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坐上餐桌，而不是只配出现在菜单里的。
既然坎耶把她视作可以随意大口吞咽的盘中餐，那么泰勒也不会介意拿他当璀璨星途中一道宣誓力量和存在的开胃菜。
2009年9月15日，作客美国著名日间节目脱口秀《观点》的泰勒-斯威夫特透露，坎耶-维斯特并没有像他所宣称的那样跟她私下道过歉，重燃原本已经逐渐平息的事态，并将坎耶-维斯特再度推到了聚光灯下。
节目于上午播出，当天下午，坎耶-维斯特便通过二人共同的东家环球音乐，拨通了泰勒-斯威夫特的电话，向她正式道歉。虽然环球音乐总部的大佬们很少插手旗下各附属唱片公司之间的纷争，当时的CEO道格-莫里斯也在忙着处理他在流媒体领域留下的烂摊子，但这场VMA颁奖典礼上的酒后失态，已经成为了影响两位大势新人的舆论风暴，再继续纠缠下去，对于哪一方都没有好处。
就像2024年的环球乐于见到肯德里克-拉玛尔和德雷克的diss作品霸占排行榜，但在前者把“恋童癖”的牌子挂在后者脖子上后迅速站出来调停，直接打断纷争一样。两次事件中，环球音乐的态度都非常明确。
整活搞流量可以，要把彼此整死不行。
于是，来自圣莫妮卡的高层略微施展了一下手腕，便逼迫当年地位还不够稳固的坎耶-维斯特低了头、让了步。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坎耶暂时告别乐坛，一边潜心在时尚圈拓展影响力，一边躲到夏威夷，创作和录制他的下一张专辑。而作为事件的受害者，泰勒-斯威夫特被允许在台面上扳回一城。2009年11月7日，她以当周嘉宾身份登上了NBC最具影响力的直播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
这档节目当时已经有整整三十五年的历史，并且老当益壮、历久弥新，第35季的最高收视率甚至飙到了8.8%，可以称得上是全美甚至整个西方世界都津津乐道的NBC王牌节目。这样的宣传资源，显然不是大机器一家来自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小厂牌可以拿到的。泰勒-斯威夫特的SNL首秀，必然是环球音乐赋予她的资源补偿。
“你也许期望我在节目上，说些关于坎耶的坏话。”
在《周六夜现场》的音乐开场白环节，泰勒-斯威夫特这样唱道。
“想要听我讲他如何跑上舞台，毁掉了我的VMA开场白。”
“但其实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因为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我现在找了安保守卫舞台，保证我的SNL开场白可以顺利进行。”
一般来说，这种揶揄如果发生在两个男性rapper之间，估计肯定又会掀起一场经典单曲横飞的diss大战。但泰勒-斯威夫特毕竟是来自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人，环球音乐，甚至是Jay-Z的Roc-A-Fella，也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对坎耶-维斯特下达了严格的缄默令，使他不得不硬生生地吞下这口气。
《周六夜现场》之后，两人维持了长达十个月的默契和平。2010年9月，坎耶的新专辑《My Beautiful Dark Twisted Fantasy》已经制作完成，即将面市，先行单曲《Power》虽然商业成绩欠佳，但却凭借其超越时代的大师级编曲和氛围感营造，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坎耶-维斯特天才般的音乐创作能力，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他在VMA颁奖典礼后岌岌可危的声誉。
为了趁热打铁，让自己能够以一个良好的公众形象迎接第二支单曲《Runaway》的发行，以及《My Beautiful Dark Twisted Fantasy》11月22日的全球上架，坎耶于2010年9月4日在推特上发布了数条推文，时隔整整一年之后，第一次正式向泰勒-斯威夫特公开道歉。
