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台底下，已经有两位东方面孔的华人已经激动到热泪盈眶。
这两人都是60岁上下，一人年长一些，另一人年轻一些。
年长一些的叫陈嘉木，他是新加坡嘉木机械贸易公司的总经理，祖籍福建泉州。
陈嘉木生于1920年，18岁那年随父亲陈汉成下南洋。
他在泉州读过8年私私塾，离开故土40年来，他对故乡的记忆却反复地越洗越清晰。
他和父亲陈汉成一起做机械贸易，半辈子下来终于在南洋闯下了赫赫名声，生意遍布整个东南亚，在南洋华商圈子里人称“嘉木叔”。
另一位年纪稍小的，叫陈其昌，他是陈嘉木的侄子，按辈分要喊他一声二叔。
陈其昌生于1926年，12岁那年随叔父陈嘉木和祖父陈汉成一家下南洋。
叔侄二人感情极深。
陈其昌从念英校到后来入职南洋商报，背后都是这位二叔的资助与提携。
如今陈其昌是南洋商报特约记者，常驻伦敦，专跑工业经济线。
此次和叔叔结伴同行，一是陈嘉木希望能在这次展会上和一些德国或日本客商谈谈生意，二是陈其昌为报道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收集一些材料。
不得不提的是，陈家一家的故土情节极深。
他们在新加坡的大宅里，至今还供奉着来自泉州的祖先牌位。
但“中国”这两个字，似乎被世界遗忘的太久了。
此前二人从来没有想过，能在汉诺威这个舞台上听到中国名字。
所以听到路远州这个名字的那一刻，
二人疯狂地鼓掌，鼓着鼓着，到最后竟是热泪盈眶。
陈嘉木侧过身，用闽南腔的国语低声对陈其昌说：
“中国人，你听见没有？中国人！”
陈其昌点点头，掏出随身的笔记本，低头开始飞快地写报道，稿纸翻过去，标题是：
《汉诺威舞台上的中国名字》。
台上，维格纳已经正式开始介绍产品。
幕布上打出了完整的产品渲染图。
紧接着一张张参数表飞速地翻过，台下的行业买家们开始窃窃私语。
但陈其昌抬头看了几眼，却完全没有心思关注这些了。
南洋商报作为新加坡专注于汉语文化圈的报纸，路远州这个中国名字登上汉诺威的舞台，才是真正值得报道的大新闻。
就在陈其昌落笔如飞时，陈嘉木忽然侧过身对陈其昌说：“我想见见这位路远州博士。”
陈其昌停下笔，看了二叔一眼，又看向前方巨大的展台，他明白二叔的意思。
叔侄二人平时各忙各的，侄子在伦敦，叔叔在南洋做机械贸易，一年见不上几面。
但每次见面，二叔总会把话题绕回一个地方——泉州五里桥。
特别是祖父陈汉成现在年纪也大了。
祖父的梦想就是回到故乡，叶落归根，最后葬在祖坟。
所以二人在汉诺威这个世界舞台上听到中国名字，他们的激动是发自内心的。
“我也想见。”陈其昌点点头。
“那好，等发布会结束，我们一起去找他。”
陈嘉木当即拍了板，原定在发布会结束后与几位客户碰面的行程也被陈嘉木自己改掉了，他让跟来的助理去通知对方，说临时有事，晚上酒会再详谈。
助理小跑着去了，陈嘉木和陈其昌则逆着人流往贵宾通道方向走。
发布会结束时已至下午四点半，人流像退潮一样从一号馆的各处涌向出口。
叔侄二人被人群裹着向前，还要不时侧身让过那些扛着摄像机的摄影记者。
叔侄二人问了几次路，终于在一个偏门旁找到了贵宾通道入口。
不过入口处拦着两名西门子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年纪轻的伸手做了个请留步的手势：
“抱歉，这里是贵宾通道，非工作人员和西门子邀请来的嘉宾不得入内。”
陈其昌掏出记者证，用英语说明来意：
“我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特约记者，常驻伦敦。我想采访一下路远州博士。”
工作人员接过记者证核对了一下，面露歉意地摇了摇头：
“对不起，记者先生，路博士谢绝一切采访。如果你们想找他，可以去中国馆碰碰运气，今年是中国第一次参展，他们的展位在7号馆东侧。”
两人闻言，眼睛同时亮了起来。
“中国今年在汉诺威有展位？”陈其昌追问了一句。
作为南洋商报常驻伦敦的记者，他已经连续参观了三次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了，自然是知道中国此前是从未参展过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
“对，在最东侧，应该是88号。”工作人员补充了一句，“不过那里应该快闭展了，明天请早些来吧。”
陈其昌谢过，转身对陈嘉木说：“7号馆88号，这个位置，应该很偏吧？”
陈嘉木抬头辨认了一下方向，随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展览中心的平面图，展开看了看，用手指头沿着标注的序列路线慢慢走了一遍，说：“还挺远的，走过去估计要半个小时。”
“无论如何，先过去看看。”陈其昌说：
“看看来自咱们中国的展馆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展出了哪些产品？二叔您不是做机械贸易的吗？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从国内进口一些，走去看看。”
陈嘉木闻言也有些心动：
“现在国内出了路远州博士这样的顶尖学者，看来在这方面的进步是很大的。如果有合适的产品，确实可以去代理一些。”
叔侄二人一拍即合，两人于是又折了回来，沿着中央通道向东走。
必须承认，这段路确实不近。
