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祖父王怀义
我的故乡在山东省邹平县（原齐东县）魏桥镇东码头村，此处北去黄河15公里，是黄河三角洲上华北平原的南缘，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我的祖辈，据说是明洪武年间从河北枣强县迁徙至此的。王家经世代繁衍，人丁兴旺，家业也日渐丰厚，分出几支。
我 的曾祖父王兴隆是独子，一辈子以种地为生，他在我未出生的时候就过世了。曾祖父一生育有四子二女，并收养了一个近族孤儿，即我的大祖父，所以曾祖父有五个 儿子；我的亲祖父王怀宗是兄弟几个中最小的一个。曾祖父在世的时候，家中老小一大家子人都在一个锅里吃饭。祖父辈弟兄五个是1929年分的家，每家大约分 得土地90亩。
分 了家以后，兄弟五个生活过得各有不同，大祖父勤劳能干、治家有方，生活较其他兄弟富裕，无亲生子女；二祖父早亡，家中人口多，生活最差，他有四个儿子，大 儿子、三儿子、四儿子均早逝，生计日益下降，所以土改时成分未被划为地主；其余几个祖父，家中条件还算可以，都被划为地主，但都不及大祖父殷实。我的亲祖 父（老五）有三个儿子，父亲是长子，过继给了大祖父。
大 祖父出生于19世纪70年代，我与大祖父生活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印象也较深。大祖父个高，长脸，喜欢抽旱烟。他是个精通种地的农民，这在我老家，是十里八 乡都知道的。在那个年代，农民只有精打细算、计划周到才能过好日子。什么作物能出牲口草，什么作物能出做饭烧灶火的柴，按细粮、粗粮、杂粮的数量和品种， 怎样分配土地，种豆类能肥地，要怎样轮换种植，都要有计划安排。大祖父是最会过日子的，买卖东西也很精明。
大 祖父虽然是文盲，但擅于计算，据说他盖房子时，计算好的砖瓦最后剩下不到10块（我认为是佩服者虚夸）。同时，大祖父又是一个种地能手，农活干得出色，管 理得好，种啥啥丰收。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雨水大，有一块庄稼地因地势较低积了水，以至于延误了冬小麦的播种时间，不久后冰封大地，过完年一解冻，大祖 父就在地里种上了不同品种的麦子。老农民都不赞成：春天开了冻了再种麦子行吗？它能长粮食吗？可结果出乎意料，大祖父用的麦种不一样，最后麦子的收成只是 比其他冬小麦少收三成，乡亲们因此对他刮目相看。
大祖父王怀义
在20世纪初，大祖父因精明能干而出名。大祖父在年轻时就显露出了他的才能，因此曾祖父把拥有几十个人的家交给他管理，结果置地建房，到分家时兄弟五人能各分得八九十亩土地和较好的房屋。1949年政府提倡劳动致富、勤俭发家时，还请大祖父给全村介绍耕种经验。
有 一年麦收时节，年仅10岁的我跟着大祖父拉麦，在车上装麦子。那时是木头轮子的大车，前后两头都有支架子挡着。麦秸很滑，才割下的麦子得拿草绳捆成单个， 麦捆一个压一个，垒好后用绳子勒住，这样车走起来麦捆就不会滑落了。装车的时候，绳子得放到架子外面，我没注意，把绳子埋在架子底下了，等到要绑车的时 候，绳子拽不出来。“啪！啪！”大祖父照着我的屁股上就是两巴掌。
按理说，对十来岁就练习干农活的小孩应该宽容，但他不管这个，只要做事达不到他的标准，谁也不行。我挨了打，委屈落泪，还得接着干活。但等回到家后，大祖父便和颜悦色地夸奖我两句。大祖父虽严厉，但其实对我还是很疼爱的，再怎么说，我也是他唯一的孙子。