“对不起，泰勒。”他写道，“我们都是艺术家，媒体和经理人总是试图介入我们之间的关系。她比任何人都值得这份道歉。感谢[推特联合创始人]比兹-斯通和埃文-威廉姆斯创建了一个我们可以直接交流的平台。”
在一连串看起来十分真挚的推文中，坎耶还透露他为泰勒写了一首歌。但在我们听到这首歌之前，泰勒就率先发布了一首关于坎耶的歌。
在2010年新一届的VMA颁奖典礼上，泰勒打着赤脚，演唱了全新单曲《Innocent》，以此纪念坎耶闹剧一周年。
“你是谁，并不取决于你做了什么，你仍然是无辜的。”
“没关系，生活是一个无情的观众。”
“32岁，却依然还在成长。”
就像纽约时报所评论的那样，《Innocent》是宽恕与复仇的一种巧妙结合，是“伪装成高尚行为的，极其精明的侮辱”。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教育一个三十二岁的成年男性该如何过好人生，如何继续成长，不要说坎耶忍不了，哪怕是波兹-马龙这种好好先生，也不可能受得了这种气，即便他是这场争端的始作俑者。
于是，2010年11月5日，坎耶-维斯特又公开撤回了他对泰勒的致歉。接受Access Hollywood采访时，坎耶声称，泰勒-斯威夫特的《Fearless》根本就不配获得格莱美的年度专辑大奖。在明尼苏达州KDWB电台的专访中，他更是进一步表示，2009年的那次醉闯舞台不是“傲慢”，而是“无私”。他还声称这次活动让斯威夫特受益，说他帮助她“登上了100个杂志封面，并获得了首周售出 100万张专辑的能力”。
《艾伦秀》上，坎耶-维斯特的回应更加全面，更能看出他对这件事的真实态度。他说，在VMA事件造成轰动之后，他不得不离开美国，到海外隐居生活了一段时间。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文化战士。我知道没人希望那是我的工作，所以，我再也不会那样登上舞台，再也不会坐在颁奖典礼的观众席里。但我是否会对这些……对文化有着重要影响的事情抱有复杂的情感，特别是在这种文化多年以来一直被否认的情况下？对不起，我依然会。我不能为了卖唱片而撒谎。”
到这个时候，坎耶-维斯特当时借着酒劲冲上舞台的动机和初衷已经呼之欲出了。他针对的不是泰勒-斯威夫特个人，而是泰勒-斯威夫特身后，长久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白人主流文化。他是在为碧昂丝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鸣不平，认为当年成为文化现象的《Single Ladies (Put a Ring on It)》没有获得最佳女歌手MV大奖，就是对黑人文化和黑人女性的压迫与否认。
你很难责怪坎耶-维斯特有这样的看法，毕竟黑人文化长期以来被主流社会漠视、否定和打压是事实，而他拥有一个黑豹党成员的“文化战士”父亲也是事实。
虽然雷-维斯特没有积极参与到坎耶-维斯特的成长过程中来，但父亲的价值观，对坎耶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他反对MTV把利益平均分配的暗箱操作，就像他后来全网公开环球音乐的“不平等条约”，抨击犹太高层的贪婪一样，都是为了他心中那个理应公平的世界。
作为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姑娘，泰勒只是想在2010年的VMA舞台上，把曾经失去的东西找回来。你当着所有人打了我一记耳光，那我也还你一记。但在坎耶-维斯特看来，这就是“那个阶层”对他的再度打压。不管他是否退让、是否保持沉默，他们都要将他赶尽杀绝，把他再次驱逐到食物链的底端，让他回到“黑人应该呆的地方”。
