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沉默了片刻，然后不置可否地笑了。
“也许吧。”亨利说：
“但做新闻的，总得亲眼看看才能下结论，不是吗？”
梁文斌也笑了。
他环顾四周，看着那些正在交头接耳、满脸期待的中外记者们，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异的优越感。
就像一群瞎子在摸象，而自己是唯一一个睁开眼睛的人。
“你说得对，亨利。”他站起身来，轻轻拍了拍这位英国同行的肩膀：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亲眼看看。”
他顿了顿，压低了声音，语带嘲讽：
“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把皇帝的新衣，织得这么漂亮的。”
亨利端着咖啡杯，望着梁文斌转身离去的背影，若有所思。
……
同一时间，上海火车站，一号站台。
红底白字的横幅拉了三道，上书“热烈欢迎香港知名爱国实业家包玉刚先生一行”。
站台中央铺了一条长长的红地毯，两旁是清一色穿着中山装的接待人员。
打头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者，姓杨，是国家旅游局上海接待处的处长。
为了今天的接待，他已经半个月没睡好觉了。
“呜——”
远处传来汽笛的长鸣。从宁波开来的专列，缓缓驶入站台。
列车停稳，车门打开。
包老太爷拄着一根紫檀木手杖，在长子包启明的搀扶下，慢慢走下车厢。
老人穿一件深灰色长衫，外罩一件藏青色大衣，千层底布鞋踩在红地毯上，显得很是朴素。
包老太爷的女儿包培清跟在父亲身后，手里拎着一只老式的藤编提篮。
那是包老太爷在宁波老宅遗址上取的一捧土，说是要带回香港，放在祖宗牌位前。
杨处长连忙迎上去，双手在裤缝上搓了搓，才恭恭敬敬地伸出去。
“包先生，一路辛苦！一路辛苦！”
包老太爷伸手与他相握，笑着点了点头：
“劳烦杨处长久等了。四十多年没回来，这火车倒也快，比当年我从宁波到上海，快了一倍不止。”
杨处长连声说着“应该的应该的”，侧身引着包老太爷往外走。
他又一一介绍了身后的几位负责同志，有市侨办的、有旅游局的。
包老太爷一一握手，偶尔问一两句，脸上始终挂着温和的笑。
简单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杨处长引着包老太爷一行往站台外走。
原先安排的是直接上车去宾馆，可包老太爷却在站台上站住了。
“杨处长，”老人拄着手杖，望着站台上挤得满满当当的人群，忽然问道，“我听说，江南造船厂那几条船，技术难题已经解决了？”
杨处长一愣，随即连忙点头：
“解决了解决了！包先生，您放心，等您去参观的时候，一定让您亲眼看到咱们自己切出来的船板。”
“我听说了。”包老太爷点点头，又问道，“这次技术攻关，听说是一个年轻人带的头？”
杨处长这下倒不意外了。
来之前，接待工作的碰头会上六机部的人就提过，说这位包老先生对技术人才特别感兴趣，尤其是这次在江南厂立下大功的那位年轻学生。
他忙道：“您说的是科大的陆怀民同志吧？”
“对，就是他。”包老太爷点点头，眼睛亮了一下：“人现在可在上海？”
“这……”杨处长迟疑了一下：
“好像不在。听江南厂的同志说，陆怀民同志把软件调试好之后就回合肥了，学校那边还有课业。”
包老太爷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杨处长见状，连忙找补：
“包先生，您要是想见，我这就去协调，请陆怀民同志来上海一趟——”
“不必。我就是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见见这个年轻人，所以顺嘴问一问，不在就算了。”包老太爷摆了摆手：
“我打算去合肥的时候专程去见他，现在不要兴师动众。”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
“不过话又说回来，本事长在自己身上，比什么都踏实。这孩子才二十岁，已经能在这么大的事上挑梁，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杨处长连忙凑趣：
“包先生说得是。我听江南厂的周总工讲，当初他们找了好些专家，都说数控软件这一块国内没人做过。最后是陆怀民同志主动请缨，带着几个研究生，半年就搞出来了。”
包老太爷点点头，忽然转过身，看着身后的包启明和包陪庆，语气郑重起来：
