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国内现在航空设计的人才太少，航空工业局的想法是先集中在一个城市，建设成第一个航空工业的设计生产联合体，不过这样昌飞的设计能力成型就晚得多。以及现在也在规划的成飞、哈飞可能都会遇到和昌飞差不多一样的问题。”
钱学森：“聂总，我有一个想法，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现在在沈阳办公，我看，还是找个理由搬迁到北京去吧。”
……
在钱学森看来，虽然现在中国航空设计的人才少，但也能抓出来几个。不过由于国家说沈飞是一五计划的重中之重，航空工业局又在沈阳办公，因此这些人才全都集中到沈阳营建沈飞了：徐舜寿在那儿，陆孝彭也在那儿，解放前不多的几个在国外参与过飞行器设计的人才全集中过去了。
但是一个设计团队，其实只需要一个核心人物……比如陆孝彭，就可以成立一个“陆孝彭团队”，陆孝彭是核心，发展方向、大的原则由他定，团队其余成员是协助他工作的人，把这个团队丢到一个新成立的航空企业，和苏联援建的工厂组成联合体。
如果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走了技术岔路？这全国不是还有好多个类似的核心团队么。这位总师的设计方案不行，那还有其他的总师设计局。
如果把好几个独当一面的人才挤在一起，他们要么相互内部PK，要么相互妥协，最终就会变成只有一个对外输出的成果。
不但美国的航空工业体制是这样，苏联其实也是这样，苏联的设计局都叫“米高扬”“苏霍依”“图波列夫”“伊留申”什么什么的，其实就是这种传统的体现。
钱学森还觉得沈飞、昌飞、成飞、西飞这些航空联合体的分工过于精细不是什么好事。
以后沈飞就只生产战斗机，昌飞生产螺旋桨教练机和螺旋桨运输机。那昌飞能不能设计和制造战斗机？沈飞能不能设计教练机？应该都能。
飞机只需粗略地分为大型飞机、小型飞机、直升机，具备大型飞机生产能力的航空企业，轰炸机、运输机等等都应该能生产，小型飞机也一样。如果航空企业规模极大，比如波音公司那样，那就甚至连大型小型飞机都可以一起包办。
考察到南昌，钱学森终于忍不住了，把这半年来他的想法综合综合，和聂荣臻说了，并且问老聂，他如果把这些想法整合成一份建议书或报告，中央领导能不能看到。
聂荣臻听了就十分斩钉截铁地回到：“中央肯定能看到，而且会认真考虑。”
钱学森：“啊？你怎么这么肯定？”
聂荣臻：“其实我们小组的工作，中央都是全程知晓并且掌握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小组在工作中发现了什么问题、有了什么新的规划，中央也会在第一时间进行认真考虑。科学技术是国家工农业和国防建设的根基，甚至可以说是国家强大与否的根本性的因素，搞科技首先就要解决体制和制度问题，这也是中央领导们的共识。”
……
在南昌考察历时5天。就在考察即将结束时，钱学森遇到了一个能设计飞机的人：黄志千。
黄志千不是航空工业局分配到昌飞工作的设计师，而是航空工业局派往南昌做技术指导的技术总顾问，在这里做一个月的短期外派出差。黄志千现在的工作单位是航空工业局第三处，此外还兼沈飞筹划中的设计部副主任。
钱学森早就知道黄志千这个人。不但知道，两人其实都是上海交大的校友。
“我是34年毕业的，那时候你大几？”钱学森问。
黄志千：“大一。我33年入学，37年毕业，说起来，我和南昌其实挺有缘分的，37年毕业以后我是在南昌找的工作，那时候国府的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可惜6月毕业，7月卢沟桥，8月淞沪会战，38年4月我们这群人就往重庆撤了。”
