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先生，时代变了。”沈尹默不卑不亢，“如今民国肇建，民主思潮渐起，百姓需要的不是晦涩的古文，而是能看懂、能共情的文字。桐城古文固然精妙，义法谨严、文辞雅正，可终究曲高和寡。”
“放肆！”姚永朴气得一拍桌子，“桐城派文脉绵延百年，方、姚诸公文章，乃文坛正统！你这后生晚辈，留洋几年，便敢诋毁正统，推崇市井俗物，实在是数典忘祖！”
“我并非诋毁桐城古文，只是认为文学不该只有一种模样。”沈尹默寸步不让，“姚先生守着古文阵地，固然可敬；可新文学、通俗文学，亦有其存在的道理。兼容并包，才是治学之道啊。”
两人你来我往，争论不休。姚永朴年纪大了，口才本就不及年轻气盛的沈尹默，加之沈尹默引经据典、结合时势，句句切中要害，点破桐城古文的局限，姚永朴渐渐落了下风，只气得脸色发白，浑身颤抖。
“竖子不足与谋！”姚永朴狠狠一甩袖子转头就走。
另外一位年轻教授凑过来小声道：“秋明，冲动了，姚老先生毕竟德高望重，多少需要给他留几分情面。”
沈尹默想起自己刚到北大的第二天，见到胡仁源，胡说：“我已经晓得你来了。昨天浮筠对很多人说，现在好了，来了太炎先生的学生，三十岁，年纪轻。”
“浮筠”是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的别号。
言下之意，对北大的那些老先生可以不理会了。
如此说来，一位校长，两个学科学长（院长）对沈尹默的到来有所期冀，他怎么可能会给桐城的老人家们留面子呢？
他很清楚自己是怎么来的北大，也清楚自己来北大的任务，他自己就坦诚过：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
文科如今的矛盾还是暗流，大家都是文化人，多少还维持些体面。
隔壁法律系的斗争则摆在明面上，简直成了大乱斗。西洋留学的鄙视东洋留学的只知道解释法律而盲于理论，是注释法学派，是低能派；东洋留学的鄙视西洋留学的仅知空论而不知实践。老教授批评新教授毫无经验，讲的不能应用。新教授则说老教授手抱万年讲义，至死不变。
北大在辛亥革命以后，新旧之争已经开始了。
姚永朴深知，沈尹默的话，实则代表了北大新派学者的立场，而这股新派势力，正在一步步挤压桐城派的空间。
离开后，姚永朴仔细复盘。
吵架吵不过，复盘后是越想越气，作为一个文人，他能做的就是写文章，他要骂回来。笔走龙蛇，洋洋洒洒，从“文以载道”写到“学风败坏”，从通俗小说的“粗鄙”骂到新派文人的“离经叛道”。
写完之后，他遣人把文章送到了《新时报》编辑部。
《新时报》在前清时便是著名的保皇派报纸，鼓吹“满汉不分，君民同体”，反对民主革命，被革命派视为清廷喉舌。辛亥之后，不敢再明目张胆提保皇，却依旧守着保守立场，反对新学、推崇旧制，与姚永朴的观念不谋而合。
次日，《新时报》就刊登了姚永朴的文章。
第34章 论战（上）
小月的情况这两天总是反复，尤其是夜里容易发烧，把方简兮折腾得小脸都瘦成了瓜子脸。
大熊心疼二姐，主动要求全程陪夜，方简兮白天睡饱了，起来就看到外屋林砚之在书桌前写文章。
她很喜欢看他写小说，那种沉浸其中，忘我的状态非常吸引人，大概就是认真工作的男人最有魅力的意思。
方简兮自认为是江湖儿女，临时寄宿在这儿没什么心理负担。林砚之觉得隔着门，自己新买了个小床住在外屋，最多算是合租，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这要是传出去，指不定有什么道德君子加以批判呢。
林砚之浓茶配烟，法力无边，时不时还揉一揉手腕。
实在是欠账太多，《精武英雄》需要收尾，《站起来》后半部分需要大幅度修改完善，芮恩施那边的《枪炮、病菌和钢铁》才抄了前两章，要是对方问起，林砚之有点内容可以应付过去，要是不问就先缓缓。
方简兮帮着倒了杯热茶过来：“小月的病情反复，极其凶险，若是没有你，只怕是撑不过来。”
清末民初的人，大多是见惯了生死。
此时国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5岁，医疗卫生条件极为落后。不信科学、信鬼神的大有人在，专业的医生数量稀少，大多集中在城市或贵族阶层中，农村地区几乎处于医疗服务的盲区。传染病如鼠疫、天花、霍乱等频繁爆发，导致大量人口死亡。
