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你的那两个孩子，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对于下属的私事，荷尔斯泰因问得很是随意，主要原因是伯爵也是他本人的表侄。
伯爵放下茶杯，一五一十的汇报说：“大儿子今年3岁，目前待在巴黎。小的是女儿，刚满半岁，与其母亲住在圣彼得堡。基本上，每年保持两次左右的通讯，生活费都是按月直接汇过去，不算很多，但也足够用了。他们在巴黎，在圣彼得堡那边过自己的日子，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荷尔斯泰因点了点头：“那就好，你要牢牢记住：明年2月，你就要与马尔灿男爵的长女安娜结婚，曾经在圣彼得堡发生的一切，都必须切割干净。以后的往来书信和汇款都交由我来负责，你绝对不要再牵涉其中。”
马尔灿男爵是梅克伦堡大公国常驻柏林的代表，属于当地古老的骑士公议贵族。该家族在大公国拥有大片世袭庄园，有不少子弟在帝国军队中效力。当然这条婚姻线，是身为长辈的荷尔斯泰因男爵亲自为伯爵搭建的。
对此，伯爵只能点头答应，他决定赶紧换个话题。
“我刚想起来了一件事情：茱莉亚的未婚夫沃尔夫，就是那个因为食物过敏窒息而死的记者。之前柏林警察总局那边传了一份调查报告，沃尔夫的死亡报告是红堡首席法医阿多诺博士亲自签发的，最终的结论是食物过敏诱发的喉痉挛。我问过我的私人医生，他说这个结论经得起任何的推敲，没有一丝不合理的地方。而且事后证明，亚历山大广场那家餐厅的原料采购记录也确实存在不规范的地方，对于引发过敏反应的巴西坚果，没有对顾客做任何的提醒。”
荷尔斯泰因先是“哦”一声，继而问道：“你觉得这件事不该继续查？”
伯爵回答得很快，“我不想查，因为即便是查了，也不会有任何的结果。沃尔夫的死亡报告已经归档了，没人上诉，没人要求复核。那家餐厅的原料记录没有任何异常备注……所有纸面上的东西都是干净的，一切都是意外。”
荷尔斯泰因没有接话，他只是注意到一个不为人知的重要细节。巴比伦餐厅距离战争部不远，一贯都是医务司的军官们喜欢的聚餐点。
然而在在案发当日的晚餐时分，身为预备役上尉军医官的瓦尔特，却一反常态，将一干同僚请到了两公里外，亚历山大广场上的另一家餐厅。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巴比伦餐厅里没有一名医生，以至于出现严重过敏症状的沃尔夫无法在救治黄金期内，得到一名专科医生的及时救助。
荷尔斯泰因男爵心里忍不住嘀咕一句：“一个能在两公里范围内把一场死亡安排得像是意外的人，将来可能会把同样的手法用在别的地方……”
当然，这句话以及内心的怀疑，他都不可能说出口。毕竟是无凭无据的东西。不能仅凭门外汉的一个猜疑，就否定了整个红堡法医处的工作。
毕竟，毫无事实依据的随口一嗨，绝非一名成熟政客干的事儿，更别是有着“灰色红衣主教”美誉，实际控制帝国外交部走向的荷尔斯泰因男爵。
下一刻，荷尔斯泰因再度更换了话题，声音比刚才低了些许。“你有没有注意过他有什么需要你兜底的地方？”
伯爵想了想，说：“有的，有一件事我还没有跟任何人提过。他的档案里，生父的那一栏始终是空白。而据我了解，这牵扯到某个贵族家族。之前，瓦尔特莫名其妙的被一辆马车撞伤，还有战争部拒绝授予其中尉军医官，以及柏林医学院拒绝他担任助教，都或许与该家族有关。”
荷尔斯泰因内心的八卦之心也在熊熊燃烧，立刻追问道：“哪个家族？
伯爵凑到老男爵耳边，说了个姓氏，声音压得比刚才更低。
荷尔斯泰因听完，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他把手从扶手上拿起来，交叉放在膝盖上，好让自己坐的更直了一些。