重庆成为陪都，黄志千和一干民国的航空人才撤走了，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的机器设备全便宜日本人了。此后黄志千在成都-重庆转了几年，但国府始终未能在成都平原建起飞机制造厂，于是黄志千就出国了，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型航空企业当过航空工程师，解放前夕回到中国。
钱学森：“昌飞现在已经预定好自己的第一个产品了，仿制雅克-18初级教练机。以你的经验，仿制雅克-18要花多长时间？”
黄志千：“雅克-18这种飞机，实事求是地讲，单发，CLARK-YH翼型，非金属蒙皮，发动机也不是什么40年以后的大功率紧凑型产品，苏联又提供全套图纸，仿制起来根本没什么难度。我看工厂建起来之后再有半年时间，组装的第一架飞机就可以上天了。如果上不了天，一定是工厂的管理没做好。”
钱学森：“其实我还发现一个问题，雅克-18是后三点起落架，空军现在装备的歼击机都是前三点起落架，后三点和前三点的飞机在起降的时候操纵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用雅克-18做教练机，飞行员从初级教练机转向高级教练机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毫无必要的但又很痛苦的操纵习惯转换问题。”
黄志千：“这有意思，把雅克-18的后三点改成前三点，有点挑战性了。不过啊，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要改就改多一点，把蒙皮换成铝合金铆接结构，然后再找一款V型活塞发动机把他那个星形发动机换掉，让飞行员有更好的视野。这样做出来的教练机，可就比较完美了。”
钱学森笑道：“你看，果然，咱俩一开始聊，各种新点子就往外蹦。志千，有没有兴趣从沈阳调到南昌，依托昌飞搞一个飞行器设计局，以后在昌飞的设计局里你就是‘土皇帝’。”
黄志千：（看向聂荣臻：你们说的算数吗？）
聂荣臻：“我们虽然不是代表航空工业局的，但是航空工业局会听我们的。现在中央打算再对航空工业的布局做一下微调，除了工厂的位置意外，还有航空设计能力的培养。中央调整的措施以后会发布的，但是在调整起来之后，我们选人的时候还是会考虑各人的意愿，正确做到两者兼顾。”
黄志千：“就是昌飞的基础比不上沈飞……”
黄志千在航空工业局第三处任职，所以他是知道的：沈飞建设的投资几乎是昌飞的五倍，从苏联引进的机器设备总价值，沈飞差不多是昌飞的8倍。从目前已制定的规划，沈飞是造战斗机的，当今世界最先进（或者接近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南昌……南昌做的是螺旋桨飞机。
“……虽然比不上沈飞，但是，能在这里设计飞机也是极好的！”黄志千话锋一转，“钱学长，聂总，只要你们把这个航空工业的体制调整过来了，我愿意到南昌工作。”
第二十二章，年关难过
一五计划的第一年，就这么磕磕碰碰走到了年末。
确实是磕磕碰碰。一·五引入的东西太多、太新，对国家、对从山沟沟里出来没几年的共产党人是个重大挑战。
几十项重点工程铺开，大鼻子的苏联人咕噜咕噜在工地在厂房，翻译满头大汗地解释各种名词，说的都是工人和技工们闻所未闻的知识。通过这些知识和苏联人的描述，他们将会制造出出前所未有的产品，在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过的。
而一五计划的工程又不是一个单独的工厂，而是“体系”。体系这个词正在折磨全国上下的工业干部，从基层的车间主任到市、省、国家部委的干部，都在咬紧牙关努力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其中有的干部很快就参透了，有的要稍晚一会儿，有少数的则脑瓜子一直跟榆木疙瘩似的。
挑战不仅来自苏联人，也来自……党中央。
刘副主席说“共产党人要把国家管起来”。
主席说的是“共产党人要提高治国能力”。