当这种思想的枝芽被种植到坎耶那本就敏感多疑的脑海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2010年VMA之后，觉得两者已经扯平了的泰勒-斯威夫特开始积极缓和关系。她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慈善晚宴红毯上主动找坎耶-维斯特击掌，穿着坎耶设计的服饰登上时尚杂志封面，在2015年格莱美颁奖典礼的后台跟对方有说有笑，更是于同年的VMA颁奖典礼现场，亲自为坎耶-维斯特颁发了最重量级的“迈克尔-杰克逊先锋音乐大奖”。
“所有的其他获奖者，我真为你们感到高兴。我会让你们讲完获奖感言，但坎耶-维斯特拥有的，是有史以来最棒的职业生涯之一！”
用模仿坎耶-维斯特的诙谐方式，泰勒-斯威夫特想要向大家证明，她已经彻底放下了这段恩怨，但她似乎忘记了去探询坎耶-维斯特的真实想法。格莱美颁奖典礼之后，坎耶-维斯特告诉主持人瑞安-西克莱斯特：“她想进录音棚合作，我们肯定会去的。我对音乐没有精英主义，我不会歧视任何人。”
谁是精英，谁又是“原来”被他歧视的那个人呢？
“当我去看棒球比赛，全场六万人对我报以嘘声时，我脑子里会浮现出这样一种想法——如果我必须再做一次，我会怎么做？我会穿皮衬衫吗？我会喝掉半瓶轩尼诗，然后把剩下的送给观众吗？如果我当时有个女儿，我会上台从别人手里抢夺麦克风吗？”
接受先锋音乐大奖时，这段真挚、感人，却听上去有点漫无目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感言，最能展现坎耶当时的心态。
“问题就在于事物的矛盾性：我确实在为艺术家而战，但在那场战争中，我却不知何故，对其他一些艺术家表现出了不敬。我不知道该如何说正确、完美的话。”
“我坐在格莱美的颁奖典礼现场，亲眼看到贾斯汀-汀布莱克和Cee Lo输掉了。Gnarls Barkley和FutureSex/LoveSounds这张专辑输了。我不是想让你难堪，但我看到了那个男人眼里噙着热泪。他应该赢得年度专辑大奖的啊，我们作为那个夜晚娱乐大众的人，却只能被限制在这个小盒子里，你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他们可以随意去胡说八道，编造谣言，但我觉得，当年的我，就是为了艺术家能够在成名之后还能勇敢发表意见而死的。”
Cee Lo Green是黑人，Gnarls Barkely是Cee Lo与Danger Mouse组成的灵魂乐二人乐团。贾斯汀-汀布莱克虽然是白人，但他的《FutureSex/LoveSounds》完全由黑人制作人Timbaland操刀，整张专辑洋溢着浓烈的R&B、放克和其他黑人音乐元素。这里，坎耶-维斯特再次为他在2009年VMA颁奖典礼现场的失格行为做出了辩护——他依然是一个文化战士，一个愿意为了捍卫黑人文化去死的战士。
“我不是政治家，兄弟们。但看看那块屏幕吧，你知道MTV重复播放了多少次我和泰勒的那个片段吗？这让他们获得了更高的收视率。你知道在这次颁奖典礼之前，他们预告了多少遍，泰勒会亲自给我颁奖吗？因为这能让他们获得更高的收视率。听听孩子们说的话吧，各位！”
“我很自信，我很相信自己。我们是千禧一代，兄弟们，我们有一种全新的精神状态。我们不会用商业品牌来控制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会给孩子灌输自卑与仇恨。我们会教我们的孩子，他们可以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有勇气为自己挺身而出。如果我的祖父现在还在这里，他绝对不会让我退缩。”
虽然坎耶-维斯特没有明确指出他话语里的孩子究竟是谁，但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能猜得到，他依然是站在被压迫的非裔美国人群体的角度，在为他的社群发声。2015年，Black Lives Matter的风潮愈演愈烈，美国社会也因为持续不断的种族矛盾而变得空前割裂，在这种情况下，坎耶-维斯特心中那股“文化战士”的火焰再度被点燃。除了公开宣布他要在2020年竞选总统之外，坎耶还准备好了要向迷茫的大众传播他所认识到的真理。
