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我们死在工厂里！
法国的社会精英们对我们许诺了什么，在战胜的和平之后？我不是说国家和法国本身，他们对“我们”说过战后要给什么吗？
一无所有！
所以他们才要用空洞的口号来蒙蔽我们，煽动我们去参战。
如今，数百万尸体覆盖了战场。数百万人余生将会成为残疾人。欧洲对于人们来说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屠宰场。无数先辈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所有文明注定会被毁灭。如今，野蛮正在战胜迄今为止构成人道骄傲的所有东西。
保卫祖国乃是应尽的一半义务，可是另一半是保卫人类！
法国的人民，让我们抛下武器结束这无意义的杀戮，专注于改善普罗大众的生活。如果“他们”还想要继续战争，那就让他们自己去上阵杀敌吧！而我们，要打一场反战之战！
——法国《工人生活报》撰文
随着卡约政府的第一道命令对舆论管控的解禁，随之复苏的还有蔓延在法国各大城市中的游行、集会、演讲。在一些较为激进的工人群体中，罢工和抗议行为已经在警察的默许下堂而皇之地出现了——几天前这样的行为还是一种严重的“叛国罪”。
尽管国民议会已经陷于分裂，正如战前的四十年时间中一样，但是面对卡约带有巨大争议性的决定，大批右派议员仍旧团结一致地炮轰这位新官上任不断放火的总理是在分离神圣的祖国，把争吵和骚乱推广到全国各地。
处于政治光谱左翼的社会党人和部分激进共和党人也陷入矛盾的心理中，一方面是卡约践行的政策全都是他一贯主张的反战政策，这完全是得到了法国左派认可的政策，但是另一方面，难度法国就会这样退出战争吗？难道我们过去的牺牲是白费功夫吗？
一批中间派的激进共和党人投入了右派的怀抱，但是仍旧有坚定支持卡约的左翼人士，因为卡约巧妙地站在了一个最大公约数的立场上——和平。
与历史上俄国的二月革命乃至十月革命不同的是，卡约自始至终坚持的目的就是让法国退出战争，尽快达成和平。他的目标既不是为了推行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喊着和平、自由的口号，推翻沙皇政府后又翻脸不认人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卡约从一开始打的就是明牌，和平。
在饶勒斯创办的《人道报》上，约瑟夫·卡约提出了一项震耳欲聋的和平方案，包括三个条件：民族自决、不割地、不赔款。
卡约承诺说，法国将放弃对同盟国的所有割地、赔款要求，并且将会在最短时间内尽力促成与同盟国的和平条约，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应当举行民族自决的公投，依照民主投票的结果归于德国或者法国。
民族自决这个概念随着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不断地炒热度，很快就被一大批欧洲的进步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接受，并融入了各自的政治理论中。卡约提出的民族自决理论更偏向于威尔逊式的，比如说少数民族摆脱受压迫的地位、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等等。之所以说这是威尔逊式的，因为威尔逊本人就认为，所谓的民族自决，是不包括殖民地和第三世界民族的。
在卡约震撼世人的和平倡议之后，卡约的名声不止在法国国内广为流传，在国外很快就引发了欧洲各国社会党人的强烈共鸣。从威尔士的煤矿工人，到西西伯利亚的农场雇工，都有关于巴黎和平倡议的只言片语在流传。
这令英俄政府感到极度震惊——法国总理在发什么疯？美国总统威尔逊倒是对最近几周在法国发生的“鼓舞人心的美好事件”表示欢迎，他还进一步公开响应法国总理卡约的宣言，认为美国参战就是为了创造一个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的和平。
在英国伦敦的下议院，32位自由党和工党的议会议员公开投票赞成在卡约方案的基础上进行和谈。与此同时，30万工人在德国柏林和莱比锡等工业重镇举行罢工，热情地支持这一方案，要求立即按照约瑟夫·卡约所提出的条件实现和平。彼得格勒的工业区也遭遇了开战以来最严重的骚乱活动，成千上万的熟练技术工人不顾工会声色俱厉的命令，放下了手中的劳动工具举行2年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活动。
约瑟夫·卡约的名声很快就进入了两极分化的状态，对于英国或者俄国外交部来说，法国政府突然一个180°的大转变让他们措手不及、不知所措。
假如法国退出战争，那么西线英国滞留在法国境内的大陆派遣军该怎么办？撤回本土？对于俄军来说呢？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还在为罗马尼亚的参战弹冠相庆时，驻巴黎的俄国大使电报令他如遭雷击。要是法国真的和德国缔结了和约，德国在西线的两百多万军队挥师东进会造成怎么样的后果？
