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和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北京政府召集了驻华盛顿、彼得格勒、伦敦的大使和外交部长组成代表团。
不过中国在和会上没能享受战时协约国所承诺将给予的“大国地位”，中国全权代表席位只有两个，由陆征祥和王正廷出席。在开幕式上，威尔逊与中国代表握手时问道：“顾维钧博士应该在这里，他人呢？”王正廷尴尬地解释说，中国只获得两个席位，代表们只能轮流出席。
中国代表团的任务主要有四点：收回战前德国在华之一切利益，不由日本继承；取消“二十一条”（民四条约）之全部或一部；取消外人在华之一切特殊利益；结束德奥两战败国在华之政治及经济特权。
此外中国代表
团还为修约而努力，包括：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实现关税自主，其中主要是要求废弃中外条约体系中的不平等因素。
对中国来说，它有几个优势可以利用。
首先，公开反对日本在华做法的是美国。美国越来越担心日本在太平洋以及亚洲大陆上不断增长的军力。在中日就“二十一条”要求展开漫长的谈判时，美国政府就敦促日本改变其立场。美国人向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各发了一份照会，说美国不会接受任何有损美国在华条约权利的协议，也不会接受任何有损中国政治和领土完整的协议。
其次，担任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工作的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也不喜欢得寸进尺的日本人。在战争期间，俄日之间就有些许摩擦，例如俄国财政部要求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增设一个本国的商船队来提供额外运力，因为日本商船在海上运送货物的收费太高。战后，俄国远东商人抱怨说，来自日本的竞争正在把他们的份额抢走。
尽管日本在1916年就开始频繁对俄国施以讨好的态度，但是他们的目的在于想要让俄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山东的“特殊地位”。双方多次就满洲问题进行过照会，不过两国都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解读。俄国认为，他们承认的只是日本因为地理因素在中国存在特殊利益；而日本人坚持说，俄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承认了日本的特殊地位。
战时由于俄国采取了种种管制措施集中国内的生产能力应付战事，导致满洲，尤其是南满充斥着取代俄货的日货贸易。战后俄国腾出手来，于1919年开始遣返先前调往西方的远东军区兵力并有全面出击的迹象，令日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也是日本谋求德国在华特权的一个冲突点，假如日本既丧失了现有满洲贸易的利益，又不能在中国大陆开拓新的特权渠道，那么日本以战时繁荣为战后开支买单的经济基础就不复存在了。
即便是承诺支持日本的英国人也担心，日本人太傲慢，太有野心。
不过遗憾的是，西方列强感受到日本的威胁，和支持中国废约、修约是两码事。
中国于1919年的1月末正式向协约国最高理事会请愿解决山东问题。倒霉的是，中国代表团不知道，和平缔造者们一直把对德和约讨论到4月末还没结束。
在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出兵抢占了德资在山东持有的铁路、煤矿，以及周边的电报站、邮局等基础设施。日本想要通过与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方式直接确定日本在山东的特权地位，虽然二十一条本身在国内外强烈反对态度中没有被签署生效，但是民四条约是二十一条的替代品，也是日本认为自己有权在德国特权的基础上接管山东作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条约基础。
日本代表牧野伸显说，山东只是日本和德国之间的事情，在讨论的时候没有必要叫上中国。他希望把山东和太平洋群岛作为战利品，把相关的问题一并迅速解决掉，不要让中国人来搅和。但是美国国务卿兰辛决定邀请中国人来讨论这个问题。
下午，顾维钧坐在镀金椅子上，如坐针毡，听牧野伸显吭哧吭哧地概括日本的要求。当顾维钧代表中国进行回应时，虽然一上来声音有些发颤，但他又搬国际法又引用拉丁谚语，用一番犀利的演讲猛烈回击了日本人。
在场几乎所有列强代表都认为，顾维钧的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
