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第一个案子是帮一个被房东非法驱逐的墨西哥裔单亲妈妈打官司。赢了。
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她接的所有案子都赢了，但她的银行账户余额从来没有超过五位数。
二十五岁，她成了今天的她。
这一刻苏济终于才算相信了她。
“这是我目前手里所有的证据。手术录像、病历备份、病人的联系方式。这些录像里每一台手术都有日期和时间戳，可以跟病历一一对应。”
毕安卡低头看着茶几上那堆东西。
她拿起那盒录像带，很是惊讶。
“你就这样把这些全给我了？”
她抬起眼看着苏济、
“我们认识不到十分钟。我连律师证都没给你看。你可以先查我的执业资格，看看我是不是真的有执照。你就这么相信我？”
苏济从折叠椅上站起来。
他低头看着毕安卡，沉默了几秒。
“因为你锁骨上那只蜂鸟。”
他说。
毕安卡的笑容凝固了。她下意识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锁骨。
那只蜂鸟纹身正从滑落的吊带衫边缘露出来。
“它不是为了好看才纹的吧。”
苏济的声音很平，和他平时在诊室里报诊断结果时一模一样。
“它你觉得蜂鸟翅膀扇得那么快，身体那么小，却哪里都能飞。你告诉过自己，以后长大了也要像它一样，什么地方都挡不住你。”
客厅里瞬间安静，毕安卡的脚从苏济的小腿上收了回去，看着苏济，嘴唇微微张开。
她的表情已经不带任何轻视了。
“你这人有点可怕。”
她说。
“我这辈子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那只蜂鸟的事。”
“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我得确定你不会被布兰特收买。”
毕安卡愣了一下，然后仰头靠在沙发背上。
“收买我？”
她重新低下头看着他，嘴角还挂着笑。
她站起来，用手腕把散落的头发往后一抹，走到墙角那个堆满法律期刊的旧书桌前，从抽屉里翻出她的律师执业证书，随手扔在茶几上。
照片上的女人穿着规整的黑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和面前这个踩着两只不同拖鞋的女人简直是两个人。
“律师证，纽约州执业资格，编号BKG-0427-1998。”
苏济没有去拿那张证书，只是点了点头。
之后毕安卡也是跟苏济在一起聊了大概两个小时关于苏济官司的事情。
苏济听着她的分析，心里那座悬了好几天的石头终于慢慢落了地
他本来以为这个案子需要靠天时地利人和才有一线生机。
但毕安卡用了不到半小时，就把他手里那堆看似零散无章的证据和线索，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反击地图。
她真正看清楚了每一条路怎么走。
“所以你心里有数了。”
苏济说。
“有数？”
毕安卡嘴角那个歪向一边的笑容又回来了、
“苏医生，我刚才说的那些还只是防守。防守从来不是我的风格。你让我接了你的案子，我就不会只帮你保住诊所。我要让布兰特付出代价。”
第39章 在美国，做好事违法
禁令下达的第三天，济安堂门口，苏济贴了一张手写的告示。
中文英文和西班牙语各写了一遍：
“诊所暂停营业。如有急症，请到街角咖啡店找我。我不收费，我只是回答医学问题。回答医学问题不违法。”
字是林稣悦帮他写的，她的字比苏济好看。
毕竟苏济是老医生了。
医生写的字，懂得都懂。
街角的咖啡店的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古巴裔老头叫阿尔瓦多。
苏济曾经用针刀给他松解过的肩周炎旧伤，因此他果断的同意了苏济的请求。
毕安卡给他分析过禁令的措辞。
“不能在这个地址从事任何形式的医疗活动”
关键词是“这个地址”和“医疗活动”。
咖啡店不是药房，回答医学问题不是医疗活动。
这确实是是文字游戏，但在法律上，文字游戏就是合法辩护。
于是苏济在这家咖啡店里重新开始了。
每天早上七点半
苏济坐在咖啡馆中，把病历本摊开，开始接诊。
他索性不收费。
只是用手触碰病人的手腕和关节。
然后告诉他们问题在哪里，应该注意什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应该去正规医院挂哪个科室。
虽然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光明正大的行医。
但至少在诊所被封的这段时间里，他依旧可以帮助到生病的街坊们。
这几天也有警察也来过说他违反了禁令。
但苏济也是按照比安卡所说的回复：
“我只是在店里跟人聊天而已。”
巡警看了看苏济，最后选择了转身离开。
毕竟苏济在这片街区的声望极高。
他们这些巡警虽然迫于上头的命令不得不来。
但他们一样可以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美国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他们确实没有权力阻止别人在咖啡馆里说话。
而毕安卡比苏济更忙。
禁令下达后的这段时间里，她几乎没有回过自己的公寓。
她每天在两个地方之间往返，一边是咖啡店，她在那里跟苏济核对证据和病历。
另一边是她自己在第三街东段的那间小办公室，她在那里给法院写申诉材料。
毕安卡在禁令下达后没多久就向布鲁克林地方法院提交了紧急听证申请。
她的核心论点并不是苏济有没有违反禁令。
而是禁令本身的法律依据站不住脚。
布兰特的律师团提供的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的证据全部来自三个被收买的假证人。
她同时提交了一份由霍普金斯医院医学院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出具的独立鉴定报告。
证明苏济的手术录像所展示的技术水平达到了心血管外科专科医师的标准。
这份报告的语气客观而冷静，没有一句主观评价，但它传递的信息是致命的：
一个医术达到这种水平的医生，不可能对病人造成危害。
与此同时，毕安卡还做了另一件事。
她让乔挨家挨户通知了所有被苏济治过的街坊。
请他们第二天早上到济安堂门口集合。
然后她给好几家独立媒体的记者打了电话。
第二天早上九点，济安堂门口站了竟然有五十多个人。
连她都不得不感叹苏济确实是很得人心。
那么多人都愿意为他发声。
苏济自己可能都并不知道，这股力量到底有多么强大。
但她知道。
乔站在最前面，右臂举过头顶，对着记者手里那个小得可怜的录音机说：
“我的手是苏济医生治好的。三个月抬不起来，他给我松开了。只收了我十美元，苏医生是个好人，对他的污蔑我们绝不接受！”
弗兰克第二个站了出来：
“我之前连针都捏不住。长老会医院把我当帕金森治了半年，只有苏济医生查出来是铅中毒。你们要把他关进监狱？那你们来给布鲁克林看病？”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没有事先对过词每个人说的话都不一样，但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苏济给他们治病，只收十美元，他是个真正的好医生。
这句话第二天出现在了那家独立媒体的头版。
虽然覆盖范围完全无法与布兰特的媒体帝国相比。
但毕安卡并不急于赢得舆论战。她只想稳住阵脚。
舆论战不在于一次性打赢，而在于让一部分人开始质疑。
一旦质疑的声音出现，布兰特的媒体攻势就不得不分心应对，而不是全力攻击苏济。
至于那三个假证人，毕安卡不打算在舆论战场上解决。她要在听证会上解决。
禁令下达后的第八天，苏济和毕安卡在咖啡店最里面的桌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