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劲！他尊重工人，但不会像这年头的人那么崇拜。
而且离家太远，上班时间太长，工作量又大。
天天车间待着，肯定不舒服啊，东不暖来夏不凉啊。
虽然喝汽水是方便了，工资也比其他厂子多些。
可以他如今的经济条件，还在乎这个吗？
据说“北极熊”生产线还是二十年前的遗留呢，如今剥橘子皮还在靠手工。
一到橘子产季，工厂里橘子能堆得跟山一样，都能把工人的手扣烂了。
这是好差事？
当然，厂子有能力自己盖房分给职工，这福利当然不错。
可以他一个新丁的资格，什么时候才能论上？
何况他是谁啊？是那守株待兔的人吗？
只要私房政策松动，他肯定会主动出击，去买两套四合院过过大宅门的瘾儿的。
去重文门旅馆当服务员？
那倒确实是比当工人轻省多了，而且离家也很近。
甚至如今服务行业底气足得很。
非但都不用给顾客笑脸，甚至可以随便跟顾客斗其乐无穷。
可说到底服务业就是伺候人的差事，工作性质已经决定了这点。
好说不好听啊。
他还记得有个法国作家在哪本书上写过。
说背人的落魄贫寒尚不要紧，抛头露面伺候人的活儿是绝不能干的。
因为久而久之，那些上等人是不会再以平等眼光来看待你的。
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干服务业还不如去捡破烂。
当然，我们的共和国如今是英雄辈出，不论出身的年代。
我们国人也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市侩，对一个人的成功有我们自己独道的解释。
可他注定今后是要功成名就，登上国际大舞台去忽悠外国人的。
真有朝一日他牵着自家的熊猫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
就偏偏被那些外国狗仔队扒出这样的出身，总不免有点灰头土脸的副作用。
他还想让索罗斯和巴菲特花大价钱，买和他共进午餐的机会呢。
这无疑会搞砸买卖，影响他身价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对宁卫民来讲，这两个工作也就那么回事，是在没多大意思。
可迫于眼前的社会环境，他又能怎么办呢？
也只能先随便干着，凑合着混上两年再说吧。
他必须得等到，商业生态进化到允许他个人干点什么了，才能真正的大展拳脚。
哎，这就叫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居然活生生把老子这么一个脚踩五彩祥云，脑顶儿上光芒万丈的投机天才。
逼成了一个工薪阶层，不得不靠打工谋生的地步了。
天理安在，呜呼悲哉……
毫无疑问，在宁卫民自己的心里，他是一朵花般的惨淡，一杯酒般的黯然啊。
只是什么事儿可就怕相互比较。
他的矫情，他的身福中不知福，很快通过一次意外的邂逅，彻底清醒过来了。
第38章 邂逅
那是5月17日，周六。
当天天儿挺热。
康术德在白班上呢。
宁卫民一个人在家也不好闲着，洗了一上午的衣服。
到了中午，他累得腰酸背痛手抽筋儿，实在懒得热剩饭菜，嘴又馋了。
便一人溜达出家门，想外面吃口省事的。
京城有个顺口溜囊括了京城各处繁华闹市。
叫“东四西单鼓楼前，王府井前门大栅栏，还有那小小门框胡同一线天”。
小小门框胡同能有如此响亮的名头，也混在其中，凭借的就是小吃。
实际上连门框胡同在内，包括和他相连的廊坊一条、二条、三条，几乎都被小吃店占满了。
什么卤煮火烧，爆肚儿、馄饨、馅饼、饸络、猫耳朵啊，样样京城人喜欢的本土风味儿都有，口味地道得很。
绝不是后来那些所谓的京城旅游打卡圣地。
净卖什么老京城炸蝎子、老京城天府豆花、老京城脆皮香蕉、老京城虾扯蛋之类的“外地人懵外地人一条龙”，所能比的。
所以走在奔门框胡同的路上，宁卫民这心里就琢磨啊。
到底是来点肉饼喝粥呢？还是来盘炒饼就蒜呢？
