？此例一开，后世必有效尤者。杀一吕惠卿事小，开滥杀之先河事大。”
说完这些，韩绛干脆豁出去了，继续上强度道：
“后世倘有庸主在位，权臣欲排除其异己，必援引今日之例曰：先帝杀吕惠卿，今某某之罪不减惠卿也。若是如此，则士大夫之命，皆悬于权臣之手矣。”
“陛下今日快意于一杀，后世赵氏之子孙，将何以制权臣滥杀？此臣所以寒心者也！”
这他妈什么话？
赵顼听得气不打一处来。我如今还活得好好的，你给我扯我死后的事情？你这是在咒我早死吗？
徐来也给听乐了。
韩绛这一张嘴，还真就什么都敢说。难怪当初把边军给逼反，估计私下说了不少妄言。
韩绛说完了也发现不妥，于是又补救道：“臣请陛下思之。若陛下收回成命，天下必曰：惠卿有罪而陛下不杀，此仁君也。士大夫之心，尽归于陛下也。”
这什么逻辑？
徐来实在听不下去了，反问道：“难道依法杀一罪臣，天下士大夫就会怨怼陛下？这些士大夫，读的什么圣贤书？”
韩绛不愿跟徐来辩论，继续对皇帝说：“陛下，昔汉文帝时，薄昭杀汉使，罪当死。文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与昭饮，昭自杀。文帝不杀之，而天下服其仁；昭虽死，而文帝不损其明。陛下何不效此？诏令惠卿自尽，赐以全尸，不污刀锯。则陛下既守祖训，又正国法，天下谁曰不然？”
徐来说道：“逼迫罪臣自杀，哪来的正国法？若是如此，还不如改为流放三千里。今日可逼吕惠卿自尽，他日就可逼迫任何大臣自尽。你前后所言，简直自相矛盾！”
徐来要的是规矩，而不是谁的颜面。
韩绛说话虽然毫无逻辑性，却隐隐把司马光说动了：“陛下，吕惠卿依法当诛，此事不容辩驳。但陛下可彰仁德之治，宽恕其死罪，改为刺配可也。”
司马光当然不怕“手滑”，但很多士大夫害怕“手滑”。
绞死吕惠卿，极有可能影响今后的政治环境。
“手滑”是宋朝的一个梗。
庆历三年时候，全国各地大旱，饥民多达两三百万。张海聚众千人，揭竿而起，从陕西杀到河南，又从河南杀到湖北、淮南。所过之处开仓放粮，声势浩大，横行诸路。
高邮知军晁仲约为了保住城池，组织城中富户拿出钱粮、酒水、牛羊，把这些物资送出去犒劳城外起义军。
事后，许多大臣请求处斩晁仲约，副宰相范仲淹则出面力保。
这种情况确实可以保，但范仲淹说出的一段话，却造成极为恶劣的后续影响。
范仲淹说：“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这便是“手滑”一词的来源。
司马光对此是极为清楚的，他在编写《资治通鉴》时，还让唐代官员也用“手滑”劝谏：户部尚书杜悰劝宰相李德裕。
赵顼听完，已明白三人的想法。
徐来想要按规矩办事，杀不杀吕惠卿反而还在其次。但皇帝已经勾决，为了维护皇帝和宰相权威，偏向于维持原判绞杀吕惠卿。
韩绛也不在乎吕惠卿的死活，但坚决反对判处文官死刑。他甚至建议皇帝逼吕惠卿自杀。
司马光被韩绛说动了，想要维持不杀士大夫的政治生态。因此反对判死刑，也反对逼其自杀，建议改为流放吕惠卿。
赵顼没有立即决定，反正秋后处决，时间还早着呢。
……
三人在垂拱殿的争论，不知怎么就传出去了。
跟韩绛差不多处境的官员，开始陆续上疏反对判吕惠卿绞刑。
这些人跟吕惠卿牵扯不深，不怕被牵连追查。同时他们又无法获得徐来重用，干脆上疏邀名买直。反正有韩绛冲锋在前，他们只是跟着摇旗呐喊，徐来生气了也是找韩绛的麻烦。
许多保守派也上疏反对，他们的想法跟司马光一样。都是害怕“手滑”！
反而是跟吕惠卿走得近的官员，尤其是被吕惠卿提拔过的官员，现在一句话都不敢说。全部选择装死。
朝堂上讨论此事的奏疏满天飞，很快舆论就蔓延到民间。
乃至于杂志都公开讨论此事。
文彦博在开封留下的《正声》，以及程颢在洛阳创办的《天理》。这两份杂志收到大量投稿，士人们对是否处死吕惠卿各抒己见。
支持处死吕惠卿的投稿者，以没做官的士子居多。他们认为吕惠卿罪大恶极，就该依法惩处，没有任何毛病。
反对处死吕惠卿的投稿者，多数是有官身的，包括那些辞官或被罢官的。他们抓着“祖宗之法”、“国朝不杀士大夫”展开讨论。
如此大规模的舆论，甚至迅速传到江宁，把王安石都给惊动了。
王安石开始写奏疏，反对处死吕惠卿。
退休在家的韩琦、富弼、曾公亮，也不约而同上疏，同样反对处死吕惠卿。
事情终于闹大了。
? 0339【保举制也得废除】
中书省衙门，该干嘛干嘛，似乎并未受舆论影响。
王珪在跟章楶交代公务时，忍不住说道：“要不，你去跟徐相说说？国朝慎杀，非止士大夫，百姓亦可贷死也。”
所谓“贷死”，并非花钱赎罪。
而是犯人被判了死刑，主审官出于慎杀的态度，改判流放等刑保其性命。万一发现是冤案，今后还可以挽回。
