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猛地一拍桌：“林先生提出的四不方针你们大致有所耳闻。第四点就是不盲！你们不去开展调查，就编造新闻，这叫盲动！新闻最重要的就是真实，你们已经不配作为记者！”
眼见胡政之要下狠手直接开除他们，五个记者立马急了。
“我为《大公报》流过血流过汗！报道津门港口水灾的时候，我更是深入一线，你不能因为几条新闻就开除我！”
“你才来几天？我们都是为报纸工作了许多年，这能怪我们吗？完全就是因为新闻素材太少，我们几个人忙都要忙死了，实在没办法只能编造一点……”
“胡总编，胡经理，放过我吧！我家里上有八十岁老母，下有八岁孩童，要是没了这份工作，一家人得饿死啊！”
不管是狡辩也好，求情也罢，胡政之一概不理，直接让门房把人带走。
这个时候不把风气遏制住，他所有的改革根本就没办法落实。
一方面，他们确实犯了新闻界最大的忌讳，开除他们完全站得住脚。另一方面，如果不把这批老人清退，哪怕引入再多的新鲜血液，也会被他们带偏。
《大公报》在本地的记者不过八人，一下没了五位，可谓是伤筋动骨。
所以胡政之并没有向编辑们下手，但他也没有让编辑们闲着，而是直接宣布了对版面进行改革。
他直接参照了《群众报》的模式，废除传统的书册式版面，将垂直的两栏改为四栏，使版面变为通横式。同时规定，有需要的版面也可以调为六版或者八版，并且全面引入标点符号和图文排版。
这无疑是给编辑们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但有了那五个被开除的记者作前车之鉴，这帮老编辑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在胡政之和张季鸾真正通过改革坐稳位置之后，两人的人脉关系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张季鸾给孙先生当过秘书，应对过不少记者的采访，还都有联系。
通过电报，两人很快就在北平、沪上、汉口等几个重要地方联系到了驻外记者，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当地的新闻，相当于建起了一个中转站，算是花小钱办大事。
至于报社直属的记者，林砚之直接把丁宝成薅了过来。
他手底下这帮人正好是掺入《大公报》的沙子，也是林砚之的代表，免得《大公报》日后走偏。
林砚之虽然知道按照原历史张季鸾和胡政之两人的立场非常坚定，但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
短短两三天时间，《大公报》便从出钱、管理和内容三个方面整改到位。
上面的人意见一致，下面的人只剩下落实。
当然，林砚之也很大方地给员工增加了工资，彻底消解了他们抵触的情绪。
就这样，在由张季鸾执笔的《大公报》第一篇头版社论刊发后，《大公报》正式进入林胡张时代。
首篇头版叫《本报之新生命》。
第234章 难道呆弟不爱我了吗
美人卷珠帘，万径人踪灭。
两岸猿声啼不住，惊起沙鸥一片。
吕碧晨从被窝中探出了个脑袋，轻轻又缠绵了一番，门外的小兰听到了动静，端了一盆温水进来。津门租住的院落不如沪上饭店那么现代化，还得有人打水让人梳洗和擦拭身体。
吕碧晨接过水躲到了屏风后头，虽然两人链接次数颇多，但总是得给男人留下那么点神秘感。
小兰没急着出去，而是递过来一沓报纸。她低着头，眼神不住地偷看林砚之的胸膛，脸上是少女的娇羞。
这小妞是真的能演，随便换个人还以为她有多想自荐枕席呢。
男人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小兰觉得林砚之之所以不动如山，大概是因为吕碧晨就在身侧。但哪有夜夜防贼的，总会有她和林砚之独处的机会。
林砚之打发小兰出去准备些早餐后，便开始翻阅当天的《大公报》。头版就是张季鸾的《本报之新生命》：
「……文之颓衰，未有似今日者。是望其表可叹，察其里可泣，想其实则可以焚心摧肠以殉之。凡今之为文者，词可观者百一，诗可观者千一，文章可观者万一，赋、曲可观者万而无一，仆窃深自慊愧，亦为天下羞……」
「文运更迭，固有其常，虽曰代易，其气无竭断，夏商之礼可征于杞殷，汉魏之声可闻于宛洛；唐之诗未绝于天水，宋之词未亡于崖山……」
「一曰群而不党。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群居以切磋琢磨，会友以文，友以辅仁，是立社之旨也。而不党不同，则所以可独立于世，际会乎文矣……」
