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示意在座的十几人先安静：“是的，从现在起，略微调整一下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发计划，我们的工作顺序改成首先发射一枚人造卫星，然后再进行弹道导弹的载弹飞行试验和全程弹道飞行试验。”
这个“微调”要做的工作还是不少的。
现在DD-4的构型已经确定：弹体直径3.35米，全长32米，导弹起飞质量185吨，两级液体燃料发动机。衍生发展的运载火箭弹体直径3.32米，全长估计在37米左右，重205吨，三级液体燃料发动机。
导弹/火箭的第一级是4台偏二甲肼-四氧化二氮发动机，单台推力75吨，总推力300吨。第二级1台偏二甲肼-四氧化二氮发动机，型号与第一级的相同，推力75吨。
火箭专用的第三级，钱学森打算使用氢氧发动机。
现在75吨偏二甲肼-四氧化二氮发动机通过了地面测试，也就是达到了初步定型状态，只待1960年上半年做一次飞行试验，这一块分系统就完成了。
但是氢氧火箭发动机没这么快，现在地面测试都没开始，确切地说，发动机样机还没开造，预计的地面测试是1960年下半年才开做。毕竟原来的计划就是先做弹道导弹，再做运载火箭发射卫星嘛。
现在钱学森说，要把两者的顺序调换一下，先发射卫星，再发射弹道导弹？可发动机的研制先后顺序没法调啊，运载火箭比洲际导弹多1级、多1个型号的发动机，这是客观事实。
“DD-4的基础很强大，我把它用来改长征-1发射卫星是追求的一步到位，这样1962年一上来我们就有发射大卫星和小型载人宇宙飞船的能力。如果我们想求快，那么，其实有别的办法。”
钱学森对开会的骨干们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我打算尽早丢一个东西上太空，越早越好。我想用DD-4直接丢个东西上去。”
屠守锷、王希季、梁思礼：“！！！”
王希季：“钱总，你是说，只用DD-4的第一级和第二级，没有第三级火箭发动机，但我们尽量少装载荷，装的不是3吨多的弹头，而是1吨多，半吨，300公斤，甚至更少。这样，就算没有第三级，但导弹在第一段和第二段时候，因为整体重量轻，它会加速得更快，这样，第二级发动机燃尽的时候，载荷就可以达到第一宇宙速度？”
钱学森：“还是你脑子反应得最快。是的，苏联第一枚人造卫星就是这样发射上天的，他们也没有第三级。科罗廖夫把他的8K7系列弹道导弹-运载火箭系统玩出了花，那么，我们也能。而且，DD-4直接发射人造卫星，意味着我们先不必研制载荷的再入大气层系统，尤其是耐高温壳体，这样反而会比全状态的DD-4弹道导弹还要少一些工作量。”
屠守锷：“那得重新计算了，在轻载情况下DD-4的最终末速度能达到多少，或者我们用反向推算的方法，如果要让DD-4的最终末速度达到第一宇宙速度，最多可以上多少公斤的载荷。”
钱学森：“计算估计比较繁琐，咱们的神威计算机要忙起来了。这个计算要马上开始，因为李强主任还等着我们计算出可以送多重的卫星上太空，然后他好拿给航天器研究院，确定卫星的功能呢和型号呢。”
……
航天器研制的单位是1959年6月成立的，现在还只是个架子。
钱学森在和他的骨干人员开火修改发展方向时，李强在房山的近代物理研究所/02工程总部。
李强：“我们第一枚原子弹，按照计划是由苏联向我们提供图纸，现在图纸是还没到位吗？”
邓稼先：“苏联对直接提供原子弹图纸一直有些犹豫，核工厂和设备给得爽快，但这个图纸，确实有些敏感。而且按照苏联的规划，第二座反应堆、重水厂、气体扩散厂都完工之后，下一步才是给我们图纸借鉴参考，时间是明年年中。”
李强：“原子弹图纸……是，你们确实需要。不过，中央现在的意见是，你们从现在起，就可以成立一个轻核反应小组。”