从1号馆的侧门出去，需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连廊，连廊两侧也布置了很多展位，日本馆在左，法国馆在右。
日本此时作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它的产品虽然在高端系列比不过美德，但在经济实用性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
所以日本馆的人流在整个汉诺威博览会上可以说是最大的，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关注的都是日本的产品。
此刻，虽然临近闭馆，但日本展馆前仍旧是人头攒动，几台发那科的机械臂正在协同作业，引得围观的人群一阵又一阵地喝彩。
陈嘉木在日本馆前停了停脚，看了一会。
陈嘉木是在抗日战争爆发期间背井离乡来到新加坡，随后在1941年，日本又侵略了东南亚，所以他对日本很没有好感。
但他又不得不承认日本在机械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并且他做东南亚的生意，主要代理的就是日本的产品，所以此刻他的心情很复杂。
哪怕再不情愿，他也得承认，这些东西正在一点一点拉开他们那一辈人曾经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二叔别看了，”陈其昌在旁边提醒了一句，“去晚了，那边真是要闭展了，现在去可能还能见到人。”
陈嘉木点点头，收回目光，两人继续往东走。
穿过法国馆的时候，陈其昌注意到那边在展示一条全新的汽车柔性生产线，几个身穿深色西装的法国工程师正在围在一起谈笑，不时用手比划着图纸上的某个细节。
再过去是意大利馆。
意大利在机械工业方面也算是比较发达，主要做的是中小型精密机床。
越往东走人越稀，从南斯拉夫馆和罗马尼亚馆之间拐进去，展位摆放的密度突然就变了，灯光照在空荡荡的过道上，比之前的展位要冷清许多。
那些耳熟能详的世界级品牌，此刻一个也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间一间的小展位，每个都只有巴掌大的门脸。
陈其昌一边走一边数展位号。
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
走到这里，位置已经开始很偏了。
越往下走，陈嘉木心中不由得有些失望。
在汉诺威这样一个商业展会上，展位的位置就是实力的标尺，这是做生意的人都懂的。
第一排是巨头，第二排是老牌，第三排是小厂，第四排以后就是只能印一些名片的微型摊贩。
可如今这个位置竟然已经偏到了展馆的东翼最深处，就像是被遗忘在世界尽头的某一个角落。
但他此刻还没有看到88号。
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
叔侄二人走到第七十九号展位的时候，这里已经不像是在逛工业博览会了。
隔板矮了一截，灯光暗了几度，和一号馆那边热闹非凡的景象，完全是两个世界。
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再往里走，连展商的数量都少了，甚至有几块展板上贴着“因故撤展”的白纸。
终于走到走廊尽头，那里立着一张指示牌，上面写着“88~92”的字样。
“二叔。”叔侄二人突然站住了脚步。这一声用的是闽南腔，尾音微微扬起。
二人本就是福建泉州人，家里说话历来是闽南腔的国语混着祖语，此刻在这里，这种语言似乎找到了它的归宿。
叔侄二人顺着拐角望过去，就是八十八号。
展台大概只有二十平米大小，展位前没有排队的客户，甚至没有看热闹的人群，只有两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人，一个拿手帕擦着一台台式立柱，另一个蹲在地上整理绞线。
门头上一条两米多宽的红色横幅，用粗体正字写着“中国机电出口展团”。
横幅下方则是一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语标牌。
此情此景，陈其昌的喉咙里忽然涌上一股酸意。
他突然想起了他的祖父陈汉成。
陈汉成如今已经八十多岁了，人老了话多，每天就坐在大院里，要同孙辈们讲一讲“古”。
有一回，陈其昌记得很清楚，祖父讲的是铺子刚开张时的旧事。
祖父说，那时候华人在外国人地面上做生意，第一件事就是别让人家看出来你是中国人。
招牌上只敢写英文，铺面向街的玻璃柜里摆的是英伦款式的货。
伙计出门送货，阿公都要叮嘱几句，讲马来话，讲英语，别讲闽南话。
客人问你东家是哪国人，你就别答。
那时候陈其昌不解问祖父：
“阿公，我们中国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要藏？”
祖父没有生气，但似乎很失落，好一会才说：
“不是见不得人，是那个世道不把华人当人。人家一看你是中国人，就觉得你是码头扛麻袋的、胶园割树胶的、货栈里当杂工的。”
祖父说那时候下南洋的中国人，十个有九个是卖猪仔出去的，剩一个也是逃荒逃命。
没有国家给你撑腰，没有兵没有船，连像样的领事馆都没有。
在马六甲街头，华人被人抢了、打了，当地政府是不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