东京方面大惊失色。日本人承认了威尔逊主义，但他们没有料到要当着中国人的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西方国家的意图是什么？他们真的想要建立起一个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吗，还是像日本民族主义者所怀疑的那样，想要“维护现状，压制次流国家与下等民族的发展”？
这反过来令日本方面更加谋求“种族平等条款”的实施。因为假如没有特权，日本就必须要求自己的获得平等的权力。
完全不出所料，每当一个大国的要求被否决后，其他大国就会进行折中或者斡旋，以免和会进程受到破坏。西方列强既不想让日本持有在华的进一步特权，又不想让中国收回特权，这样是打开了废约修约的先例。
在4月末，和平缔造者们重新谈到了山东问题。英国建议，中日双方达成妥协，日本公开说明它只想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经济特权，放弃任何想要长期控制该片领土的意愿。日本代表则分别私下拜访了俄国外交副大臣涅拉托夫、美国代表豪斯和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日本人说，他们决定放弃种族平等条款，并且不谋求在华的“特殊地位”，只要能够得到德国的经济特权就可以了。
和俄国的秘密协定还多加了一份条款，涅拉托夫询问牧野伸显
，是否可以在战时债务上做出有利于俄方的让步——实际上就是减免债务。牧野伸显面说他必须得到东京方面的指示，第二天日本代表给出了积极的答案。
由于日本明确表示，如果既不满足日本在华利益的要求，又不同意把种族平等条款写入国联公约，那么日本就要在和平大会全体会议上投反对票，那事情就更糟了。最终，威尔逊也不情愿地默许了。
威尔逊的媒体秘书贝克警告总统，全世界的公众都会在山东问题上支持中国。威尔逊回答道：“我也知道。那国际联盟怎么办？”
中国人极度失望。陆征祥给威尔逊发了一份照会，上面沉重地写道：中国曾对威尔逊主义抱有信心，也相信解决国际关系问题的新方式。“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自己的诉求上是信赖正义与公平的。然而我们得到的结果太惨痛，太令人失望了。”
威尔逊由于违背原则，一味地妥协、让步，加之美国内外对他的指责，导致患有高血压的总统因为压力过大产生了偏瘫的中风症状，明显恶化了他的身体情况。
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和会同样很不愉快。中国人痛苦地意识到，威尔逊主义和理想都幻灭了，西方列强还是一样的自私、狡诈。日本代表团回国时，也受到了日本国民的抨击，指责他们没能将种族平等条款加入条约，受到了白种人的侮辱。
两国的悲观主义者都认为，国联或许可以带来和平，但那是西方的和平。在东方，将会打响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为了民族的未来而斗争。
第二十一章，伟大理想，其上
1918年12月，希腊代表团离开雅典前往彼得格勒参加和会时，议会议员列队亲吻代表团团长、首相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的手。
希腊人所住酒店的地址就在英国代表团的驻地旁边。虽说整个希腊代表团只有19名成员，但他们占了80个人的房间。在和平大会上提出要求时，希腊人也秉持着和霸占房间一样的乐观态度。
希腊代表团中说话真正有分量的人就是韦尼泽洛斯，可以说是伯里克利之后最伟大的希腊政治家。
韦尼泽洛斯口才极好，做事不知疲倦，他同时拉拢了美国人，取悦了俄国人，消除了英国人的疑虑，甚至压制了意大利人。在彼得格勒的时候，他每天工作15个小时，写备忘录和信件，接受各种采访，产生了重要影响。
没有他，希腊绝不可能在和会与谈判桌上得到远超希腊自身可以获得的东西；没有他，这个国家也不会试图完成“伟大理想”。
“伟大理想”（megaliidea），和它同词根的词是“自大狂”（megalomania），由梦想和狂想组成的，是要复活一个古典时期的帝国，那个从罗马到克里米亚都说希腊语的帝国。
19世纪末，克里特岛第一次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加入了希腊。韦尼泽洛斯在这次事件中出名，于1910年成功当上了首相。
在1912年和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时期，他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成功地让希腊在北方获得了一大条领土——从西边的伊庇鲁斯地区到马其顿，外加东边色雷斯的部分地区——把希腊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多。
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确定了希腊的收获，韦尼泽洛斯一签完字便说道：“现在让我们把视线对准东方吧。”
所谓东方就是小亚细亚，土耳其半岛。在过去，特洛伊以及小亚细亚海岸上的那些著名希腊城邦——帕加马、以弗所、哈利卡那索斯，是希腊很大部分历史篇章的舞台。