大 祖父家是地主，在麦收、秋收季节，我们全家人都十分忙碌、劳累，家里每天会雇几个短工，然后由长工领着短工下地。我母亲很早就得起床做饭，差不多太阳一出 来，她就已经把饭做熟了，然后有专人往地里送饭。农忙时，全家人睡不了一个天亮觉，以至于我母亲在土改之后说：“现在比过地主生活日子轻松多了，生活也不 比那时差。”另外，大祖父虽地多粮多，但他从不在吃饭上挥霍，而是未雨绸缪地存上一年的粮食，防止来年粮食歉收。他信奉一句俗语，“年年防欠，夜夜防 贼”。大囤的粮食、大垛的棉花，只是看着而不能随便用。啥季节吃细粮、干什么活吃什么饭都是有规矩的。作为晚辈的儿媳或孙媳，按照孩子的多少每人分十斤籽 棉，自弹自纺自织，被褥、衣服都自己计算着用。大囤的细粮，除逢年过节或伏天吃细粮外，平时是不能动的。土改后，农业合作化前收的粮食交完公粮完全够吃， 想吃什么可以随意，又不用早起做多人的饭，所以母亲觉得轻松满足。
回想大祖父晚年的命运，我不禁感慨万千。1947年的二三月份，土改工作组进驻了我村，成立了农会，发动了激烈残酷的土地改革斗争，我们家就从老宅瓦房中搬出来，住进了原本喂牲口的土房里，地也大部分被分出去了。按全村人均地数，我家七口人，留了21亩地。
大祖父王怀义
1950 年冬，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当时成立了临时法庭，大祖父因1947年人民政府转移期，把离村远、土质薄的几亩地卖了，被判了6年有期徒刑，送到博兴县劳改 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具体是什么罪名我不得而知。1951年我放暑假回家，接到了劳改农场方面的来信（这是劳改农场转告乡里后乡里转递的信）。说大祖父病 危，让家人保他出来进行医治，意思是别让他死在劳改场里。当时我父亲年纪大了，且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出门很不方便。我放暑假，就由我和大祖母去保祖父。 我来到劳改人员驻地，给岗哨递上介绍信，把他接了出来。这时大祖父走路已很困难，我只得扶着他走。
按 规定，大祖父不能回家，不能离劳改队驻地太远，我扶着他走在博兴县的街上，好歹向别人租了一间小土屋安顿大祖父。我把他的被褥从劳改驻地拿出来在这间小屋 的土炕上铺好，将大祖父交由大祖母照料，然后自己去寻医问药。那时候想找个大夫不容易，西药也很难买到，我只好找个懂中医的人弄点中药给他治病。实际这时 大祖父已病入膏肓，很难医治了。为筹措钱财及用品，我得回家，三天后送去粮和钱时，大祖父已经去世了，距保外就医不过10天。
大祖父死后，我花了30块钱雇了一辆小独轮车将大祖父的遗体运回家。到家的时候正好是夜里，当晚就下葬了。
我 去接大祖父保外就医，是冒着政治忌讳的，这与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大义灭亲”、划清界限是相悖的。当时社会上高喊要与剥削家庭划清界线，大祖父是地主分 子，又被判了刑，我这样做会给自己沾上污点，甚至可能会影响后来的命运。但我明知道这些还是凭着良心这么做了，在我眼里，大祖父不是坏人，他为人和善，讲 道德，很正派，从小把我拉扯大，我们感情深厚。我认为他是冤枉的，他从没作过恶事。他虽说是地主，但他从不仗势欺人，而且讲道德，守法律，所以我不认为他 有罪。所以我在反右时交心说，旧社会的地主是历史造成的，试问那时有哪个农民不想成为地主？我认为只要守法不做缺德事，不抗拒、不破坏土改，应是无罪的。
平均地权，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我也是双手赞成的；但是这种对地主的斗争，尤其是流血斗争，我是不赞成的、反感的。所以，为了大祖父，我甘愿冒政治忌讳，不过好在后来也没因此事受到政治上的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