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用的不是维纳斯那面银镜，反而是那面蒙着黄粉的薄玻璃。
实际上银镜是高锡青铜，纯银镜面易划伤、变形且反光效率不如高锡青铜。
银镜太清楚了，照进去后会带着一层额外以太，跟他要读的那笔混在一处，反倒难分。
静水最不稳，人需要消耗额外精力来维持。
黑曜石读出来的东西最暗，连起笔在哪都要猜。
薄玻璃反而最好，又薄又脏、自己什么都不是。
李察在第二稿里写了结论：“载体本身以太愈淡，倒影愈纯。”
这一稿，麦克菲伊翻到数据那几页，看的时间比上一次长得多。
“这一节可以了。”
李察松了口气。
“后面不行。”
麦克菲伊把稿子翻到后面。
“你第四节写代价，写了以太消耗、落刀失败的反噬、目标察觉后的追溯。”
“是。”
“少了一样。”
李察站在那里等着。
“你自己的。”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
“猎月传统里有句老话，你念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就认得你。”
他把稿子推了过来。
“断枝也一样，你抹掉的每一笔都会记得是谁抹的。”
李察想了想：“我这两个月抹了十几次，目前什么都没有找上来。”
白发巨人摇摇头：“十几次太少了，抹到几百次的时候再来跟我讲这句话。”
他把手在膝上用力一拍。
“再说，你抹的都是些什么？一条五十年的厂虫，几件咒物，还有别人寄给你的名片。”
麦克菲伊点了点李察的手：“哪天你招惹到反过来爬到你身上的，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了。”
李察低下头，把这些话全部记了下来。
等到把稿子抱回去，李察先把另一叠稿纸取了出来。
准备论文和等待神谱沙龙聚会的时候，他顺手把另一件事做了。
《世纪评论》主编约的长期专栏，他拖了快半年，写了好几个开头都被自己划掉。
这次他本来准备写的是装填厂，写完自己读了一遍，发现变成了控诉。
主编要的是长期专栏，不能是一篇让人拍案而起、拍完就忘的东西。
他去年那篇散文已经证明过一次：讽刺完了，制度还是那个制度，换个人坐在同一张桌子后面继续干同样的事。
后面他把控诉全删了，只留故事，写完发现故事是好故事，读完什么都不剩。
李察在稿纸最上面写了标题：《审慎的先生们》
这一次，他要写喜剧。
三个人物，他磨了整整一个晚上。
第一个是大臣，上任第十一天，热血，想干几件名垂青史的大事。
这个人必须是真心想做好事的，做好事是整篇故事的地基。
一个坏人做了坏事，读者会骂他，骂完心里舒坦了，这事就过去了。
一个好人推着一件好事，整个故事篇幅都在推动，但最后却什么都没推动……这样子写，读者才会在合上杂志以后开始思考。
第二个是常务次官，高学历，二十七年工龄。
这个人也不能是坏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让这个部门明天照常运转。
为了让部门明天照常运转，今天有些东西就必须留在原地。
第三个是私人秘书，负责端茶和归档，当润滑剂。
古典学出身，本来想留校做学问，没考上进了内务院。
他的职责是端茶、归档，以及在没有任何人需要的时候指出别人用错了典故。
他是全篇唯一一个说实话的人，他说的每一句都对，却改变不了任何事。
李察开始写正文。
第一篇故事，标题是《一种颜色》。
场景：内务院顶楼，一间铺着厚地毯的办公室。
大臣：把窗打开，今天太闷。
秘书：阁下，这扇窗是钉死的。
大臣：为什么钉死？
秘书：两年前有一份文件从这里飞出去了，落到街上被人捡走了。
大臣：那份文件写的是什么？
秘书：不知道，阁下，捡走的人也不知道，所以第二天报纸上登了好几种猜测。
（这时候次官先生西装革履的来上班了。）
大臣：早上好，次官先生，我读了灰堰的报告，上个月第四厂有三十七个女工病倒。
次官：阁下，是四个。
大臣：我手里这份写的是三十七。
次官：阁下手里那份是三月的表格，四月我们换了表格。
大臣：换表格跟人数有什么关系？
次官：新表格把“疾病”一栏，改成了“可归因于本厂作业之疾病”，须由厂医认定。
大臣：那另外三十三个呢？
次官：在“其他”一栏里，阁下。
大臣：她们不是“其他”，她们是人！
次官：当然，阁下，她们是人，只是被登记在“其他”里，而“其他”不计入统计。
大臣：这是玩弄文字。
次官：阁下，这是统计学。
（停了很久）
大臣：她们的皮肤是黄的。
次官：阁下，官方用语是“轻微色素沉着”。
大臣：报纸上说是黄的。
次官：报纸上还说她们是金丝雀，阁下，这个说法在本部非常欢迎。
大臣：欢迎？
次官：它很动人，把卫生问题变成了一件感人的事。
大臣：感人的事有什么好？
次官：感人的事不需要预算，阁下。
秘书：先生，我查过了，金丝雀最早是矿上用的。矿工带它下井，是因为它比人先倒下。它一倒，人就知道该跑了。
（沉默）
大臣：秘书。
秘书：您有什么指示？
大臣：这一段不要写进纪要。
……
大臣：我不打算做那种在罗马烧起来的时候还在拉小提琴的人。
秘书：阁下，尼禄拉的不是小提琴，小提琴要到一千四百年以后才被造出来。
大臣：那他拉的是什么？
秘书：苏埃托尼乌斯写的是里拉琴，而且说他唱的是《伊利昂陷落》，塔西陀则说，这只是一个传闻。
大臣：所以他到底有没有拉？
秘书：史料上说不清，阁下，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火烧了六天，他人在城外。
次官：这一点非常重要，阁下。
大臣：重要在哪里？
次官：它证明一位大臣只要在事发时不在现场，两千年后，人们仍然会争论他到底有没有拉琴。
大臣：我不会让这件事像特洛伊人那样自己造一匹木马，把灾祸请进城里。
秘书：阁下，木马是希腊人造的，特洛伊人只负责把它拉进城。
大臣：……那有什么区别？
秘书：区别在于特洛伊人为这件事开过会，他们讨论了一整天，最后表决通过。
次官：这个比喻现在贴切多了，阁下。真正要紧的从来不是谁造了木马，而是谁在把它拉进城门的那份文件上签了字。
大臣：那份文件通常由谁签？
次官：由大臣本人，阁下。次官只负责会签。
大臣：我要把这件事从地毯下扫出来，摆到桌面上，然后一劳永逸地把它埋掉。
秘书：阁下，一样东西没办法同时被扫出来、摆上去、再埋下去。
大臣：为什么不行？
秘书：因为它只有一个。
次官：不，秘书先生，它可以。
（大臣和秘书一起转过头。）
次官：只要它出现在三份不同的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