老男爵重复了一遍那个姓氏，语气里的轻蔑几乎不加掩饰。
“哦，原来是那家人？在老威廉时代，他们背靠父荫，也确实是风光过一阵子，但家族的男人大都没有大局观，小肚鸡肠、不堪大用，喜欢在暗地里算计他人。好在，家里女眷倒是有眼光，她们跟霍恩索伦家族，与宫廷走得近。那一段时间内，每月能在城市宫附近的晚宴桌上，见到他们三四个不同辈分的人。
不过，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如今老一辈的基本都走完了，剩下的小辈我见过的几个，都是在吃老本，连一份过得去的文件都写不明白。唯一一个稍微机灵一点的，几年前因为贪污普鲁士军队的军费而被查出来，靠着家族的关系才没有起诉坐牢，后来去了波森乡下呆着，再也没有在柏林露过面。你大可以放心，这个没落的大家族看似庞大无比，但不会对你和你的人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说到这里，老男爵语气又顿了一下。
“老皇帝手里的关系再好，但二十多年过去了，人情是会变旧的。而且威廉二世绝对不会为了一群废物，去动一个正在替他真正办事的人。”
伯爵没有主动回应自家上司的那一段评价，由于涉及两位帝国皇帝多少有点犯忌，不过他的内心宽了不少。
荷尔斯泰因继续说道：“瓦尔特的那一段履历我会安排人再做一次归档处理，把里面的注释条目清理到只有最基础的框架，所以你不需要为这件事分心。你手下那个人真正的风险不在于过去那点陈年旧账，而在于他是否会选择报复……当然，他如果不及时收手，导致事情变得复杂，越发激化，那也是他自己的事。只要他能够处理干净，你就继续用他，不用想太多。如果不能，你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说完这句话，荷尔斯泰因伸出右手将搭在一旁的毛毯拿过来，铺在自己的膝盖上。那个动作传达出的信号很清晰：他今晚的谈话已经结束了。
伯爵随即起身，转身出门，随手将房门关上。
离开前，他叮嘱守在屋外的一名仆役，再过10分钟，把熟睡中的男爵小心翼翼地放回床上。
……
第108章：科勒上尉的班底
七月底的柏林，天气热得让人不想出门。瓦尔特坐在政治科二楼，走廊尽头的那间办公室里，卷帘拉到一半，窗台上那盆天竺葵在午后的光线里蔫了一截，他刚浇过水，叶子还没有完全挺起来。办公桌上摊着一份写了一半的人员编制草案，墨水瓶旁边的蘸水笔搁在笔架上，笔尖已经干了。
瓦尔特在普鲁士王家军校的亲密战友，西克特少校在八月份的第一周休了假，从军校那边回柏林小住了几天时间。
为此，西克特提前给瓦尔特发了一份电报，说周六下午有空，可以在夏洛滕堡歌剧院附近的一家老酒馆碰个头，还说有几个人想让瓦尔特见一见。
瓦尔特自然是回信说好，没有多问具体是谁。
周六下午4点，瓦尔特如约到的时候，西克特已经坐在那家酒馆靠里的卡座里了。桌上摆着一杯喝了一半的啤酒，旁边还有好几个空位。
西克特看到瓦尔特进来，抬手示意了一下，等瓦尔特坐下之后他没有寒暄，开门见山地说了一句：“我今天带了几个学生过来，有两个是王家军校高级班的，目前都在近卫步兵三团服役，估计有你认识的。还有3个是从战争学院那边过来的。我知道你的部门最近在招人，索性给你带来几位，看看适合与否。”
如往常那般，在朋友私下的聚会里，很少饮酒的瓦尔特也不会故意扫兴，他还是点了一杯淡啤酒。
接过服务员送来的啤酒，瓦尔特喝了一大口，随口问道：“多大年纪？”
西克特说：“最大的二十九，最小十七。中间有贵族也有平民。”
瓦尔特看了他一眼，没有具体再问，想着见到人再说。
过了大约七八分钟，就已经有两人到了。