他想要让大众认识到，一直以来，都是犹太人在操控传媒行业和娱乐行业。他们把他当成玩具一样玩弄，并把“任何反对他们议程的人列入黑名单”。他要反抗这一现象，防止犹太的财富继续扭曲、矮化和伪造黑人文化，甚至整个美国流行文化。
而他要拿来开刀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当时已经通过《1989》这张专辑，成为历史首位三张专辑首周销量突破百万的艺人，离问鼎行业王座仅一步之遥的泰勒-斯威夫特。
在他看来，泰勒就是犹太势力挑选出来的下一个代言人。
一个近在咫尺的目标，一个必须被摧毁的目标。
因此，不管他跟泰勒-斯威夫特是否已经重归于好，不管泰勒-斯威夫特是否在Instagram上，带着灿烂的笑容发布了一张与鲜花合拍的照片，宣称这是坎耶送给她的花，甚至打上了#KenTay2020这种幽默地宣布，要跟坎耶-维斯特一起参加总统大选的话题标签，不管粉丝们是否已经在期待他们传说中即将释出的合作单曲……坎耶-维斯特抛开了这一切和谐的表象，2016年2月11日，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了一次现场活动，为他的新专辑《The Life of Pablo》和时尚品牌Season Three预热。
活动门票没有对外发售，安娜-温图尔、卡戴珊姐妹和Young Thug等一众大牌都亲临现场为他庆贺。这时的坎耶-维斯特，已经凭借他在音乐和时尚圈的双重成功，成为了北美最炙手可热的新晋亿万富豪，正在朝十亿美元发起冲刺。
因此，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只能在Tidal平台上预约观看直播。整个直播体验完全是场灾难，由于大量用户同时尝试收看，流量巨大，直播经常停滞。
但到头来，这些琐碎的体验都变得不再重要。当晚所有人最大的收获，不是新衣服、专辑里的新歌，或者Tidal在直播领域的巨大失败——而是关于泰勒-斯威夫特的四句歌词。
在一首名为《Famous》的新歌里，坎耶-维斯特这样唱道：
“I feel like me and Taylor might still have sex。
Why? I made that bitch famous。
God damn，
I made that bitch famous。”
(本章完)
第398章 Reputation（上）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 except sex。
Sex is about power。
一切都和性有关，只有性本身与性无关。
性关乎的是权力。
这句奥斯卡-王尔德广为人知的名言，其实并非出自奥斯卡-王尔德之口。王尔德于1900年11月30日去世，而首次有记录地使用“sex”作为名词来指代性交，则是由英国作家大卫-赫伯特-劳伦斯于1929年创造的用法。
换句话说，那位流亡巴黎，英俊忧郁的都柏林诗人，根本就不可能使用这个他在世时尚未被发明出来的单词造句。
事实上，这句名言第一次被誊写在纸张上，是王尔德在阿尔萨斯旅馆离开现实世界的整整八十一年后。
莎拉-勒法努和汉娜-坎特尔，两位名不见经传，连照片都未能留下的社会学家，在她们人生唯一一部出版物《概括性陈述：有关妇女解放运动的著作》中，大胆地发表了性是彰显权力的一种主要手段的观点，并在之后的三十余年里，成为了人类社会对两性关系的共识。
这个理论是如此精辟而深入人心，以至于弗兰克-安德伍德，美国电视工业历史上也许是最深沉也最强大的男主角，亦要借用这句话，来向观众展示他的为官之道，厚黑之学。
时至今日，这句话凝结出了所有犬儒主义者、平权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甚至是理想主义者都能产生共鸣的哲学思想，在不同群体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与它的脍炙人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原作者的默默无闻。