在报纸上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搞建设比苏联更繁琐（精细）。国家穷、底子薄，这是历史原因。国家大、区域差别大、要均衡协调发展，这是现实原因。
中国革命胜利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与苏联存在差异，这个时期的人们也就无缝接入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逻辑体系，理解起来并不算太难。
一五计划的第一年，还有很多“计划外的计划”。实际上，扣扣索索从西方拿的一点贷款，因地制宜搞轻工业尤其是出口导向的轻工业，这其实不在苏联审阅的那份一五计划署里头。
因此到1952年年中，国家层次上的建设工作实际上形成了两个声部：高音部是苏联援助的工厂，低音部是西方贷款建的工厂。后者不能不低调，因为这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敏感点，只能先暂时不大力宣传，等过一两年，这些建设有了显著成效之后，再拿出来说。
说到成效——1951年底就开始建设的面向香港的服务产业已经出成果了。
简单一点说就是养猪养牛。1952年11月15日，第一批猪供应香港，距离现代化养殖场开建的时间是1年零1个月。
这个用时，国内的同志觉得太拖拉了，猪的出栏时间是6个月零10天，养殖场建了7个多月，真啰嗦。
但出钱的英国人一点都不让步，猪栏的隔离，防疫，排水，通风，全都按规则来建。猪种也是引进的，中国土产的黑猪猪肉吃起来香（可能是），但是生长周期太长，料肉率太低了，直接引进大白猪走起。
几年之后广东人自己也认可了“白猪还行”，现在不是讨论哪种猪肉香的时候，而是纠结于各家的餐桌每年能不能多吃两顿肉的时候。
猪送到香港，英镑送到广州。1952年底，“借款办工业”的一揽子计划首次出现了收益。虽然不多，但稍微打一打算盘就能发现，收益完全符合预期甚至还要好一点，以这个势头发展下去，还清贷款一点问题没有，而且越往后赚得越多。
在北京这边，进入12月份，国家统计局、财经委按1~10月的数字稍作估算，预测的全年财政数据是——红的。
在1951年财政显了一次黑字之后，1952年国家财政重新喜提赤字。预计赤字额在4~5亿人民币。
老办法，动员一下上海财政出点钱，抹平账目。上海支援中央财政5个亿，然后，嗯？春节前新闻联播出个6分钟的长节目赞扬一下上海全年经济发展得好，市长市委书记露脸几十秒？
（陈毅市长：一边去，新闻联播是个啥子？劳资没听说过哦。钱拿好，该干嘛干嘛去）
1952年的财政核算也变化了，国企利润和财税收入各自核算，国企利润虽然理论上国家也能拿去，但目前暂时归在国资委账上。相对的，国家一些建设项目出资方也从央行-财政-企业变成了央行-国资委-企业。
其实如果按1951年的核算方法，1952年的财政并不是赤字。至于1953年，因为工商业税制改革和1952年的政策调整，收税面广了，同时企业注册数也极大地增加了，1953年的财政形势应该比1952年要好。
陈沄把1952年度的财政收入核算完，然后就是年度外汇收支。
广义上的外汇收支就别想了，按这么算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早就是负数了：从苏联借的卢布和从西方贷的美元英镑，借到手就变成机器设备物资了，然后就会一直在广义的外汇储备那里挂个负数，直到几年之后还清欠款。
但如果只统计外贸的出口和进口，数据还稍微可以看。全年外贸总额77亿人民币，出口32亿进口45亿，入超13亿。不过进口额当中有1/2是贷款引入的物资，结算起来国内在1952年底的外汇余额和1951年底差不多。
1951年底中央手头随时可动用的外汇840万美元，1952年底是860万美元，
陈沄看国家统计局的汇报看到这儿，也算是松了口气，1952年还算不错，疯狂购物一整年，到现在居然手头还有点儿压箱底的钱。
“笃笃笃”
