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是六机部驻香港代表罗济民发来的，内容是：
“江南厂出口船首批钢板因切割精度不达标，已被劳氏验船师威尔逊先生正式判废。目前六机部已协调一机部、科学院联合立项，交通大学、科大、江南造船厂、哈城工业大学等单位已组成联合攻关组。项目已纳入六五计划重点任务子项。详情后续通报。罗济民。”
包启明把电报往桌上轻轻一拍，会议室里每个人都不自觉地坐直了身子。
“大陆那边针对之前钢板达不到劳氏标准的问题正式做出了回复。”包启明说：
“那边的动静不小，组织了十几个单位联合攻关，项目还纳入了六五计划。”
他把电报递给右手边的副总经理陈维年。
陈维年是包家的老臣，跟着老爷子干了三十年，从水手做到副总，在航运圈里人称“铁算盘”，精打细算的本事连日本船厂都怵三分。
他接过电报仔细看了一遍，沉吟道：
“六五计划是国家级的，能纳进去，说明他们不是临时抱佛脚，是真的下了决心。”
“下决心是一回事，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分管船队运营的何经理重重地叹了口气。
他五十出头，新加坡华人，在联成干了二十年，向来以脾气火爆著称：
“数控技术那是说搞就能搞出来的？日本人学了二十年，德国人搞了一百年。就算他们把全国的专家都请来了，三个月能出什么成果？半年能出什么成果？一年又能出什么成果？我们的船期谁来给我们补？”
“何经理说得对。”坐在他对面的另一位董事接话，他是包氏家族的远房亲戚，说话还是相当有分量的：
“头两艘能交付，那是运气好，英国人没派人盯。现在按劳氏标准逐项检验，手工放样根本达不到那个精度。这不是多培训几个工人就能解决的事。包先生，我说句不好听的，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逾期超过九十天，我们有权解除合同。”
会议室里顿时响起了低低的议论声。
有人说“早就不该把后续订单给大陆”，有人说“日本船厂虽然贵但质量有保证”，还有人提起上个月《远东经济评论》上的一篇报道。
那篇报道的标题是《中国造船业试水国际市场的艰难第一步》，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国造船能力的质疑。
当时联成的好几个海外客户都打电话来问，说你们定的中国船靠不靠谱？
会议室内大家的抱怨声越来越大，但包启明却始终没说话。
他看向会议桌主位那把空着的椅子。
那是包老爷子的位置。
包老爷子今年六十二岁，年纪不算大，但这两年已经不怎么来公司了。
不过今天的会议，包启明提前让人去请了。他知道，这件事的分量，已经不是他一个人能扛的了。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会议室内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包老爷子拄着一根紫檀木手杖，缓步走了进来。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式长衫，脚上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穿得很朴素。
但他一出现，在场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了。
包老爷子是浙江宁波人，祖籍安徽合肥，包拯的第29代孙。
四十年代末来香港打拼，五十年代，他顶着英美船东的打压，硬是在香港航运界站稳了脚跟，在七十年代终于成为世界船王。
“爸。”包启明上前一步。
包老爷子摆摆手，自己走到那把空着的椅子前坐下，把手杖靠在桌边。
他环顾了一圈在场的人，每个人都叫了声“包老先生”或者“老爷子”，他点点头，算是应了。
包老爷子看向包启明：
“大陆那边怎么说？”
包启明把电报的内容简短说了一遍。
老爷子听完，手指在紫檀木手杖上轻轻敲了两下。
“纳入了六五计划。”包老爷子重复了一遍，看向副总经理陈维年：“维年，你怎么看？”
陈维年沉吟片刻，开口道：
“包老先生，六五计划是大陆未来五年的重点建设盘子，能纳进去的项目，都是经过反复论证的。这说明大陆那边是真的把这件事当成了国家战略来抓。”
“战略是一回事，能不能落地是另一回事。”何经理忍不住插了一句，“老爷子，我不是泼冷水……”
老爷子摆了摆手，直接打断了何经理的话。但也没有表态。
会议室里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老爷子在想什么。
一时间大家都不说话，会议室内陷入了一阵诡异的沉默。
沉默了好一会儿，包老爷子忽然开口了。
“一九六三年，我去汉堡港看德国人造船。”
这一句没头没脑，大家听了都有些发愣。
“当时要接的那艘船二万四千吨，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散货船。”老爷子继续说道：
“德意志造船厂造的。接船那天，德国人带我去看他们的钢板切割车间。”
“那个车间里，没有想象中的火花四溅，也没有工人拿着割枪跑来跑去。只有一台机器，安安静静地在轨道上走，走到哪儿，钢板就切到哪儿。我走过去看了看割缝，光洁得像镜子，误差不到半毫米。”
老爷子用手比了个粗细。
“我问那个德国工程师，你们怎么做到的。他说我们不靠手，我们靠机器。”
他顿了顿，环视在场众人。
“然后他看着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包先生，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在你们亚洲，应该暂时没有人能做到。”
这句话说出来，刚才还义愤填膺的经理，此刻都不说话了。
“一九六三年。到现在，十七年了。”老爷子缓缓抬起头，继续说道：