这是两个身穿士官生常服，金发碧眼，帅气逼人的小伙子，一个稍高一些，肩膀很宽，步子跨得大，显得从容自信；另一个矮两寸，但身形更紧凑，走路的时候目光会习惯性地往周围扫一圈，有着老练侦探那般的警觉。
他们在西克特旁边坐下来，高的那个先向西克特和瓦尔特点了一下头，自我介绍说叫埃里希·冯·曼施坦因，目前在近卫步兵三团服役，说话的语气及谈吐，带有老牌容克贵族特有的那种收敛的自信。
依照曼施坦因的显赫家世而言，他并不需要这一份实习工作，只是碍于自己的士官生身份，因为不能自由出入柏林成人军官沙龙，所以才响应西克特教官的邀请，来科勒上尉这边干一份兼职。
对于17岁的曼施坦因，旁人看中的是他那出身的双重贵族：生父冯?莱文斯基炮兵将军，不久便过继给姨夫格奥尔格?冯?曼施坦因（步兵上将）。曼施坦因家族和高层军界联系很深，后来的陆军元帅兼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是他的伯父。
对于瓦尔特?科勒上尉而言，他看中的是这位士官生曼施坦因的未来，纳粹德国最优秀的指挥官，而且没有之一。
瓦尔特已经确定，面前那个个头矮的士官生的身高，应该低于1米65。他在曼施坦因之后紧跟着开了口，说自己是威廉·弗兰茨·卡纳里斯，跟曼施坦因同在一个团服役。目前在做海军方面的申请，想去基尔海军学院，正在等名额。至于他来到柏林寻找兼职的目的，是需要几位高级军官的联名推荐信。
瓦尔特虽然只是上尉军医官，但他与舍宁上校和施特滕上校关系密切，尤其是后者在普鲁士军中有着非凡的影响力，一份推荐信足以让卡纳里斯进入基尔海军学院。
在西克特之前的介绍中，卡纳里斯来自德国北部威斯特伐利亚的多特蒙德市的一个颇有权势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富有的工业家，他的祖先是17世纪从意大利的北部移民到德国。
与曼施坦因不一样，卡纳里斯不属于传统的普鲁士贵族。西克特强调此人办事守口如瓶，举止是威廉式的彬彬有礼，诚恳，慈善，行事谨慎而且顽强。不仅如此，卡纳里斯长有一双蓝色的蛇怪般的眼睛，可以洞察一切。
尽管从表面上看，17岁的卡纳里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羞涩，但瓦尔特与其交谈中，感觉此人在语言方面天赋异常。除英语外，还掌握了法语、意大利语，还能说一些俄语，非常适合搞谍报工作。
瓦尔特并不知道的是，卡纳里斯尽管喜欢上了海军，但在谍报工作中却表现出卓越能力和非凡天分，曾令盟军反间谍机构吃尽苦头。卡纳里斯因而被誉为纳粹的“谍报大王”。卡纳里斯的未来是纳粹德国的海军上将、军事谍报局局长，而且还帮助希特勒上台，又企图颠覆其政权……
简单考察过后，瓦尔特决定接纳曼施坦因和卡纳里斯，让他们有时间就来亚历山大广场附近，克斯滕街的政治科大楼二楼报道。
等到两名士官生离开之后，瓦尔特对着西克特问道：“他们都在近卫三团服役，平时出得来吗？”
西克特回应说：“每周两三天的外派时间可以协调，名义上是以实习生身份挂靠在战争部那边，实际上可以安排到你这边的办公室里做一些整理和归档的工作。补助不用给太高，每人每月大约60马克。另外，两人的服役关系依然在普鲁士王家军校那边，而你也是他们的半个教官。”
瓦尔特想了一会儿，说：“周三周五两天，再加周六上午。这个时间够用。后天早上让他们来我的办公室，不用穿军装，便服就可以。”
后面的三个人来得稍晚一些，穿的是便服但步态透着明显的军人习惯。
他们跟西克特打了招呼之后，在桌子另一侧坐下来，其中一人主动伸出手来跟瓦尔特握了一下，说叫格尔德·冯·伦德斯泰特，战争学院学员。
旁边两个分别是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和瓦尔特·冯·赖歇瑙，都是少尉军衔，也同为战争学院的学员，未来大总参里的“红裤子”。