敲门的是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陈沄松了口气。
不是工业部门、农业部、教育部等等单位上门来找就好，他们这些部上门来找肯定是要钱的。
陈沄：“原来是老章啊，是外交部的什么事情？”
章汉夫犹豫了一下，开口说道：“陈副总理，是这样的，年底了，咱们中国在联合国的会费……该交了……”
……
1952年底的北京计算机中心还是闵乃大当主任，闵乃大的上上级李强反倒成了其中的一个队长，带着几个人整天在计算机楼旁边的院子鼓捣发明。
6月份组装起来的中国第一台计算机MESM-K“璞玉”，运行到年底变化不少。其中一个最显著的进步是：故障率大大降低。
刚运行的时候，如果每天执行8小时的计算服务，大概会爆掉40多只电子管，有时候还会爆掉一只水银延迟线存储器，计算机中断40多次。到1952年底，“璞玉”营业8小时只会爆掉10~15只电子管，可靠性有了数倍的提高。
这一切的进步和改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因：计算机中心对外提供服务要收费了。
假如一天收费600元，运行时爆掉40个电子管，光换管子就得300元，是不是很不划算。为了让计算机中心的利润率高一点，闵乃大、夏培肃等等，计算机中心所有小组的成员都开动脑筋，考虑怎么让计算机运行起来更便宜一点。
首先是对进货的电子管进行“体质挑选”，全人肉挑选。一开始大家还只是凭感觉估摸这个电子管的制造品质如何，后来渐渐就挑出经验了，对着灯光、打着手电端详，看看里面设备的瑕疵、尤其是管内有没有异物、钨丝和金属片的安装位置是否精确等等。
经过体质挑选的电子管果然耐用多了。
其次是检查计算机机柜、机架等等部件。一个很容易分析出结论的规律是：如果一个位置上的电子管总是爆掉，别的相邻位置的电子管不爆，就这个位置换上一个新管子过会儿就爆炸，那说明这个安装电子管的位置有很大问题。
发现问题之后就是修改修补了，一开始是很明显很容易发现的缺陷，比如这里的支撑架焊接马虎有凸起，顶着了电子管；比如附近有虚焊的位置导致电子管振动等等。这些“电子管杀手”被修理好之后，计算机中心的成员开始修补更加深层次的缺陷，比如这个位置的电线品质不好导致电流异常、电线锡焊质量不高导致电流异常等等。
深层次的缺陷也修补得差不多了，“璞玉”现在就经常能运行半个小时甚至一小时不爆管。而做这一切的驱动力，都是因为计算机中心的日常运营进行独立财务核算。为了挣钱，大家都愿意在下班、计算机停机之后，还在单位继续呆上两三个小时，在计算机全身上下折腾，打理打理这台“摇钱树”。
当然，这活不是只由中国同志干的，苏联援华的电子专家也对他们上下打理升级计算机的工作很感兴趣。苏联人不但也参与动手改良机器，还把这些改良日志提炼总结，然后制度化了。
闵乃大让计算机中心所有参与改良升级“璞玉”的工作记录都汇总起来，这厚厚的一本经验总结可值钱了：继北京计算机中心之后，上海计算机中心春节之后开建，执行与北京计算机中心一样的制度，人员由北京抽调一部分加上上海新人组成，如何让上海这台新建的计算机也和“璞玉”一样具有连续运行半小时到1小时的能力，就全靠这本经验总结。
上海的这台计算机也是电子管计算机。李强还没鼓捣出一个完善的可量产晶体管方案出来，可不得继续搞电子管计算机么。而上海的工程计算科研计算需求确实挺大。
“第二台计算机，就叫璞玉二号吧，”闵乃大对预定要去上海的黄昆说，“逻辑架构，是采用MESM-K那样，还是按你的设计再略作改进？”
黄昆：“改进的架构能让运算速度再增加20%，这样计时费我们就能多收，我感觉还是比较划算的。也就是电子管从5100个提升到5600个而已。”
闵乃大：“如果架构变了，我们在璞玉一号上积累的那些增加可靠性设计的方法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主任，我觉得应该大部分能用上。这经验总结里面大部分是和结构无关的，怎么挑电子管肯定不分什么型号的计算机；机柜的防共振设计也不分；机柜走线的技巧也一样是通用的。然后就是焊接和螺接的工艺要求，这也是通用的。但是这最后一点可能有点麻烦，我们要教会生产机柜和机架的工厂工人，认真落实这些工艺。”