“你们也记着。咱们包家在外面这些年，图的不只是一份家业。有朝一日中国人能用自己的技术、自己的船跑遍全世界，那才叫真正的光宗耀祖。”
包启明垂手应了一声：“父亲放心，联成航运后续的订单，我已经在草拟了。”
包老太爷“嗯”了一声，转过头又问杨处长：“杨处长，江南厂那边，现在能看吗？”
第210章 风起云涌黄浦江
杨处长连忙点头：
“能看能看！包先生，江南厂那边早就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过去。”
他顿了顿，又小心翼翼地补了一句：
“不过您刚下火车，要不要先去宾馆歇歇脚？下午再去也不迟。”
包老太爷摆了摆手，紫檀木手杖在站台的水泥地上轻轻一顿：
“歇什么？在火车上睡了过了，骨头都睡酥了。走，现在就去。”
包老太爷的态度很坚决。
杨处长见状，也不再劝，连忙朝身后打了个手势，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缓缓驶了过来。
包老太爷在包启明的搀扶下上了车。
杨处长坐在副驾驶座上，侧着身子，一路上介绍着上海这些年的变化。
车子沿着外滩开了一段，又拐进了一条略显狭窄的马路。
包老太爷望着窗外，忽然问道：
“杨处长，江南厂那边，听说今天现场请了英国验船师现场进行检验？”
杨处长忙转过身答道：
“对。我们请的就是年初判废了咱们首批钢板的那个霍克·威尔逊先生。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们想请包先生亲眼见证。”
包老太爷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很快，江南造船厂的大门已经遥遥在望。
……
另一边，锦江饭店的停车场里，一辆茶色玻璃的中巴车缓缓从停车场内驶出。
这是上海外事办特意为中外记者团安排的采访用车，是刚出厂的新车，车身锃亮，车窗上还贴着“记者专用”的红色标签。
梁文斌拎着采访包，跟在几个金发碧眼的西方记者后面上了车。
他挑了个后排靠窗的座位坐下，把包搁在膝盖上，目光冷冷地扫过车厢里的同行们。
前面几排坐的是《光明报》和《人民日报》的记者，中间那几排被路透社、法新社和美联社的人占了，叽叽喳喳地用英文交流着，时不时发出几声笑声。
若是平常，梁文斌少不得要和那几个西方同行好好交谈一番。但今天，那股“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傲慢，让他彻底失了与这些“愚蠢同行”交流的兴趣。
就在这时，车上又上来一个穿着藏蓝色西装的中年男人。
他约莫三十五岁左右，身形偏瘦，鼻梁上却架着一副黑框眼镜。
西装搭金丝眼镜原本是再合适不过的，他却偏偏选了副黑框眼镜，整个人便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中年男人上车后没有急着往后面走，而是站在门口，微微眯起眼，像是在找人。
他的目光越过前排几个记者的头顶，最终落在了后排靠窗的梁文斌身上。
那人微微一笑，拎着包径直往后走，然后大大方方地在梁文斌旁边的空座上坐了下来。
梁文斌微微皱了皱眉。
他认得这个人。
陈思远，香港《文汇报》的资深记者。
在港岛新闻圈里，陈思远算是个异类——
他供职的《文汇报》是左翼报纸，立场天然偏向大陆。
可陈思远这个人，偏偏又不像其他左派记者那样只会照搬通稿。
他写的报道，大的新闻点不会少，但总是带着一种不紧不慢的调子，喜欢用细节说话，读起来不像宣传稿，倒像是纪实文学。
这种风格，反而比那些喊口号的报道更让对手难受。
最让梁文斌恼火的，是他和陈思远的数次交锋。
那是一九七九年的国庆节，大陆搞了场恢复高考后的首次大型群众游行。
梁文斌在《星岛日报》上发了篇评论，说游行“不过是一群穿着新旧不一衣服的群众，在灰扑扑的街道上走过，谈不上什么精神面貌”。
第二天，陈思远也在《文汇报》发了篇侧记，写了很多细节。
比如，一个从贵州山区考到BJ的大学生，穿着母亲连夜赶制的布鞋走在方阵里，走到天安门前忽然红了眼眶。
陈思远在结尾淡淡地写道：“精神面貌这东西，有的人看见了，有的人没看见，这不怪他们，怪鞋。”
这篇侧记在香港中文文化圈里传得飞快，那句“怪鞋”更是被人反复咂摸，言外之意谁都听得懂——
你梁文斌穿着英国皮鞋站在云端看，当然看不见泥地里长出来的精神。
而陈思远类似犀利的报道不在少数，因此得了个“香港鲁迅”的外号。
由于两人立场天然对立，在报纸上明里暗里交锋了不知道多少回，梁文斌胜少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