肉饼吧，显得腻烦，炒饼又有点太素。
于是最终决定，干脆还是门框胡同的瑞宾楼吃褡裢火烧去。
褡裢火烧是京城瑞宾楼独有的面点。
其口味类似锅贴，但形状不同。
因其长条型，用筷子夹起时可对折，类似古代背在肩上的褡裢，故名褡裢火烧。
而瑞宾楼最有名的招牌小吃就是猪肉大葱馅儿的褡裢火烧。
其独到之处不但在于馅儿香，关键是油煎的火候了不得。
瑞宾楼的师傅能做到颜色金黄，焦香四溢，偏偏丁点也不糊不黑。
宁卫民觉着要来上三两这玩意，就着个凉菜，喝点儿散啤。
那绝对是又解馋，又清爽啊。
但可惜的是，想得再好是一回事，能不能实现又是另一回事。
或许最近撞克什么脏东西了。
宁卫民工作着落不如意吧，就连这么个小小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敢情一到了地方他就发现，本来就不宽绰的胡同全都淤了。
不知多少人抻着脑袋往瑞宾楼里看热闹。
就见人群聚焦的饭馆开票柜台那儿，居然是邻居边家的二儿子边建功和瑞宾楼的人干嘴仗呢。
“……废什么话你？一碗啤酒搭一个菜，你要买就买，不买你走人，瞎叫什么劲啊你”。
饭馆的服务员已经显得极不耐烦了。
但边建功却横眉立目非要据理力争。
“嘿，凭什么啊。报纸上可登了，说不许这样干，你们怎么还这样啊？”
“报纸登了你找报社买去，我们这儿就这样。”
“你说的到轻巧。一碗散啤多少钱？一个菜多少钱？你们这么搭着卖，谁喝得起啊？”
“喝不起你甭喝啊，自来水便宜，‘撅尾巴管儿’去啊。啤酒供给不足，这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别没事找事儿好不好？”
“你怎么这态度啊？你再跟我这么说话，我可告你去。”
“告我？行啊，找我们头而去，他就后头呢。快去。快去……”
这么一听，也是巧了，边建功居然是跟头些日子院儿里的罗师傅一样，也是为了买散啤的事儿急眼了。
但区别在于，罗师傅气的是饭馆私自涨价，多加了两分钱。
到了边建功这会儿，情况显然更恶劣了。
看这意思，因为紧缺，饭馆已经不单卖啤酒了。
顾客想喝，必须得得搭售一个菜才行。
不过话说回来了，饭馆这边也有饭馆的苦衷，负责开票的这位也有人家的无奈。
因为这就是市场供需不匹配导致的矛盾，商品价格又不敢一下子放开的必然结果。
谁也没辙。
要说起啤酒这东西啊，其实老京城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待见它的，对这玩意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
像建国后，除了少数家境优越的人，京城的普通市民对啤酒的味道是很抗拒的。
大多数人不仅品不出它的香味儿和杀口劲来，还讽称其为“汤药”、“马尿”。
后来到了六十年代初，因为散啤价钱便宜啊，比汽水冰棍都解渴。
才使得人们因为囊中羞涩勉强自己改变口味，从不接受到逐渐接受。
结果适应了就一发不可收拾，因为从本质上说，散啤还是一种瘾品。
于是七十年代成了“散啤”消费增长的黄金时代。
就这样，京城的人们开始爱上了它，然后就变成了趋之若鹜的“追捧”。
只是虽然喝得人越来越多了，啤酒的产量却没能随之增长。
很快，人们就发现市面上“散啤”变得越来越不好买了。
价格也从两毛一升，两毛六一升，四毛一升，一直涨到了现在的五毛六。
到了今年的夏天，京城几乎所有老少爷们都已经把打一暖壶“散啤”，当成消夏必不可少的享受了。
偏偏此时的京城却还是只有两家设备陈旧的老啤酒厂。
一家是民族资本“双合盛”改的“五星啤酒厂”。
一家就是过去小鬼子“麦酒株式会社”改的“京城啤酒厂”。
这两家啤酒厂哪怕开足最大马力，一个月也只能生产不到三千吨啤酒。
如果按照当时京城四百余万人口计算，每人每月还分不到一瓶。
可就是这么一点也不能全部投放到市场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