张季鸾确实文笔极佳，他没有把林砚之提出来的“四不方针”局限于报社，而是扩展到了整个文化界。
吕碧晨梳洗之后，只穿了条丝质的睡裙便靠在了林砚之身旁：“张主编的文章结构严密，逻辑非常自然，剖析问题讲道理沉稳扎实。”
“只是……”吕碧晨笑了笑，“骂得也有些太狠了点，骂有些文人抱不世之高名，坐鸱雏之尸位，为了名利互相吹捧、拉帮结派，还把阿谀奉承以文字换取浅钱权的人贬为其文不过百字，其实不当一钱，批评太过于直白，估计不少人不想听也不敢听。”
林砚之搂着她：“一块砖头丢进狗窝，哪一条狗叫得最惨，就一定是砸到哪一条了，我称之为砸狗定律。”
吕碧晨蹭了蹭他胸口：“你呦，唯恐天下不乱，被砸到的狗怎么会罢休，津门的文化界估计就得乱起来了。”
“说什么界不界的，就是有些人喜欢圈地自萌，季鸾骂他们拉帮结派也没问题。”
吕碧晨又扫了一眼：“他写得确实是好，一板一眼，堂堂正正，这里头的东西从报纸和文化界跳出来，放在国家上也挺合适。”
张季鸾之所以能够称之为民国报界的大佬，并且能够得到国共双方一致的推崇，就在于他写文章不偏不倚，不感情用事也不随声附和，真正做到以理服人。他对人的批评是负责任和善意的，并没有情绪化的偏见或者诋毁。
哪怕被他骂得狗血淋头的委员长，评价他时候也说“这种报人，比那些只懂拍马屁的强”。张季鸾病逝时，老蒋亲往祭奠，并两次吊唁、三次谒墓。他亲笔题写“一代宗师”挽匾，并亲自为其扶灵。
他最大的品质就是存大我，而忘小我。谁不想旁边有个人跨越党派与私怨，时刻提醒和警示自己呢？
“有些意味能猜得到，却不一定得说出来。”林砚之笑道。
张可是给孙先生当过秘书的人，怎么可能心里对老袁没点怨气。
表面上是在痛心天下文运的衰败，实际上是表达我们这群人在这个礼崩乐坏、文风败坏的时代该如何自处的志向。如果只是如此，那便是文人志趣，想倡导文以载道和新闻报道的独立客观，“继文脉于千秋”，用独立、清醒、纯粹的言论，去唤醒民众、针砭时弊。
一般人看在第一层，文人们和负责审查的政治人员会看到第二层，而张季鸾却是站在天台俯瞰他们。
“抱不世之高名，坐鸱雏之尸位”可以理解为把握话语权的文坛大佬，也可以是政治上的老贼。与其说是哀叹文学，不如说是在哀叹国家。
砚之接手《大公报》之后，并没有立刻要求如《群众报》一般改用白话文。北方市场不缺白话文报纸，而订阅《大公报》的就有不少支持文言的读者。他只是要求在时事新闻上需要改用白话，而社论、故事、策论等等暂时维持不变。这样也能够把两份报纸进行差异化，否则就是互相抢夺读者，把精力都放在了内斗上。
张季鸾这块砖头丢出去，不管是砸到没砸到，反驳叱责的声音立马响了起来。
李承允包括被《大公报》开除的几个记者并没有就此罢休。实在是张季鸾写得太遭人恨了，虽然全文都在说《大公报》的改革，但就怕对比，显得当狗的报纸极其卑劣。
《北洋公报》就是老袁当北洋大臣时期创办的，是北洋最忠实的喉舌；《庸言》月刊之前由梁启超创办并担任主编，梁启超去内阁任职之后，接手的黄远庸表面持中间立场，但实际上亲袁。“二次革命”期间，发表文章为袁开脱罪责，并刊登袁氏缉拿“逆首”的通告。
这两份报刊率先发难，先是质疑张季鸾的人品，毕竟他是给目前正在被通缉的孙先生写过文章的秘书。其次就是拿英敛之说事，把他和林砚之之间的论战翻了出来，暗示林砚之收购人家的心血就是报复，是一个小人。
这群人要是早点站出来给英敛之站台，他还不至于溜回北平蜗居呢。
李承允则是喋喋不休地反复讲自己批评《大国崛起》后就被《大公报》拒稿一事，以此称《大公报》实在当不得秉持所谓的四不方针。
《津门午报》、《新津门》则认为《大公报》四不方针，就是传统当中的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应该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作为报人，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编造新闻、拉帮结派。
至于租界内的洋人报纸，由比利时传教士创办的《益世报》和津门英租界工部局开办的《京津泰晤士日报》，认为《大公报》追求的立场公允、经济独立、新闻客观和服务公众的报业精神，与西方新闻界追求的客观原则、独立原则和公共原则高度一致，可以说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成功借鉴与本土化的典范。
尤其是报纸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这让两份洋人的报纸讨论起来，对《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大加赞赏。