邓稼先：“轻核反应小组？你是说，我们现在开始就为研制氢弹做准备？”
第九章，拆机山寨
“我跟你说，别看它是21世纪20年代生产的高科技产品，可它也能拆开，只要有手就行。”
“说是这么说，可是李局长，为什么你拆这个东西的时候专门支开了钱学森？”
“这个，我还是有点怕他揪心。”
中南海，会议室隔壁的档案间今天临时客串李强的小实验室。他和戴镜元两人边聊边干活，在工作台上把所有可能用到的工具和检测仪器一一铺开，照相机和胶卷也准备妥当，接下来李强就要动手拆这台从2023年穿越而来的“北电-轻刃13”了。
在这前几天，李强已经把这台计算机的所有系统信息和帮助信息全部纸张化了：简单的字数少的用纸笔记下来，字数多的图文并茂的，由戴镜元用照相机翻拍屏幕然后冲印出来。
这台计算机的系统信息当中，显示这台平板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是“NORE G12移动版”，最高主频是3.0GHz。打开计算机的“设备管理器”，这颗中央处理器竟然有8个核心！
不但有8个核心，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的这颗CPU的英文全名是NORE G12 Mobile with Thunder Graphics，意思就是“带‘雷电’图形”，也就是F1说明文档里所说的内置核显。
现在，李强迫不期待地想看到这颗产于2022年的CPU到底是什么样子。结合其他的文档信息，这就是未来的5纳米工艺或者更好一点的工艺生产的CPU。
至于现在……咳，黄昆在上海鼓捣了一年多了，第一代的量产集成电路芯片鼓捣出来了，有6个型号，光刻时加工的最小线宽是50微米，也就是5万纳米。
“这一块平板计算机，严丝合缝，浑然天成，除了通风口之外根本就没有缝隙，简直是一件艺术品。……李局长，你真的确定拆机的第一个步骤是分离屏幕与背盖？”
戴镜元有些不放心地问李强。
“当然，你看，”李强用一支微型手电打光，照在平板计算机的屏幕和金属机盖的连接处，“这里，是用胶把缝隙填平的，透过光能看到一点接缝，在生产线组装起来之后的最后一个步骤，一定是用黏胶把铝合金机盖、玻璃屏幕给牢牢粘住，不让它随便就进水。”
戴镜元：“我分析过了，屏幕还是石英玻璃呢。”
李强：“把小刀子给我。”
戴镜元递过一把刀刃特别薄的类似手术刀的工具，李强持刀慢慢用力，果然能插进去。手术刀在屏幕四周旋了一圈，李强再轻轻捏一下，果然，屏幕和机盖略有松动。
李强推测屏幕和机盖的黏胶只是密封手段，在后面肯定还有卡扣固定。当他慢慢往上撬屏幕的时候，发现自己猜的没错。用小起子撬动屏幕，随着一声咔哒声，屏幕和屏幕后面的设备分离了，当然，两者之间还连着一坨线。
李强又换螺丝刀，把固定电池的四颗小螺钉拧下来，现在，轻刃13的主板完全暴露在了李强面前。
戴镜元：“这两根亮闪闪的铜带是？”
李强仔细研究了一下，得出了答案：“是散热器件。确切地说，它不是铜条或者铜带，是一个内含散热液体的铜导热管。”
李强又拿起放大镜，终于看清了处理器。这颗在1959年堪称黑科技的处理器就在这两根导热管的交汇处附近。端详了一会儿，李强笑道：“没错，我猜的没错，黄昆走的路线也是正确的。”
现在中国量产的几种芯片，已经大致具备了后世集成电路的基本特征。一块封装好的芯片；若干管脚。李强和黄昆试制的第一种芯片有6个管脚，左3右3一共两列。现在第一批量产芯片的管脚数各有不同，少的8个，多的16个（绰号‘蜈蚣’），但都是分两列。
当芯片的功能越强、主频越高，为了保持高速数据传输能力，芯片的管脚肯定会继续增多，两列应该就放不下了，得多列布置，最后增加到眼前这台计算机的样子。