一想到法国如此“不负责任的”
、“出尔反尔”的态度，萨佐诺夫立即命令俄国驻巴黎大使反复询问奥赛码头的法国外交部，难道法国人真的准备撕毁1914年缔结的不单独和平条约，直接退出战争吗？
法国外交部在卡约方案一经公布后也立即陷入凌乱之中，很大比例的一批法国外交官都是右派分子，沙文主义者乃至帝国主义者，他们大骂国民议会怎么选上来了一位法兰西民族的“叛徒”，“卖国贼”。
在法国工商界，特别是军事承包商的眼中，卡约的名望已经一落千丈。他们惊讶万分地发现，卡约居然真的在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发了大财的军工生产怎么办？各大银行、财团购买的法国战争国债怎么办？愤怒的工商业利益集团发动一切舆论手段攻击这位已经被欧洲左派冠以“欧罗巴文明社会的英雄”之美名的总理。
在被英国、俄国还有法国国内右派极尽所能攻击、贬低的另一面，在弥漫着反战思想、和平主义的法国军队基层看来，约瑟夫·卡约是说出了他们心里话的“大救星”。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欢欣鼓舞地撰写了数篇长评来鼓动法国劳动阶层掀起反战浪潮，呼吁国民痛击一切鼓动死亡的战争犯。法国劳工联合会CGT也在内部和平主义派系的努力劝说下做出了一系列倾向于这届政府的举措，比如说在巴黎，发动了十万人规模的大游行来声援卡约的和平倡议。
对于法国的中产阶级来说，卡约方案或许也是在层层重压下的一次解脱。法国开战伊始，几乎全国一大半的教师、工程师、技术工人，全部的巴黎高师毕业生，各行各业的专家，全都义无反顾地投入神圣的战争中。可迎接他们的是什么？当怀着一腔热血的士兵进入战壕，感受恐怖的炮击、忍耐日夜相继的泥泞、和老鼠跳蚤作伴、看着曾经的战友在无人区中成为腐烂的巨人观，为了一寸烂泥或者焦土付出成百上千人的生命时，法国青年心中的爱国热情、民族热枕早就幻灭了，他们感受到生命是如此宝贵，绝不是为了什么虚无缥缈的口号就能牺牲的。
当约瑟夫·卡约将他的反战活动推进到第三道充满争议性的命令时，法国军方再也忍耐不住了。与国民议会中的右派分子一样，他们对卡约所谓的“欧罗巴文明”、“人道的共和国”、“振兴民主世界”之类的口号嗤之以鼻。法国军方一向是右翼、保皇党、贵族以及各种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颇有敌意的群体过从甚密的组织，也正因为法国军方的保守立场，令法国左派一直都对军队抱有敌意态度。
时间进入5月末，当世人还正沉浸于卡约和平方案所带来的革命性轰动时，法国军方、国民议会中的小半派右翼分子、英国和俄国的外交官以及间谍、巴黎银行界都纷纷开始串联。对于英国或者俄国来说，他们绝对不能接受法国这样的大国擅自离开这场至关重要的战争，对于法国的大资产阶级和右翼人士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不能接受一位左得过分的激进共和分子把法国的胜利变成子虚乌有的和谈。
当约瑟夫·卡约成功创造出坚定支持自己的一大批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同盟时，他也在无形中创造出了一大批坚决抵抗他的国内外反对派。
由于卡约政府完全放开了舆论管制，导致如今的法国国内很不太平，因此对于右派串联军方发动的小规模政变，外界也很难得到真实的细节。
一些支离破碎的消息指出，当约瑟夫·卡约如往常一样在政府办公的时候，几位右派议员邀请他进行会谈，可当卡约总理进入会议室后遭到了一伙士兵的绑架。由于法国军方害怕杀死卡约会导致兵变的进一步爆发，他们只是将卡约软禁起来，但这个烫手山芋让他们感到万分难办。而在国民议会上，右倾的激进共和党人联合右翼分子重新组建了一届政府伴随着左派议员愤怒的指责和巨大的分歧。在普恩加莱总统的里应外合下，加斯东·杜梅格成为新任法国总理。
杜梅格一上台就对英国和俄国政府重申了法国政府在1914年签署伦敦宣言的义务，将会把战争进行到底。
但这也令全法乃至世界哗然。
第八章，高卢末日，其下
1900年，欧洲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意识形态教皇考茨基曾经对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党派进行过点评。他说俄国的社会党有很多理论但是充满了修正主义的味道；而法国的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没有什么理论。
要理解考茨基的评价就必须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有一定的了解，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别的什么意识形态、政治理论，扎根在不同的环境中必然会发展出不同的形态。因此法国的左翼运动和社会主义必然不可能与历史上俄国的社会主义乃至革命产生同样的结果。
第三共和国的出现纯属偶然。