其实四不方针，有一点类似于20世纪中期在欧美国家形成的新闻社会责任论。这是在资本垄断波及到报业而形成的自我修正，认为媒体在享有自由时须履行公共义务，承认政府应促进自由而非仅消极放任。
而当下资本的发展极其野蛮，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不少报纸就是资本的打手，抹黑各类运动，而号召不党和独立的《大公报》却不免得到租界的洋人记者非常尊重。
李承允在前面肆意狂奔，却发现自己信分的洋人呆弟在相向而行，居然去夸奖《大公报》的主张，简直是离了大谱。
三观的崩塌让他骂得更加肆无忌惮，认为《大国崛起》就是傲慢、无理、编造，是林砚之的颅内高潮，民国太落后，以至于什么都学不了，这是全方面的落后，不是写几个国家的历史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沪上没有日租界，只有东洋人聚集生活的地区，但是津门有，作为民国五个日租界当中规模最大且唯一发展较为繁荣的租界，以旭街为中心的街区有武斋洋行、横滨正金银行等日资企业，形成了集商铺、剧院、影院、旅社于一体的现代都市街道。
除此之外就是规模更大的特务机构和东洋警察，东洋的警员身穿深蓝警服，硬檐帽上罩有白帽套，被津门老百姓称为“白帽衙门”。
东洋的租界对部分满清遗老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东洋人也乐得资助给他们，以此来牵制政局。
沪上的东亚同文书院转变了对林砚之的态度，但津门的机构更多是陆军背景，可不把外务省支持的同文书院放在眼中。
有人在前台吆喝，有人在后面出力，还有鬼子掏钱，一时之间津门报界极其热闹，是沪上的同行怎么都羡慕不来的。
有林砚之坐镇，大公报不带怕的，一己之力硬刚以北洋公报、日资背景的《华北报》为首，加上不少守旧文人的小报和西化派别组成的阵营。
张季鸾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那么钱玄同则是真彪悍，直接火力全开架炮就轰，他骂人从不拐弯抹角，直接把对方的文章逐句逐字拆开骂，连篇累牍。
「……倘能用上十年功……再写书信来与记者谈谈……否则记者等就要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个字送给先生，倒是可生为考语，死作墓铭……」
张是客观公正讲道理，而钱夏完全是战斗爽。
刘半侬作为钱夏新结交的好兄弟，写白话文对骂的特色就是泼辣、幽默，
周作人所评价的他写起文章来“笔写得滑了”，虽然有时显得草率或偏于感情。迅哥儿也说他“失之无谋”，但他那种信口直说、痛快淋漓的杂文，最能够挑动起读者的情绪。
刘半侬在文章之中指名道姓，说某些人「……他耳朵里面似乎有特异功能，应该是装了无线电受音器，才能够隔着山海听得到常人听不到的天籁，一听到远处的嘱咐，便就有了灵感，写起文章来下笔如有神……」
周作人说他说的一点没错，真就是笔写的滑了，想到哪写到哪。读者瞧了，会心一笑，便也明白这是在说某些人听别人的吩咐，不过是卖身求荣之人。
胡适之不知花了多少大洋，硬是从美利坚拍了一封长篇电报回来，洋洋洒洒地登在了《申报》上。
胡适之向来推崇思想启蒙、教育普及与法治建设。在电文的前半段，他毫不吝啬溢美之词，将《大国崛起》夸赞为普及西方现代文明的绝佳读物，极力推荐给全国青年。
然而后半篇文章却是在怀疑林砚之的真实目的，写了这些强国，是不是在急功近利：中国的落后，是几千年积弊沉淀下来的，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我们必须耐下性子，从教育、整理国故这些小事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才能为迎接真正的崛起做准备。
林砚之看着报纸，不免有些吃了苍蝇的恶心。
前半篇似乎是在说公道话，可后面又是在让国人承认自己的落后。
靠北，中国什么时候落后几千年了？他不是才发掘了几处古文明遗址吗？哪里落后了？