凭借计算机内部各零件上的标识和自己的猜测，李强逐个找到了在“设备管理器”上面标注的计算机各主要设备：处理器、内存、闪存、SSD硬盘芯片、电池、主板上的各种控制芯片、前摄像头、后摄像头……等等。
然后李强能做的事情就不多了，他和戴镜元用微距照相机，凑到最近，把计算机内部的各零件全部拍摄下来。
“拆机”的作用没有李强原想象的这么大，现在这台计算机最有用的技术方面的启发，可能是来自计算机的操作系统的说明文档以及系统的设备管理器、设备列表。
它告诉1959年的人，21世纪的个人计算机是个什么样子：计算机的数据计算功能叫做处理器，它高度集成为一块CPU；图形显示功能消耗的计算机计算能力看上去不比处理器的计算能力小，但在平板计算机上也与CPU集成在了一起称为“核心显卡”；至于内存储器外存储器这些，倒是在1959年就有了雏形。
再结合第二个公文包传来的其他文档的信息推测，这台掉回1959年的平板计算机是2023年的计算机当中比较强调轻便和便携性的种类。比他还重一些、性能更强一些的是笔记本电脑（膝上计算机）；再强一些的是个人桌面计算机；再强一些大概叫做桌面服务器。比这还轻一些、性能也更低一些的是非二合一功能的平板、手机（移动通信终端）。
手机这个李强早就知道，第一个公文包位面的2021年，中国生产了十六亿台手机，出口9亿台。
在第二个公文包位面的2022年，中国生产了18.5亿台手机，出口是11亿台。数字竟然如此相似。
现在李强也知道2022年的“手机”是个什么样子了，雷军桌面的“家庭”文件夹里面的视频，不少地方手机都露面了，或是雷军拍摄娃和娃妈的时候出现在画面中，或是娃妈拍摄雷军和娃的时候出现在画面中。
而且，李强和戴镜元分析的结果是，这个文件夹里的家庭视频，其实大部分都不是用这台平板计算机的摄像头拍摄的，而是用手机摄像头拍摄的。
这也很正常，就视频画面中出现的手机的个头，能揣进外套内兜里的薄薄的一块板子，在板子表面轻轻一抹，屏幕就亮了，和这台平板计算机一样。亮了之后也如平板计算机一样显出一个“图形操作系统”，这说明，很可能平板计算机的大部分功能，手机都有。
至于为什么一年生产十几亿台手机……在家庭视频中能看到，雷军有两个手机。李强猜其中一个用于工作，一个用于和私密的家人联络。戴镜元同意这种猜测。
……
把平板计算机拆开是一项又大又危险的工程，把拆开的平板计算机组装起来也是一项又大又危险的工程。如果李强没把平板计算机原样组装起来恢复到可开机状态，就算中央书记处的各位放过他，钱学森也不会放过他……
还好，李强在电子产品和细微零件方面的知识掌握已经非常透彻，手也是稳得很，担任助手的戴镜元也是个机械小能手，两人把平板计算机恢复了原样，得到的是整整一匣子的相机胶卷，有20多快30卷。
戴镜元把胶卷拿到档案室的一角就地冲印——现在档案室啥都有，因为李克农说了，这两个公文包的信息尽量不要出这两间屋子。而李强要去进行第一次“寻找答案之旅”了。
……
李强的第一站是去天津。
“一晃眼都五年过去了，不知道天电、南开大学联合运营的液晶实验室，现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都出了什么成果？”
李强问天电消费电子实验室的汪亚雄和林恒。
五年前汪亚雄是主任，林恒是副主任。现在林恒是主任，汪亚雄是天电集团主管技术研发的副总。
汪亚雄：“液晶实验室是我们联合运营，其实南开大学本身就提供了全额的实验室使用经费，毕竟这个实验室是国家实验室嘛。然后呢，我们也参与进去，毕竟天津现在好的大学就三所，南开天大河北大学，这三所大学我们一个都不想落下。天电对这个实验室的支持是‘成果激励’制度。”
林恒：“这个是由我来具体操作的。成果激励就是每发现一种新液晶，天电集团奖励800元人民币。这不是报销费用，是现钱，直接发到个人。”