太阳下山，酒馆里的灯光有点偏暗，西克特没有多做介绍，只是简单说了瓦尔特的职务和目前在做的工作方向，用了“情报整合与俄罗斯方向的监控”这样的说法，没有具体展开。
伦德斯泰特明显是三人中的代表，听完之后问了一句：“柏林政治科那边的外勤特工和波兰线人，目前主要由谁在管理？”
瓦尔特看了他一眼，说：“目前是我。”
伦德斯泰特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勃洛姆堡和赖歇瑙在旁边喝了一口啤酒，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看到了瓦尔特的右手。
瓦尔特也看到了，他没有回避，也没有解释，只是把右手的掌心翻过来朝下搁在桌面上，没有任何的解释。
后来的谈话持续了大约30多分钟，西克特少校也只是偶尔插一两句话，大部分时间是听着三人在讲述他们在战争学院的课业安排。
瓦尔特一直没有开口，只是在旁边静静的听着。散场的时候，瓦尔特跟西克特多留了几分钟，西克特等他先开口。
瓦尔特自嘲的说了一句，“也许是我的名字里缺少一个‘冯’，或许是我那残疾的右手碍事，这三人就算了吧。”
西克特点了点头，起身走了。
三天后，曼施坦因和卡纳里斯第一次走进政治科二楼那间办公室的时候，瓦尔特已经在隔壁的档案室里，再度腾出一个新的办公室，里面摆了五张桌子，还有几把椅子靠窗放着。
他给两个人简单交代了日常的工作流程：整理外勤特工送回来的原始记录，按地区和时间分类归档，把重复或者可疑的信息单独抽出来放在标记过的文件夹里。
卡纳里斯坐下来之后，先从最底下的抽屉里抽出一叠积了一周的线人报告，一句话没多说就开始翻。
曼施坦因的动作慢一些，他把桌上的文具理了一遍，把蘸水笔的笔尖擦了擦，然后才开始看瓦尔特从圣彼得堡、华沙等地转来的电报摘要。
瓦尔特站在一旁看了他们几分钟，没有做任何指导，让他们自己摸索。
埃贡·基希加入瓦尔特的团队，要更早一点。那是八月初的一个傍晚，瓦尔特在亚历山大广场的“老贝克”咖啡馆里，约见了基希。
与上次见面的时候，基希还是记者沃尔夫的小跟班，下巴上的胡茬没刮干净。基于沃尔夫的指令，基希还专门给《柏林日报》的市民版块，写一篇报道，就是描述科勒军医官半夜买醉的小故事。
两人聊了大约二十分钟，基希提到他最近在给《柏林日报》写几篇关于政府内部文书漏洞的短评，想要一些更精确的信息来支撑论点。
瓦尔特没有当场承诺什么，只是说了一句：“你如果愿意换个工作方式，可以过来做我的秘书，帮我整理一些跨部门的材料，不一定都是写稿，还要做一些数据归纳。月薪三百马克，奖金另算，比你现在写稿子的收入，要丰厚的多。”
基希沉默了几秒钟，端起咖啡一饮而尽，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明天！”
……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是通过老卢策的渠道找上来的。老卢策在八月的时候告诉瓦尔特，说有个在德累斯顿组建了“制造业公会”的一名年轻律师，目前在柏林做联络人，想在政治上找一条更宽的路。
于是，瓦尔特抽了个午餐的时间，跟施特雷泽曼见了一次面。此人二十六岁，穿一件剪裁得体的深色外套，说话条理分明，带着一种跟年龄不太匹配的老练与圆滑。
两人见面后没有浪费时间的寒暄，施特雷泽曼直接说了一句话：“我想进入帝国议会，但萨克森那边的选区需要资金和资源支持。如果你愿意在这件事上帮我，我可以每月在你这边的办公室工作两到三天，处理内外法律事务。”
瓦尔特问道：“你指的是什么级别的支持？”