鲜少有人知道莎拉-勒法努和汉娜-坎特尔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即便知晓了真实情况，下一次引用这个名言的时候，人们还是会习惯性地以“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过”来开头。
为什么？
因为，“性关乎的是权力”这句话，也关乎权力。
只有从奥斯卡-王尔德或者与其享有同等声誉的思想大师口中听到的理论，才具有价值，才值得铭记。
这就是权力所蕴含的能量。
坎耶-维斯特对这种能量了若指掌。
正是因为其对这些大众传播学现象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他才会写出《Famous》，写出这段听上去粗俗不堪的歌词。
“I feel like me and Taylor might still have sex。
Why? I made that bitch famous。
God damn，
I made that bitch famous。”
这四行文字，可以直接通过字面意思去理解和分析吗？
当然不能。
首先，一个很简单的，不容辩驳的事实是，坎耶-维斯特是一位拥有强烈個性化审美风格，并且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标准，一以贯之的艺术家，无论是音乐制作、时尚设计还是伴侣选择方面，皆是如此。
而泰勒-斯威夫特，并不在他精心构建并狂热维护的美学体系之内。
看看职业生涯开始之后，坎耶-维斯特公开的几任约会对象就知道了。
缺少图像资料的高中甜心苏梅克-雷尼抛开不谈，从第二任女友兼第一任未婚妻亚历克西斯-菲弗开始，布鲁克-克里滕登、安柏-罗斯、金-卡戴珊，甚至是这个时空还没有跟坎耶产生情感交集的伊莉娜-莎伊克、钱尼-琼斯、比安卡-森索里……把她们的照片放在一起，你能立即分辨出一些非常趋同的特质。
都留着一头亮丽的棕发，都有一副丰腴的身躯，并且不管她们出身为何，是黑是白，都把自己调制成了种族模糊的古铜色。
Racial ambiguity，二十一世纪好莱坞最新的审美风潮，坎耶-维斯特推崇至极的择偶标准，也是泰勒-斯威夫特完完全全的反义词。
金发碧眼，标准的白人样貌。母系血统苏格兰混德国，父系血统苏格兰、意大利，17世纪之前还有一点点英格兰的传承，即使在新英格兰地区，这也算是根正苗白的纯种高加索人了。
不仅如此，2016年的泰勒与时尚圈的一种超模打得火热，审美标准无限向巴黎时装周的要求靠拢。五英尺十英寸的高度，配上卡莉-克劳斯亲自调试的身材，被一众Reddit网友称作火柴盒，并非是无的放矢。
换句话说，泰勒-斯威夫特这样的姑娘，完全不会出现在坎耶-维斯特的择偶雷达里，也极难唤起后者的原始欲望。
那为什么他会在《Famous》这首歌里宣称，“我觉得我和泰勒可能还会做爱”呢？
正是因为“我让这个婊子出了名”。
这句歌词，充分体现了坎耶-维斯特在泰勒-斯威夫特面前的优越感和上位者心态，但绝不仅限于此。
在双方关系已经缓和的前提下，坎耶再度对泰勒发起突然袭击，其实针对的不是泰勒本人，或者说只有很小一部分怨念集中在泰勒身上——毕竟无论如何，泰勒也是那个在舞台上唱出《Innocent》，并不断在各个场合用这件事情开玩笑，让他颜面扫地却又不得不强颜欢笑假装豁达的实际执行者。但如果恩怨就到这里为止，那么坎耶完全不需要如此大动干戈，上一年从对方手中接过先锋大奖，下一年就反目成仇，言辞激烈地展开人身攻击。
归根究底，坎耶-维斯特真正的攻击目标，是站在泰勒-斯威夫特身后的环球音乐，和以这家集团为代表的整个音乐工业。
是我让这个婊子出了名。
你们所有的宣传尝试，都不如我在VMA舞台上仗义执言的三十秒。
我是一个你们无法掌控的天才，我随意宣泄的怒火，都能帮你们意外地再捧出一个明星。
你们这帮食利的、腐败的、无能的，寄生在艺术家身上靠吸血为生的所谓幕后推手，凭什么觉得可以拥有我的版权、操控我的事业、摧毁我的自由？