液晶实验室从成立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头两年，液晶实验室的主要工作是阅读学习国外的论文和报告，让自己的知识和国外的同步，此外也不断地在实验室里复现国外自30年代以来发现的各种液晶物质。从第三年开始，液晶实验室补齐了知识基础，开始自己创新。
第三年液晶实验室自己发明/发现了2种全新的、歪果仁也没做过的液晶物质。第四年发现了4种全新的液晶物质，此外还发现了2种原本已由外国人发现的液晶物质在另外的温度区间呈现出了另外一种液晶态，算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新补充。
这些新发现，金主天电集团全都给物质奖励，八百块。虽然现在天电集团不知道这些液晶物质有什么用，尤其是对天电集团有什么用，但这个实验室做的东西好像很好玩的样子，尤其是这些液晶物质是中国人首先发现的，这不就是一种很值得自豪的科学成果嘛。因此，只要论文发出去、样本制造出来，第三方能根据论文提供的参数制造样本并复现液晶试验，就算一个有效科学成果，发钱。
现在是第五年，马上就要在1960年1月召开新一“财年”的液晶成果会议了，据说今年实验室的成果也不少。李强听说了这个会议之后也很感兴趣，现在离开会时间还有一个多月，李强就预排了自己的工作日程，液晶成果会议那天一定到场。
……
“我这次来天电，其实主要是看看你们的新对讲机。”
李强说起第二件事。
林恒：“新对讲机项目是我在做的，样机已经出来了，就是在测试的时候防水试验败了，可能得再小改一下密封设计。这是第一批原型机，没有改进防水密封结构的。”
李强从桌上拿起一块黑色的物体，大小像是小半块砖头。这就是天电集团的第二代对讲机——705对讲机。
天电集团的第一代便携式对讲机在招标中被解放军采用了，从此之后成了天电集团的长期饭票。不仅每年都有数量可观的订单，南京厂也在生产这种对讲机，而南京厂每生产一台对讲机，是要给天电集团一点专利授权费用的。
有这个作为基础，天电集团对下一代对讲机的研制十分上心。李强拿起705对讲机之后，林恒示意让李强把对讲机放在左肩比一比大小。然后林恒自己穿起一件特制的军绿色马甲，他也拿起桌上的另一台705对讲机，蹭地一下把对讲机插到了军绿色马甲的左肩前位置。
林恒：“从此之后，对讲机不需要再占用一名士兵的编制了。无论是连、排，还是在某些时候需要把对讲机配备到班，班长都可以顺便携带这么一部对讲机，就这点体积和重量，不影响他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其他装备。”
李强看了看手里的对讲机，确实比第一代的体积有大幅度缩小——作为军用对讲机，705采用了上海的第二代超微硅晶体管，耐恶劣环境且体积小。不仅如此，天电集团在便携式收音机领域和日本各厂（尤其是刚刚改名为索尼的东通工）殊死搏斗这么多年，在电阻电容电路板漆包线甚至收音器、喇叭的小型化全都有可观的技术积累，705能做到这么小也算是天电集团厚积薄发的结果。
李强：“很小，不过是单工的。”
林恒：“为了减小体积，这是不得不做的取舍。而且军队也接受，他们认为便携式对讲机可以接受单工。我们的团-营-连级大功率对讲-电报一体机是双工的。”
单工就是对讲机在收听话音的时候不能发出信号，发出信号的时候收听不到话音。用这种对讲机的两个人，通话的标准格式就是：
甲：“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完毕！”
已：“地面收到，完毕！”
在末尾一定要有‘完毕’或者‘over’之类的清晰的话，表示“我这边讲完话了，你那边可以摁下按钮切换模式，切换到你讲话的模式。”