在经历了那场被普鲁士迅速而屈辱地击败的灾难之后，1871年选出的国民议会并不想要一个共和国，将近三分之二的议员是保王党人。但是，他们无法就谁做国王这个问题达成一致。一些人赞成波旁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尚博尔伯爵，另一些人赞成奥尔良派的王位觊觎者巴黎伯爵。还有少数人则希望另一位波拿巴复辟。
保王党多数派无法就应当由谁来做国王这个问题达成一致的故事太冗长、太复杂，不是一本大部头的书籍才可以完整叙述的。简述其结果就是，反对共和国的右派拧不成一根绳子，结果在多次差点颠覆共和国的危机中反而让共和主义者和左派将共和国延续到了20世纪。
法国保王党和右派强而有力的帮手是罗马天主教会，所以共和国的解决方法要么是与教会和解，要么就是干脆把法国改造成一个无神论国家。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们选择了后者。
因此第三共和国希望通过从儿童阶段的教育就开始让法国人远离天主教。而为了保证教师在信仰上不出现偏差，就必须设立一个高级神学院，来保证共和国在哲学和意识形态上的领先和不断发展。这个国家神学院就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但是巴黎高师有一位学问渊博的图书馆管理员，吕西安·埃尔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第三共和国的国家神学院给搞成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温床。正是在这里他让包括饶勒斯在内的一系列激进共和党人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所谓的激进共和主义是19世纪欧洲自由主义的一种内部分化的产物。当资产阶级利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来反抗专制君主和贵族时会呼吁自由、民主，呼吁平等和博爱的精神。但是等到资产阶级掌权时，自由主义又反过来认为，农民和工人是不可以和资产阶级平起平坐分享权力的。
因此一部分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在承认人人平等的情况下是暗含前提条件的，那就是有钱、有财产的人才是平等的。而另一部分非传统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之所以劳动者不能和资产阶级平起平坐，是因为存在阶级压迫。饶勒斯的一个论断就可以体现出他的思想：“知识和才能固然可以让人发财，但天赋并不能世袭，而财产是可以的。”所以饶勒斯成为了社会主义者。
从这个角度出发，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因为传统自由主义的矛盾和困境导致他们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对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的修正——既然自由主义认为权力来自人民，那就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权力。
所以无论是饶勒斯，还是其他法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分子，他们都不太重视武装斗争。而且从第三共和国的长期传统上来看，一旦巴黎的国民议会和内阁依照合法的程序通过了法令，大家基本上都能遵守。所以法国左派都愿意围绕在共和国宪法中进行政治斗争和议会斗争。
这导致尽管SFIO和CGT中的激进社会主义者不断叫嚷着“革命”、“第二次巴黎公社”的字眼，但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革命并非是要推翻第三共和国，仅仅是推翻本届政府。相反，在法国的左翼看来，第三共和国就是现阶段好的体制，唯一的问题就是敌视共和国的右派太多了。
也正因为法国左派想要捍卫一个民主的、人道的第三共和国，当他们得知法国右派军政商界的精英分子联手制造了又一次名义上的“换届”，实际上的政变时，一种出离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了。
左倾的激进共和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尖叫和骚乱不断的国民议会上公开斥责加斯东·杜梅格根本就是国内外“三百家族”的走狗，是共和党人的败类。所谓的“三百家族”是一个泛指，意为寡头财团。随后国民议会被一批忠于右派的士兵胁迫，直接闭会。而法国军方高级将领集体违反共和国宪法，插手干预政治的军事政变活动也让SFIO和CGT相信，共和国已经来到了它最为危难的时刻。
在巴黎最动荡不安的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德国人酝酿已久的进攻开始了。