璞玉二号虽然还使用全套的苏联核心器件：原装进口的真空电子管、水银存储器，但有相当多的零件是国产的了。而且这些国产零件对于电子管计算机降低故障率很关键。闵乃大和黄昆现在逐渐有“中国已开始掌握电子管计算机的制造技术”的想法，不过从隔壁院子回来、上到二楼的李强在旁边插了一句：
“元旦已过，马上到春节，真不容易。不过我现在可以大致预测，璞玉二号可能是咱们国家的最后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啦。”
第二十三章，计算机中心分裂事件
计算机中心，“计算机元件实验室”，1953年1月。
“李局长，不能再靠近了，您就在这儿看就好了。”
实验室的小型电炉火力全开，房间里有悠长的呜呜声音——这是排风系统在工作。新的一炉掺杂锗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李强忍不住往前凑想看得清楚点，被旁边中南矿冶的黄培云教授拉住了。
黄培云：“电炉里可是近千度的高温，稍微溅出来一点就不得了。”
李强：“我就是想看看第三道掺杂工序进行得怎么样，这东西对那个什么，锗条的均匀度有很高的要求。”
黄培云透过墨镜片观察电炉的工作情况，该加的元素都加进去了，光学仪器检测的结果，元素含量都正常，应该说已经尽量精确了，虽然按照这位李强局长的要求可能还“不太够精确”。但是仪器不够精确还可以用人，现在这一炉锗就是黄培云凭借多年的经验，“凭感觉”配出来的。
李强也在透过墨镜片看电炉的状态，再看看黄培云的操作。
到现在为止，李富春拨给计算机元件实验室的20公斤锗已经用掉了7公斤多——这已经是很省着用了。比如现在这一炉就只熔融了1公斤左右的锗，这个小型电炉的坩埚体积是7.7升，而现在的锗水在里面只占了0.2升不到。
在10月份中南矿冶和有研的专家介入之后，锗熔铸、加工这一块的操作就灵活多了。有色金属的专家根据李强的意思，设计了各种各样的熔融工序和铸造加工工序，再加上李强反复和他们沟通，我需要锗做成这样，这边掺这种元素，那边掺另一种元素，最好两块区域还有一个折角……专家们就努力帮李强设计工艺来实现要求，实在实现不了就只能否决，让李强再琢磨一种比较好实现的空间结构。
最后实施的时候还是黄培云的手最稳，一般情况下是三位有色冶金专家设计工艺工序，但操作的时候那两位“手残”的专家就只能围观了，李强和黄培云在电炉旁边操作。
对，李强也是能熟练操作这种法国造小型电炉的人选之一。
黄培云：“马上就要冷却了。降温正常……很好，现在锗条应该正在结晶。啊！希望这是一次完美的冷却结晶过程。”
李强：“有色冶金真是奇妙，明明都是一坨金属，却有单晶和多晶的区别。”
黄培云：“咳！锗这个东西，虽然带个金字旁，但不好界定它是金属还是非金属，它的电阻比一般意义上的金属大得多，介于金属和非金属之间。”
李强：“所以它用在计算机上很有前途，这就是所谓的半导体嘛。它，还有硅，这种+4价的材料都有前途……”
黄培云：“第一条锗条可以拿出来了。”
戴上手套，再用上镊子，李强小心翼翼地把冷却的锗条夹了过来。一尺长的一根“挂面”，横截面是2.5：1的矩形，也就是宽2.2毫米、高0.8毫米。锗是很脆的金属，因此夹起来李强马上就轻轻地把锗条放到盘子上，再端到工作台。
李强：“黄教授，这个锗条……它的中心线真的足够精确？”
黄培云：“已经尽其所能地精确了。误差肯定是有的，左右会有0.2毫米的偏差吧，当然这是工序无误的情况下，如果操作失败了，那可能一整条都是你说的那个什么……”
李强：“集电区或者发射区。好吧，我就假设这一条锗是能用的。”
黄培云：“本来就应该能用，李局长，你试试看能不能用它加工出三极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