李强：“我不只是想要双工的便携式通信装备，而且想要那种大规模组网、但又能让网中用户自由选择另一个用户进行点对点的、其他用户收不到话音数据的通信设备。林主任，你们做频分复用的那个实验室小组，现在有什么进展吗？”
林恒：“他们……他们本来进展不大，但是去年，58年底，苏联同志那边有了个比较大的进展，于是我们这边也跟着动起来了。”
李强：“哦？你是说苏联率先搞出了频分复用移动通信设备？”
（今天饭局回来晚了，今晚一更，欠的明天补上）
第十章，既要温饱，也要给小康打基础
世界第一部手机是摩托罗拉的Dyna-TAC，1973年4月，马丁-库珀扛着这块“板砖”在曼哈顿街头进行了第一次通话。1979年日本东京建立了第一个移动通信网。但是，世界第一部移动电话是苏联发明的。
这是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发明的ЛК-1，它的设计比较“保守”，不是手持机，而是车载电话，但第一，它确实能移动；第二，它采用了CDMA技术，和这个时期的对讲机、步话机等无线呼叫设备有本质的不同。在ЛК-1之后，苏联1959年还展出了沃罗涅日通讯科学研究所负责研制的“阿尔泰”移动系统，只不过这两种移动通信系统都没有大规模量产。
在第二个公文包位面，李强看到了移动通信发展的另一版历史：1969年，天津电子集团的工程师季安中手持世界第一台手机在狗不理吃包子，为了表示他的这台手机能够单手握持，季安中故意摆出左手扛手机贴在耳朵上、右手拿筷子夹着包子的pose。
图片注是：“世界第一台可手持的移动电话：天津电子集团季安中研制的‘狗不理-1’，比摩托罗拉Dyna-TAC诞生时间早4年。”
季安中是谁？李强暗中查了查，这位小老弟河北大学毕业，1959年7月进入天津电子集团，现在刚过实习期。
中国在移动通信技术、移动通信产品方面起步很早，在国际市场中国占位也很早，且一直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赶上了80~90年代的世界移动通信大发展热潮，只是在初期的80年代出现了“90%以上的移动电话出口，国内消费不到10%”的尴尬局面，但到90年代国内手机也开始普及了。
所以，李强不担心中国没赶上趟，但自己作为科技小组成员，还是有必要提示一下天津电子集团的发展方向。而天津电子集团的回应显示，他们是有这个技术敏感性的。
那就基本放心了。
……
1959年底，中央开始总结1959年的经济工作，尤其是农业工作。
农业首先得看耕地面积。建国之后的头几年，耕地面积是有一定增长的。我国耕地面积1949年为14.6亿亩，1952年16.1亿亩，1957年为16.7亿亩。1952年的增长是把以前战乱抛荒或毁坏的耕地恢复了耕种状态，1957年再比五年前增长6000万亩，是垦荒的结果。
到1959年，全国耕地面积略有缩水，统计数字是16.5亿亩。不是说这两年没有垦荒，实际上也开垦了三四千万亩土地，但是城市扩展要占用耕地，修建公路铁路要占用更低，还有一些耕地改种经济作物。
在1959年底，中央与各省领导干部在农业方面的互动讨论，西南省份对本省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往往十分敏感，为了提高自家的粮食消费量，想出了很多脑洞。
首先还是呼吁在人多地少的山区，农业税应该采取更灵活的方式，粗粮应该也可作为农业税上交。
这说的主要是红薯，有的山区土地只能种红薯，红薯干应该可以当作公粮交上去，可以接受1.5:1的比例，也就是1斤半红薯干顶1斤稻谷，只要晒干就行。
然后是呼吁在部分耕地匮乏但是却有其他生计的地区，可以以钱或者实物顶农业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