洋人倒是比胡适之这个理中客客观了不少。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乔治·麦考莱·特里维廉在《伦敦时报》上发表专栏，盛赞《大国崛起》摒弃了简单的“英雄史观”或单一的“经济决定论”。他写道：“林敏锐地指出，大国的兴衰并非偶然，而是制度创新、科技革命与文化基因协同演进的结果。从荷兰的现代金融体系到英国的君主立宪，再到美国的联邦制，作者为国家如何走向强盛提供了一套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框架。这为当今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无价的历史镜鉴。”
法学家、外交官及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也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作者展现了令人战栗的政治远见：“他不仅描绘了大国崛起的辉煌，更毫不避讳地揭示了其内在的脆弱性与扩张的代价。特别是他对德意志帝国崛起带来的地缘震荡，以及对沙皇俄国国内矛盾的剖析，犹如一记警钟。这证明了历史学并非仅仅是关于过去的学问，更是理解当下国际危机、预测未来走向的利器。”
就连初出茅庐的阿诺德·汤因比也认为，《大国崛起》保持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历史理性：“作者没有盲目颂扬西方的文明，而是以冷峻的笔触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与制度演进的阵痛。这种不偏不倚、基于实证分析的治学态度，树立了比较史学的新标杆。”
当这些来自西方主流学界的赞誉通过电报传回国内，登在各大报纸上时，李承允看着手里的报纸，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难道呆弟不爱我了吗？！
他平日里一口一个“东洋列强”、“西洋文明”，把洋人捧得比亲爹还高，怎么到了真章上，这些洋人学者不仅没有顺着他的意思去贬低林砚之，反而把《大国崛起》捧上了神坛？
第235章 卖报歌
有些时候，或者说大多数时候，洋人的话确实比国人的管用。
《大公报》的舌战群儒，包括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报纸上火力全开，效果远不如几位洋人学者的一句肯定。
胡政之以一种极其羡慕和崇敬的眼神看着林砚之：“董事长，您是怎么说服那么多国外的史学专家为《大国崛起》发声的？现在以北洋报为首的保守派，还有《申报》那边，一下就消停了。”
林砚之淡淡道：“鄙人不才，在英吉利有一家合作的报社，发行量也就二三十万份，这些史学专家都是他们帮忙找的。”
《每日伦敦电讯》连载《是，大臣》期间，销量一跃挤进了伦敦城的前三，不少英吉利人养成了辛苦一天，找报纸上看一段故事乐呵乐呵的习惯。
这些英吉利人仿佛跟着吉姆哈克一起见识政府的光怪陆离，一天不看就浑身刺挠。在《是，大臣》连载结束之后，《每日伦敦电讯》又花高价买下了《是，首相》的独家连载权。
别说是找几个史学专家来拍马屁，就算是闭着眼请人夸一坨shit，《每日伦敦电讯》都会心甘情愿。
谁会和金主过不去呢？
按照正常情况，《大公报》换手之后，就算有林砚之的流量加持，最多也就是恢复到英氏时代的巅峰。但有了《大国崛起》的热点和这场论战，报纸的销量一下飙升，直接提升到了华北地区第二，接近五万份，仅次于《群众报》。
林砚之站中间，抽两边，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西化派，都被他拿捏得死死的，谁都想看看这场争论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张季鸾非常理性：“销量的提升确实是董事长的谋划，但想要把这些读者稳定下来，还得增加内容。”
他试探道：“不知能否增加文学、妇女等副刊？吕小姐曾经是津门女界的顶流，又和大公报关系匪浅，不知道董事长能否协调吕小姐在大公报上开设专栏？”
林砚之瞥了一眼胡政之，知道两人在试探他。
《群众报》和《大公报》原本是竞争对手，在内容和覆盖面上多有重叠。林砚之说不干涉良性竞争，这两人始终还是不放心。
亲儿子和干儿子处境如何，还是得看爹能不能一碗水端平。
而吕碧晨和林砚之的关系又是公开的秘密，他们这也是在试探《大公报》在林砚之心中的地位。
林砚之笑道：“有事直说，没必要遮掩。碧晨是独立的，你们想让她开专栏，可以自己找她去。至于开设副刊，自然是理所当然，有序的竞争总比一摊死水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