在约瑟夫·卡约上台掷出他惊天动地的和约倡议前，卡约完全撤销了法国政府越发严厉的言论管控措施。这一政策产生的结果影响深远，首先是法国民众发现，原来反对战争的情绪绝不像原先几届政府说的那样，都是拿了德国马克的间谍或者叛国贼，大家因为战争导致的悲欢离合都是可以产生共鸣的。
自由的言论消解了法国民间长期以来被灌输的团结一致的概念，而来自前线士兵的家书、日记、信件、诗歌不断发回后方，更令所谓法兰西民族的战争显得如此“可笑”。法国的士兵难道不勇敢吗？他们冒着枪林弹雨不断牺牲流血，死伤三百多万。那么为什么接二连三地失败了？
这个答案伴随着法
国军方不得人心的军事政变不言而喻了，法国军队的领导层受到后方民众的唾弃和反感。
而对于国外来说，法国大兵变的消息随着舆论解禁已经人尽皆知了，即使是德国间谍也轻而易举地掌握了如今法国战线是如此疲惫不堪的事实。
鲁登道夫欣喜若狂地拿到了有关于法军兵变逐渐蔓延的准确情报，德国等待的“转机”或许就在眼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但是筹集一次进攻仍需时间，而在6月初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杜梅格政府在极不光彩的上台之后几乎面对的是不可能成功的局面：愤怒的国民议会、充满敌意的普罗大众、完全涣散的法国军队，对右派接踵而至的打击来自美国。美国总统威尔逊虽然对法国的政坛没有直接的影响力，但是他可以干预美国华尔街，让他不喜欢的“法国独裁军政府”感受到经济上的“尖叫时刻”。从6月初开始，巴黎股市应声暴跌，美国大使威胁说如果不确保卡约的生命安全，那么法国的贷款资金将全部被威尔逊掐断。
6月3日，德国进攻开始了。在2400门大炮的掩护下，德国军队蜂拥而上，丧失士气的法国军队节节败退。
6月6日，德军已经接连在法军防线上打开了多个突破口并逼近南希。
法军将领绝望地试图拼凑起部队来组织新的防线，但是法国士兵已经厌倦了战争。歇斯底里的军官试图用最残酷的手段恢复军纪，但是见效甚微，反而引发了第三轮哗变，导致法军司令部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前线部队的指挥能力。
尽管英军适时地在北段发起了多次进攻来分担法军的压力，但是在6月16日，亚眠沦陷。这也意味着法国军队与英国军队之间的补给和通讯线路的中断。
6月末，奇迹般的，过去德军耗费百万士兵的生命都不曾抵达的马恩河近在咫尺。隆隆的炮声已经可以被50公里外的巴黎市区隐约听闻。
杜梅格的右派同盟试图利用内政部再次铁腕镇压游行群众，但是暴力和流血冲突却激发了更多同情左派的巴黎市民倒向革命分子。SFIO和CGT在多轮紧张的讨论中唇枪舌战地辩论，到底是先抵御德国人的进攻，还是先推翻政变上台的右翼政府。最终，以微弱优势取胜的是呼吁总罢工的革命派别。
伴随着德军的进攻，CGT联合国民议会中团结起来的左翼力量发动全国总罢工。光是在巴黎，就有60万人在街头示威。左派的工人武装竖起街垒和保卫杜梅格政府的武装卫队打起枪战。由于铁路工人积极罢工，导致法国国民经济随着交通瘫痪进入总瘫痪状态。
也正因为法国铁路系统的瘫痪，杜梅格政府寄希望于转移首都继续战争的打算也终告失败。在绝望时刻，法国总统普恩加莱感叹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才导致高卢末日的来临后平静地享用了最后一顿晚餐，吞枪自杀了。
随着普恩加莱的自杀，加斯东·杜梅格识时务地宣布辞去总理职务，政府内阁所有成员唯恐左派的政治清算，纷纷出逃海外。在政变中出钱出力的亲右翼工商界人士、军队将领也做如鸟兽散之状，携带家产、资金朝海外转移。
7月2日，深感大势已去的政变部队释放了软禁起来的约瑟夫·卡约，左翼民兵武装将这些右派分子关押起来，兴高采烈地簇拥着卡约重新回到一片狼藉的巴黎。
对于孤注一掷的右派来说，高卢的末日到来了。
但是对于左派来说，共和国真正的新生到来了。
第九章，法国退出战争，其上
那些始终忠于社会主义、没有受野蛮的残暴的战争狂热侵袭的社会党人的预见被证实了。各国资本家之间的世界性的强盗战争所引起的第一个革命爆发了。帝国主义战争，即为了资本家瓜分赃物、为了扼杀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开始变为国内战争了，即变为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反对自己的压迫者，变为把人类从战争、从群众的贫困、从人压迫人的现象中彻底解放出来的战争了！
法国的社会党人荣幸地第一个开始了革命，也就是开始了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唯一合理的正义的伟大战争。
——列宁，写于1917年7月，在瑞士苏黎世。