这不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而是坎耶-维斯特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抗争旋律。2004年便成立了自己的艺人管理公司和独立音乐厂牌GOOD Music，2007年跟Bape共同推出College Dropout联名鞋款，并在未来的数年时间里频繁跟路易威登、朱塞佩-萨诺第和耐克合作，并最终选中阿迪达斯，创建Adidas Yeezy，用这种方式增加他在主业之外的收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与自主权。
随着羽翼的逐渐丰满，2020年，坎耶掀起了一阵反建制风暴，同时将唱片公司及母带版权所有方Roc-A-Fella、Roc-A-Fella背后的控股集团环球音乐，以及音乐版权发行方EMI告上了法庭，试图夺回他的所有艺术创作和知识产权。行动受挫之后，坎耶在推特上连续开炮，言辞也变得愈发激进，最终于2022年底，将矛头对准了他心目中最大的敌人——那些牢牢掌控音乐集团与时尚集团董事会席位的犹太人。
你可以说他自恋、偏执、狂妄，脑海里飘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你却无法否认这个男人对自我认知中那些正确理念的坚持，以及他为之付出的努力。坎耶-维斯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埃斯库罗斯笔下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剧英雄。身为非裔美国人，却游离在黑白的种族认同之间。被赋予了惊世的音乐创作才华，却摆脱不了被资本掌控的命运。拥有冲破藩篱的勇气，却在屡次尝试后输得一败涂地。
GOOD Music，2011年与环球音乐旗下的Island Def Jam签订了独家长期全球发行合同。Adidas Yeezy，2022年因为坎耶的争议性言论，导致阿迪达斯提前终止合作协议，整个品牌迅速成为昨日黄花。音乐版权，直到韩易重生之前还被牢牢掌控在环球与EMI手中。向犹太势力发起的决死冲锋，更是成为了他职业生涯无可挽回的转折点。
被犹太资本掌控的自由派媒体联手绞杀前，坎耶可以从科切拉音乐节那里拿到850万美元的演出报酬。而在彻底断绝资源渠道后，坎耶哪怕将自己的演出报价降低到250万美元甚至200万美元，也鲜少有主办方愿意接招。
坎耶-维斯特，也许是最近二十年以来，与犹太势力决裂得最彻底的那个，也是较量得最激烈的那个。2016年，他还没有被彻底打垮，相反，他的事业帝国刚刚达到巅峰时期。音乐上，前六张专辑全部进入滚石乐队最伟大的500张专辑排行榜，一人六席，已经足以巩固他在嘻哈乐界的历史地位。时尚方面，Adidas Yeezy已经发布了三季新款，40000双新鞋，未经任何宣传，冷启动的几分钟之内便全数售罄，整个品牌的营业额从1500万美元飞速增长到了12个亿……已经半只脚踏进资本圈，很快就要像Dr.Dre那样戴上黑人资本家王冠的坎耶-维斯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下，志得意满的坎耶-维斯特决定遵从他的本心，制作一张政治意味和宣示意味都拉满的自白型专辑出来，而这就是《The Life of Pablo》，翻译成中文，便是《巴勃罗的一生》。
之所以会将新专辑冠以这样的名称，是因为坎耶-维斯特将自己视为以下三人的三位一体：巴勃罗-毕加索、巴勃罗-埃斯科巴，和在西班牙语里被称为“Pablo”的圣徒保罗。《I Love Kanye》里，坎耶把自己视作巴勃罗-毕加索那样的伟大艺术家，虽然生命里充满争议，但永远熠熠发光。以《Father Stretch My Hands》为题的两首歌里，坎耶像圣徒保罗那样虔诚地拥抱了他的宗教信仰，甚至用教堂唱诗班来将它们重新演绎成了福音风格。
这些，都是坎耶-维斯特性格中的闪光点，他的可爱之处。而如同巴勃罗-埃斯科巴那样凶猛无情，碾压所有对手的狠戾，则集中体现在《Famous》这首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