施特雷泽曼毫不客气的说：“明年的选举我需要至少五千马克的竞选资金，另外还需要在德累斯顿本地有一些能帮我开路的人脉。最低限度，我要先拿到德累斯顿市议会的席位作为跳板。”
瓦尔特把叉子搁在盘子边上，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很好，你将是我的私人法律顾问。不需要你随时来办公室里报到，每月来一两次就够了。选举方面的事我不直接出面，但资金可以走商业合作的账目。”
施特雷泽曼伸手端起自己面前的酒杯，朝瓦尔特的方向微微举了一下。他没有碰杯，只是举了那么两秒就放下了，那个动作的意思是成交。
甘纳特那边，也给瓦尔特推荐了一个法律顾问。他提起了自己在海德堡读书时认识的一个法学讲师，叫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后者已经拿到了教授资格。但目前还只是在管理法律系的图书馆，写出来的东西在学术圈里有口碑，但实用价值被低估了。
甘纳特问瓦尔特，“要不要抽个时间见一面”，瓦尔特想了想说不用急着见，先留着联系方式，以后再说。
真正让瓦尔特感觉意外的，是老朋友霍夫曼介绍的人。
那天，霍夫曼找瓦尔特喝酒，随口谈及了自己的堂弟马克斯·霍夫曼最近从总参谋部俄军处那边调出来了，下个月要去远东做军事观察员，临走之前想找个懂行的人聊聊俄国局势。
瓦尔特没有拒绝，直接答应了下来。
一周之后两人见了面，马克斯·霍夫曼比瓦尔特想象中要壮实一些，肩膀宽，手掌大，说话的声音偏低，带着一种常年跟地图和参谋作业打交道的人特有的那种精准。不过，瓦尔特感觉此人虽然聪明，但有点懒散，不修边幅。
刚一见面，马克斯·霍夫曼直接摊开了几张自己随身带的铁路运力表，说这是他在俄军处整理出来的一批数据，关于西伯利亚铁路在冬季的运输瓶颈，问瓦尔特觉得这些数据对日俄战争走向的影响有多大。
瓦尔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了一句：“你觉得俄国人如果在远东拖到明年春天，圣彼得堡那边还能撑得住波兰方向的压力吗？”
霍夫曼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拍，然后他笑了。
“是的，你问到了我一直在想的问题，西伯利亚铁路一月份的运力只有高峰期的五成，甚至更低。如果日本人在旅顺拖住了俄军的主力，波兰那边的民族主义者只要闹出够大的动静，圣彼得堡确实调不出多少兵来。”
两个人聊了两个半小时，中间加了一轮啤酒。
马克斯·霍夫曼走的时候跟瓦尔特握了手，说了一句：“如果我明年从远东回来的时候你还在做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我会再来找你。”
还有一个人是王家学院的老朋友，布劳恩上尉推荐的。
弗朗茨·冯·巴本，今年二十六岁，汉诺威骑兵学校毕业，没有考上战争学院，也进不了大总参，目前在西威斯特伐利亚乌兰骠骑兵团当骑兵军官。布劳恩说巴本的政商人脉广，在柏林的社交圈子里混得开。
瓦尔特先是将巴本的档案翻了一遍，履历上的成绩不算特别亮眼，但社交能力那一栏的评价是“非常好”。而且此人不在柏林，一段时间才能见到面。
此外，瓦尔特还从外交部那边挖到了一个人。此人名叫奥斯卡·陶德曼，今年刚考完法律，进了外交部当实习参事，底层文职，没有驻外经历，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成绩。
瓦尔特注意到他，是因为自己非常清楚这个人日后干了什么，然后去伯爵那里提了一句：“外交部实习参事里有一个叫陶德曼的，我想调过来用一段时间。”
伯爵问了一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