与历史上的那列密封火车不同，没有沙皇政府的倒台和资产阶级二月政府的成立，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自由参与到俄国国内政治活动的能力。在社会革命党的消声觅迹之后，随着俄国产业工人的壮大，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成为了秘密警察的下一个目标。
尽管列宁大约是与俄国革命无缘了，但他仍旧是第二国际破产之后最为杰出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之一。
在1915年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反对战争的各国社会党人重新召集了一次国际会议来商讨第二国际路线破产后社会主义者应
该何去何从。总的来说，各国的社会党人讨论的很多，但是形成的定论很少。这也很好理解，欧洲大战的各个参战国还沉浸在举国一致的沙文狂热中，反战在当时人看来显然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幻想”。
在1917年，情况显然大不相同。当约瑟夫·卡约的和平倡议横空出世之后，全欧洲的左翼反战人士、人道主义者、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都热情地赞成卡约方案并很快就通过无孔不入的民众路线传遍了大江南北、五湖四海。
列宁和参与齐美尔瓦尔德国际会议的所有参会者一致拥护民族自决权，但是民族自决问题上，列宁既反对卡约的民族自决权又支持卡约的民族自决权——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反对在于，列宁批判卡约的民族自决权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补充，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的“民族自决”，因为卡约的民族自决只被运用在阿尔萨斯-洛林的去留上，是两个压迫民族，法兰西和德意志之间的泛泛而谈。而对法兰西民族压迫的其他民族——广泛存在于海外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就闭口不谈了。
支持在于，虽然法国的社会党人还存在许多小市民的机会主义的空想，这与激进党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也密切关联。但无论如何，卡约公开支持民族自决理论已经比德国或者俄国公开翼赞兼并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要好上一万倍。当帝国主义奴隶主们的殖民地民族纷纷运用这种武器来反抗的时候，卡约当然是撬动第一块砖的人。
除此之外，对于1917年6月的“第二次热月政变”和卡约有惊无险的重组第二届社会党和激进党左翼联合政府，列宁依旧表达了祝福和期望。他把卡约的左翼联合政府视为一个过渡时刻，即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向反对资产阶级或者说向实现人民民主过渡。
当然，列宁的思想完全是基于实现“革命”这一目的来阐述的，但是卡约的目的不是“革命”而是“和平”，因此法国左翼政府的何去何从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观察。而眼下，左翼联合政府的危机显然不是什么革命与否，而是近在咫尺的德国军队。
由于右派的密谋和政变活动在普遍同情和支持左翼的人民运动中土崩瓦解了，此刻仍然留守在国民议会中的议员极为罕见地几乎全都是倾向于左派的政治立场，因此卡约完全组织起了一届没有任何右派反对的左翼联合政府。
普恩加莱总统自杀后，约瑟夫·卡约临时担任总统职务，爱德华·赫里欧成为法国政府总理，保罗·潘勒韦因其反对尼韦勒、反对军事政变的行为重新就任陆军部长，马赛尔·加香担任内政部部长，除此之外政府各部长均由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担任。
彼得格勒派出的一个外交代表团因为法国5-7月的政治活动剧变而滞留在巴黎，其中的俄国外交官长官重新询问新任法国总理赫里欧，试图就法国退出战争的问题重新达成一份符合协约国利益的协定。
“即使法国新政府的其他成员对割地、赔款等战争目标不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战争的局势逐渐向协约国一方滑入有利的局势，法国即使采取防御的态度来履行1914年的承诺，这种牺牲也不会再超过一年时间。”