“后来我去了一趟日本，东京湾，三菱重工的长崎船厂。日本人正在学德国的数控机床，买了二十几台，花了一亿多美元。我问他们，你们花了多长时间学会的？那个日本工程师说，包先生，我们举国之力，从五十年代开始学，到今天刚刚摸到门槛，前后将近二十年。”
“德国人用了一百多年，从手工造船走到数控造船。日本人用了二十年，举国之力。现在轮到我们中国人了，你们给了他们多长时间？”
没有人回答。
何经理低下了头。
包老爷子继续慢慢说道：
“当年我给大陆下第一笔订单的时候，多少人说我疯了。他们说大陆的船厂技术落后、管理混乱、交货期没保障。我说，我不下这个订单，他们的技术永远不会进步，他们的管理永远不会改善。总要有人先走第一步。第一步走不稳，那就再走第二步。”
他拿起那份电报，终于看了一眼。然后他把电报慢慢折好，放回桌上。
“现在他们遇到坎了。这个坎，是中国造船业走向世界的坎。这个坎迈不过去，以后谁还敢给大陆下订单？这个坎迈过去了，从此世界上多一个能造好船的国家。”
何经理终于忍不住了，轻声道：
“老爷子，道理我们都懂。可我们是做生意的，合同摆在那里，工期摆在那里，船东在等着交货，银行在等着回款。总要做一下风险评估看看我们等不等得起。”
“等不起也得等。”包老爷子的声音忽然硬了起来，他用手杖轻轻敲了一下地面，发出笃的一声闷响：
“我做了一辈子生意，从没做过背信弃义的事。大陆的头两艘船，给我们造得怎么样，你们心里都有数。现在他们遇到困难了，我们撤单？那叫什么？那叫落井下石。我包家不做这种事。”
他站起来，拄着手杖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维多利亚港的夜景。
“一年时间。”
包老爷子转过身，看着在场的所有人。
“至少给他们一年时间。这一年时间里，谁也不要再提撤单的事。让他们安心搞技术攻关。一年后，如果他们还是解决不了，我们再坐下来商量下一步。那时候，该赔的赔，该改的改，该撤的撤。但至少，我们仁至义尽了。我们没有在他们最难的时候，往他们背后捅一刀。”
会议室内沉默了一会儿，一个董事站起身来：
“包先生，一年的工期延误，耽误了船期，我们的损失……”
“信誉也是钱。”包老爷子打断了他：
“有些账，不要只算眼前的。你想想，十年后、二十年后，中国造船业起来了，那时候的联成，是他们的第一个客户。这份情谊，值多少钱？”
董事张了张嘴，到底没再开口。
大家伙跟着包老爷子干了这么多年，知道老爷子平时说话慢条斯理，可一旦下定决心，那就是板上钉钉，谁说也没用。
包启明站起身来：“听老爷子的。一年之内，谁也不要再提撤单的事。”
他环顾在场众人，目光最后落在何经理身上：“何经理，我知道你是为了公司好。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何经理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散了会，人都走了，会议室里只剩下包老爷子和包启明父子俩。
窗外的维多利亚港灯火辉煌。
对岸的尖沙咀钟楼敲响了晚上八点的钟声，沉沉的钟声穿过海面，传进这间会议室。
“启明，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太感情用事了？”包老爷子忽然问。
包启明想了想，诚实地回答：“有一点。不过我能理解您。”
包老爷子闻言却笑了笑，说道：
“启明，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做这个决定，不是为了什么信誉。那些东西，是做给别人看的。”
包启明闻言愣住了。
包老爷子却似乎陷入了回忆，自顾自地说道：
“我二十岁那年，‘八一三’事变，日本人攻陷上海。我那时候在上海的一家银行工作，当时跟着银行的人一路往西南撤。最后撤到了重庆，但日本人的飞机还是时常来轰炸，把半个重庆都烧成火海。”
“我和几个同事每次从防空洞里爬出来，看着满地的瓦砾，心里就想，凭什么？凭什么我们中国人只能挨打？凭什么人家的军舰在长江上横冲直撞，我们连一艘像样的船都没有？”
包老爷子说到这里，声音低了几分。
他调整了一下情绪，继续说道：
“后来抗战胜利，我回上海继续在银行工作。从普通职员一路做到SH市银行副总经理。再后来到香港，做贸易，买旧船，跑航运。我今年六十二了，经手过的大小事情不计其数。但我心里一直有个念头，从来没断过。”
他转过脸，看着儿子，说道：
“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也能用自己的船、自己的技术，在世界航运的舞台上挺直腰杆？”
包启明闻言，站在父亲身旁，沉默了良久，最后轻轻叫了一声：“爸……”
包老爷子摆了摆手，拄着手杖站起来。
“启明，我知道现在有人觉得老头子糊涂了。做生意讲什么情怀？按时交货、保质保量才是硬道理。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懂。我是做了一辈子生意的商人，我能不懂？”
他顿了顿，随后一声长叹：
“但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我给大陆下这一笔订单，是因为我相信，中国人不笨，不比任何人笨。德国人能做好的东西，日本人能做好的东西，假以时日，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好。”
“要是稍微遇到点困难，我就把订单撤了——”
包老爷子把手杖在地上重重地顿了一下。
“那我还算什么中国人？”
包启明张了张嘴，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
“爸，我明白了。”
包老爷子点点头，拄着手杖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叮嘱了一句：
“给大陆那边回电。措辞不要太硬，也不要太软，给点压力，他们攻关也更有动力。就说我们愿意配合大陆方面的技术攻关安排，给予必要的时间。但有一句话，一定要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