不仅士大夫因此免死，很多普通百姓也是如此。
这么说吧，北宋中期90%的死刑犯，最后都获得了贷死，多数改为流放之刑。
士大夫也并非不论死刑，最典型的就是熙宁二年张仲宣案。
张仲宣当时是知州，辖地内发现金矿。他派人前去勘察，结论是开采价值不大。百姓害怕官府大兴工役，就私下送给张仲宣八两黄金。
因为这八两黄金，张仲宣被判处绞刑！
朝廷在复核此案的时候认为张仲宣属于被动受贿，犯罪情节不算特别恶劣。所以虽然是死罪，但可以改为流放。
赵顼当时刚做皇帝，也想整顿吏治、严惩贪污，所以下令改为杖责加刺配。但负责复核此案的苏颂力争，取消了杖责和刺字，只是单纯的流放而已。
同样是熙宁二年，当时还有李希辅案。
李希辅属于主动索贿，犯罪情节比较恶劣，所以最终判决也更重。这家伙因索贿几百贯，外加“额外度僧”等罪，最终被杖脊、黥面、流放沙门岛。其初审也是死刑，只不过因慎杀而免死。
因此，北宋“不杀士大夫”之说，绝对不是不判死刑。
而是经常有官员被判死刑，但最终都改为了流放。同时还有超过90%的平民死刑犯，也一样被改为流放。
章楶跟王珪交流几句，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他趁着汇报工作的机会，提醒徐来说：“吕惠卿是王安石举荐的。如果严格按照法令：举荐者同罪，王安石也得判死刑。”
“不算，”徐来说道，“吕惠卿最初的职务，是王安石举荐的。他后来那些职务，属于官员正常升迁。”
章楶欲言又止。
徐来说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说，一个选人想升京官，必须获得五人保举。如果依法论处，一个京官犯死罪，至少有五人被连坐。”
“然也。”章楶点头道。
在太祖、太宗两朝，保举属于特招性质。
到了宋真宗时期，保举逐渐制度化。
发展到仁宗朝，保举彻底制度化。在官员升迁的多个重要环节，都必须要有足够的保举人。
上司如果无故不给直属官员写保荐状，那就等于故意卡仕途会得罪人。又因为举荐者同罪，官官相护变得更严重——只有被举荐之人，重新换了官职再犯法，原来的荐主才可免于连坐。
所以，徐来今后如果要依法治官，那就还得改革官员升迁制度。
否则的话，必然人人自危。
比如我做知州，有直属官员工作勤勉、能力极强，我于公于私都该给他写保举状。结果这家伙升官调任，立即贪赃枉法被判死刑，于是我稀里糊涂也被连坐处死。
这不扯淡吗？
……
章楶离开徐来的办公室，半路上被许将喊住：“徐相怎么说？”
“徐相让我们稍安勿躁。”章楶转述道。
许将忧心忡忡：“此事如果处理不好，对徐相的影响很大。”
这一届两府三司班子，其实是比较团结的。包括中书省的属官，也非常团结。
他们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伐夏之功”，几乎所有人都蹭了伐夏功绩。
徐来这个伐夏主导者，绝对不能出问题！
就连王珪都蹭了一丝丝伐夏之功。而且王珪是最怕徐来出事的，他现在根基非常浅。如果徐来被罢相，王珪今后不可能这么滋润。
许将跟章楶讨论不出啥东西，于是许将又去找杨殊：“介之，不如你去劝劝徐相。吕惠卿依旧论绞刑，但按常例贷死，给他流放沙门岛。去了沙门岛，吕惠卿死得更惨。”
杨殊对徐来极为了解：“徐相不在乎吕惠卿的生死，他想要的是按规矩做事。”
“论死罪改流放也没坏规矩啊。”许将说道。
杨殊笑道：“放心吧。徐相做事有章法，他肯定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我们安心办公即可。”
……
国子监。
太学讲堂。
晏几道正在讲课：“诗赋虽然不再考科举，但士子不可不学。思想完全相同的两篇经义文章，如果谁的诗赋功底更好，必然就更受阅卷官青睐……越是不考诗赋，举子就越要精于诗赋……”
自从科举取消诗赋以后，学生们就不再重视此道。
但晏几道讲课属于例外，他的诗赋课经常学生爆满。甚至还有外舍学生，跑来蹲在过道上听。
晏几道时不时用自己的作品举例，分析讲解自己当时写作时的想法，把太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
一堂课讲完，晏几道今天便没课了，他骑着毛驴悠哉前往经义局。
挂靠在国子监的《钟声》，编辑部也搬到了经义局。
刚刚走进编辑部，郑侠就喊道：“叔原兄，快来看徐相的文章。”
“徐相又写文章了？”晏几道惊喜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