俄国外交官对赫里欧透露了最新的战争进程，随着萨洛尼卡战线的协约国联合部队向北推进，罗马尼亚与俄国军队向南挤压保加利亚的战线，索菲亚政府已经十分动摇，不日就将与俄国进行退出战争的谈判。而保加利亚退出战争后，土耳其政府显然无法再次招架从陆上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协约国联军，土军大部分军队已经陷于高加索战线和中东战线，因此奥斯曼帝国在1917年退出战争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赫里欧有些为难地对他提及法国军队由于政治动荡带来了纪律上的涣散，军官的逃逸也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产生，但是赫里欧又对俄国外交官询问说，即使法国仍旧坚持防御，假如英军不能及时从北段战线向德军过于突出的战线侧翼发起进攻的话，那么法军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抵御住德军的进攻。
之后俄国外交代表团把消息发回了彼得格勒外交部，萨佐诺夫又急忙通过驻伦敦大使传递了这一信息。
劳合乔治在法国进入政治混乱的近一个月时间中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他想要确保法国能够继续履行协约国的义务——通过与右派合作的间谍活动和外交游说，但法国右派急匆匆的政变反而加速了法国国内的混乱局面，可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之后他和内阁同僚忧心忡忡地讨论着遍地开花的反战游行活动和骚乱。
即使是鲜少过问政事的乔治五世在给尼古拉二世的私人信件中也表达了担忧：最近一段时间英国“民主的氛围”未免有些太浓厚了。
英国的骚动与德国的
无限制潜艇战不无关系，从1917年2月到6月，德国击沉了至少290万吨的货物，让英国也出现了食物配给的情况，部分商品严重短缺。
俄国驻伦敦大使直接将巴黎的信息传递给了首相劳合乔治，他又将电报发给了英国陆军总司令黑格。因为德军突破法国战线的活动，导致英军暂时与法国政府失去了稳定的通讯。
黑格在得知法军的困难后给出了他的计划：通过大规模的进攻来分担法国的压力，帮助法军在鲁登道夫的攻势下重新遏制德国的推进。但是劳合乔治有些怀疑黑格的担保，因为在黑格的指挥下英军已经历经数次伤亡巨大的战役。
劳合乔治替换不了黑格总司令的职务，因为黑格的妻子是王太后亚历山德拉的闺蜜。而且劳合乔治很喜欢插手军队事务，让英国陆军和皇家海军都反感这个既没有军事知识又没有战争经验的文官。
在伦敦，会议开了3天，始终都在争论黑格的计划到底可不可行。在此期间，伦敦白厅又去询问了华盛顿白宫的意见。
美国总统威尔逊虽然在约瑟夫·卡约掷出完全符合他主张的“没有胜利者的和平”方案后热情赞扬说，“法国人民通过建立新政府实现了人道主义的进步”、“法国人已经发现这场战争罪大恶极，并愿意在任何合理条件下结束它”。但是美国总统不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的白宫幕僚和参谋中，支持法国退出战争的人少之又少。
如果威尔逊倾美国之力支持巴黎的和平呼声，产生的影响或许是巨大的。但是威尔逊又改变主意了。
美国国务卿兰辛和他最信任的参谋爱德华·豪斯上校成功说服了威尔逊，让他相信只要德国强大的战争力量继续构成威胁，英国和俄国的好战情绪就不可能被平复。德国只能通过武力驯服，旧世界作为整体也是一样。
而且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支持和平谈判是一回事，让巴黎左翼政府来决定和谈的步调，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一个美国发挥不了实质影响力的和谈显然会让美国成为尴尬的配角。虽然已经投入战争，但是威尔逊不想免费当法国人的保姆。
7月4日，美国总统重新向请求主持和谈的法国政府做出回应。威尔逊在一开始就再次提到了德意志帝国的致命威胁：
德皇政府表面上愿意接受和谈，但实际上只是为了保留他们在所占领土地上已经确立的战果。柏林依然是同盟国战争集团的中心，德皇政府所针对的正是世界的和平与自由。因此这张阴谋之网必须被打破，但只有在过去的错误都得到纠正之后我们才能打破它。
持久的和平不能只是恢复战前的状态，因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正是源自其中。我们必须改变那个状态，这样才能避免如此可怕的事情再次发生。而最关键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打败德国。对此必须毫不犹豫。在人类自由的伟大事业中，我们或许不会再有机会这样团结在一起征服对手。现在是我们要选择战胜还是屈服的时候了。
如果我们并肩作战，就一定会取得胜利，这胜利还会带来自由。到那时，我们可以给予仁慈，但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我们都不能软弱。
与威尔逊仅仅几个月之前的姿态完全不同，华盛顿坚决要求巴黎坚持到战争胜利为止，这让伦敦和彼得格勒方面喜出望外。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愉快地表示，威尔逊这个180°的大转弯很有必要，“抵消了他之前的（和平主义）声明在欧洲造成的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