远的不说，近的就是1910年11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随后大瘟疫席卷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
后世有人在网络上对建国后赤脚医生多有批评，说他们行医鲁莽、用药过猛、后遗症无穷。
林砚之就想起了一个笑话。
问：什么东西是没有差评的？
答：降落伞。
方简兮深知，没有林砚之的帮忙，小月大概率活不到现在。
“先别感谢，一会你去找辆避风的马车，还得去西医那里换药和消毒。”林砚之能够提供消炎药和退烧药，但他不会清创，看着狰狞的伤口就头晕目眩，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吧。
方简兮连连点头：“一会您去吗？”
“你会说洋文？”林砚之瞥了她一眼。
方简兮有些尴尬：“不会。”
“那不得了。”
窗外侧耳倾听的钱夏恨不得附了林砚之的身，怎么跟姑娘讲话呢，估摸着是砚之最近昼夜不分，搞得脾气不是很好。
钱夏推门进了屋：“我会，方姑娘，回头我来教你。”
林砚之头也没抬：“既然如此，就麻烦德潜送他们去趟东交民巷的诊所，方姑娘认识路。”
钱夏恨铁不成钢，只能对方简兮说道：“是哪国的诊所？”
“美利坚的。”
钱夏一拍腿：“那我不会。”
林砚之都要被这个活宝气笑了：“那你还说你会洋文。”
“我在东洋留的学，东洋文，它不是洋文哪？”
林砚之竟然无言以对。
钱夏得意地想：“还是我德潜略胜一筹啊”，随即从怀里掏出一份报纸。
“嘿，砚之，你被人骂了！”
“谁啊？”
“一位大佬。”
林砚之一看，《新时报》，标题《斥通俗小说文》。
文章开篇便痛斥：“近世市井小报，竞载通俗演义，如《精武英雄》之流，文字粗鄙，立意浅薄，通篇打打杀杀，无义理之存，无辞章之美，不过牟利之徒哗众取宠之作。青年学子沉迷其中，荒废经典，败坏学风，斯文扫地，莫此为甚……”
开头就把通俗小说贬得一文不值，重申“文以载道”的正统，呼吁学子回归经史子集，远离市井俗文。后面则是文章的重点，重申桐城学派的观点，复兴古文传统。
“知道了。”只扫了一眼，林砚之便把报纸还给了钱夏，埋头继续写作。
“知道了？”钱夏瞪大了眼睛，“砚之你疯了？这都指着鼻子骂你了，你不回应一下？”
钱夏是个爱看热闹的，恨不得双方线下干起来，可林砚之忙得很。
无非是争个学派正统、文坛话语权，姚永朴批驳的是整个通俗小说，《精武英雄》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引子，他犯不着强出头，被一群守旧文人集火。
再说，林砚之知道姚永朴，他的固执贯穿一生，不是自己写一篇文章就能够让对方拜服而转变观念。
他祖父姚莹是鸦片战争时血战英军的台湾道台，父亲姚浚昌是编纂过《十三经注疏》的经学大家。家族书箱里装着几代人批注的《史记》《左传》，从清初一直绵延到民国。
况且，其人极具气节。
二十多年后，他带着全家十几口人逃难。东洋鬼子想借他的名望收买人心，送来聘书和银元，老人把东西扔出门外：“我桐城人写字，从来只蘸墨，不蘸血。”
流亡途中他饿得拄不动拐杖，坚持把国民政府送的救济金退回去一半，信上写着：“老朽无功，愧领国帑。”
林砚之没什么反应，钱夏皇帝不急太监，来来回回跑，及时更新外头的舆论情况。
桐城派影响力深远，姚永朴出来开团，后面就跟着一帮守旧文人附和，称赞姚永朴“坚守文脉”，不少老儒还寄信报社，力挺其观点，提议严禁通俗小说刊载。
甚至是有的中小学教员，将其文章抄录张贴，告诫学生要远离俗文。
有一种新时代开团互联网和网游的家长，反正不符合心意的，都要投诉关掉。
沈尹默对得起这份月薪和一百多大洋，在姚永朴文章的第二天，就在《新语报》刊发《通俗文学亦有出路》，驳斥姚永朴的观点，文中写道：
“通俗小说扎根市井，传于民间，虽无桐城古文之雅正，却有烟火气之鲜活；比之晦涩难懂、曲高和寡的古文，更能贴合世人心声，亦藏着国人自强之心；比之那些脱离现实、空谈义理的古文，更具现实意义，何错之有？”
大致意思，就是桐城派的思想就跟他们年纪一样大，固执且守旧，跟不上时代。
第35章 论战（下）
所谓通俗小说，就是沈尹默的一把刀，真正目的在于说桐城古文曲高和寡、脱离实际。
钱夏十六岁时候因为偶然的机会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就被章太炎的雄辩所折服。他东洋留学时，结识了向往已久的章太炎，随后拜其为师。
他这人做什么都容易上头，对章太炎的推崇到了极致，认为其议论“天经地义”，主张“绝对是之，而不容他人匡正”。
所以当沈尹默开始参与论战时，越来越多他熟悉的人名出现在报纸上，钱夏也开始骚动。
其中以黄侃的言语最为毒辣：“古文”近于八股文，而非真正的古文；批评桐城“义法”，嘲笑桐城文人学识浅薄；对于桐城派所尊崇的唐宋八大家，直接批驳得一文不值。
黄侃与钱夏是同期留日、同门学习的师兄弟，看着师兄弟们纷纷下场，钱夏坐立难安，总是找借口出现在林砚之面前，什么喝口水、给您点烟、我这有火柴等等乱七八糟的，搞得林砚之心烦意乱。
“砚之，这不是你的性格啊。”
林砚之停下笔：“我什么性格？”
“北大如今的新旧之争如此激烈，你哪怕是个引子，也不该如此淡然。”钱夏大言不惭说道，“桐城派那帮人总是喜欢倚老卖老，固执又专制，不把他们扫进垃圾堆，新学难以有发展。这人啊，一到四十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多活了就是妖怪。”
林砚之停下笔，眼神怪异地看着他，戏谑道：“你这想法，倒是来得挺早。”
钱夏一愣：“什么意思？”
历史上，钱夏自己到了40岁，却不想去死，为了缓解尴尬，这位营销鬼才便计划在《语丝周刊》上做一期《玄同先生成仁专号》，邀请文化圈的好友们写写挽联、祭文之类的，通过幽默文字游戏的方式，娱乐大众，顺便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可是，当时正赶上“东北王”入主中原、大搞白色恐怖，这个已经策划好的专刊便没有发出去。
岂料，在与南方交换广告时，这个专刊的要目却被南方某刊物看到并刊登了出来，结果被不明真相的读者们信以为真，互相转告，钱夏全国各地的朋友和学生便纷纷致电哀悼，上演了一出祭奠活人的闹剧。
就挺符合钱夏乐子人的标签。
此次论战，根本原因就是北大文科内部的新旧势力较劲，实质上就是桐城学派和章太炎门下江浙考据学派的对垒。
可在林砚之看来，这两者不过是旧派内部的内斗，是五十步笑百步，本质都是旧思想，所谓的新旧之争，只是矮子里拔将军，等到新文化运动兴起，两者都会被批驳得体无完肤。
最经典的就是钱夏新文化时期所提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前者好理解，骂桐城派，后者骂的就是黄侃、刘师培这些推崇《文选》、搞考据的同门。
别看他现在奉章太炎为师，日后反出师门，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
这般无聊的内斗，他实在没兴趣掺和。
林砚之在钱夏带来的一堆报刊里，翻到了《新时报》上的另一篇文章——《观姚先生〈斥通俗小说文〉有感》，作者赵信伯。
文章开篇沿用姚永朴的观点，痛斥通俗小说粗鄙，可后半部分却陡然转锋，专逮着《精武英雄》和作者石见往死里骂：
一是宣扬武夫精神，如今民国共和难以走上宪政，皆因武夫思想作祟，甚至将宋教仁遇刺归咎于这种思想蔓延。
二是故事低俗讨好，明明国家落后，却为了满足贩夫走卒的幻想，刻意安排列强失败的情节，纯属失败者的自我安慰。
三是歪曲东洋形象，无视东洋对国内革命的支持。
四是枉顾事实，霍元甲确有其人，却并非被东洋人所害，石见此举纯属污蔑，是在破坏共和大计。
五是品行低劣、心术不正，石见借小说煽动民众情绪，媚俗逐利，不顾中日邦交，刻意制造对立。
这篇文章和桐城派、江浙考据派的论战截然不同，其他文章哪怕言辞激烈，也只是学派立场之争，可这篇，却是直接对准作者石见本人，核心更是处处维护东洋，透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钱夏看了之后，气得直拍桌子：“砚之，你就该听我的，把姚永朴驳斥了，也不至于让这种小人钻了空子，如此污蔑你！”
林砚之细细读着。
钱夏不解道：“如此多人的大作，你只是粗略读读，怎么这种浅显的文章，你却看得那么认真。”
钱夏怀疑是不是林砚之最近太累，心理变态，就喜欢看别人骂自己。
林砚之点了根烟，觉得文章味道非常熟悉，特别像后世网络东洋外务省撒钱搞出来的舆论战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