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和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出生在那里。在莱斯沃斯岛，女诗人萨福写就了她的美妙诗篇；在萨摩斯岛，毕达哥拉斯创立了几何学。在赫勒斯滂（达达尼尔海峡），里安德和海洛为爱于此殉情；伊阿宋和他的阿耳戈英雄们航向黑海东岸，从科尔基斯（格鲁吉亚）取回金羊毛。
拜占庭帝国和基督教又增加了希腊民族的一缕回忆，同时也是提出领土要求的历史依据：自从君士坦丁成为首位皈依基督教的皇帝后，一千年来他的继承者们都坐在万城女皇君士坦丁堡里，说的是希腊语，伟大的传统保留至今。东正教的普世牧首还住在那里，而不是雅典。流传了好几个世纪的预言都预示了这座城市会得到救赎，摆脱奥斯曼异教徒。
世界大战让预言变得不再虚无缥缈。土耳其人站错了队，而韦尼泽洛斯和希腊选对了阵营。到了1919年，就连奥斯曼土耳其这个帝国都灰飞烟灭了。这种程度的胜利，再加上希腊友国的实力，不能不让人陶醉。希腊的报纸大谈“实现我们的梦想”，唯一没提到的是君士坦丁堡，而那是因为官方审查不许提。
作为彼得格勒和会上的众星之一，即使是高傲的
威尔逊都会用少有的热情夸赞韦尼泽洛斯，说他是“他见过的最有魅力的人物”。只要他一上桌吃饭，全桌人都会被他的故事迷住——打游击战时在克里特岛山区的生活经历；靠念《泰晤士报》自学英语，学的时候还得时刻警惕着，步枪就放在膝盖上。而且他在交流时总要说起希腊光荣的过去以及伟大的未来。
这正好戳中了很多西方政府和外交官代表的心坎。从华盛顿到彼得格勒，人人都是听着古希腊的典故长大的。各国的议会、博物馆与画廊，还有那些白色的古典主义建筑，都证明了西方想象中古希腊那辉煌的过去和持久的魅力。
然而古希腊有多么光荣，现代希腊就有多么窘迫。1919年的希腊是一个人口不到500万，面临着动荡和分裂的新国家。只有古老的历史聊以自慰。
1919年2月，韦尼泽洛斯第一次向最高理事会陈述希腊的情况。他带着自己的笔记、统计数字，还有希腊渔民生活在岛屿上的照片——这些岛屿都是他想要的划入希腊的。他指出：希腊在欧洲必须拿到阿尔巴尼亚南部地区，再往东是爱琴海和黑海中间的色雷斯，最起码也得拿到西色雷斯、几处岛屿和一大块小亚细亚的土地——从马尔马拉海南岸中点一直往南约640公里到小亚细亚南部海岸，西至士麦那。他向列强发誓，希腊不想要君士坦丁堡。
劳合·乔治与英国外交部中的很多人都认为，希腊将成为非常有价值的盟友。很明显，英国人不想在那儿看到一个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帝国。这样一来，希腊，一个变强的希腊，就成了合理的选择。
当韦尼泽洛斯在最高理事会前陈情前，他已经确信英国是站在他这一方的。他还觉得自己也能说动俄国。
外交副大臣涅拉托夫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和韦尼泽洛斯共进午餐，讨论希腊的领土主张。那次会面的气氛很友好，只不过涅拉托夫说他不能支持希腊的所有要求。韦尼泽洛斯随后发送了一份备忘录和一封私信，强调了希腊多么急切地盼望合作。
韦尼泽洛斯指出，在奥斯曼土耳其崩溃之后，希腊势力可以填补那里的真空。这打动了涅拉托夫，他的外交方式就是坚定地摊出牌来，用最直白的方式同其他人交流。
俄国人是想要让希腊倒向自己这边的，但希腊主动找上门来不意味着俄国会做烂好人。涅拉托夫说，他对希腊在小亚细亚的要求有所保留。韦尼泽洛斯马上就跟进说希腊能否与俄国的条件达成妥协。
涅拉托夫的建议是，希腊在土耳其海峡沿岸领土作为国际托管区的议题上不要反对俄国；不要把除了克里特岛以外的希腊港口借给英国使用；作为回报，希腊在除此以外的小亚细亚海岸及其内陆的领土主张都可以得到俄国的支持。
俄国总参谋部认为，随着俄国和亚美尼亚一东一西夺取土耳其半岛上的领土时，该地区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动荡之中并且激发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恐惧和怨恨。因此俄国要拉上一些帮手来施加在这一地区的稳定性，希腊的领土主张恰好迎合了这一政策。
大臣会议办公厅主任席林男爵的观点要更加深远，他认为只要希腊还想维护它在小亚细亚的领土，那么就必然需要俄国的帮助。因为英国人不可能为希腊火中取栗。在陆地上，希腊唯一的帮手就是俄国。只要希腊长期有求于俄国，那么俄国就不担心缺乏把希腊拉入自己阵营的机会。
韦尼泽洛斯或许是主动将希腊变成了英俄大博弈的棋盘。因为单凭希腊孱弱的国力，是绝不可能完成“伟大理想”的。这对希腊民族来说，既是一个光彩的目标，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在完成英俄两个鸡蛋上跳舞的外交魔术后，韦尼泽洛斯在美国和意大利之间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希腊和意大利讨价还价，私下把阿尔巴尼亚作为两国之间的战利品进行瓜分，虽然仍有矛盾，但初步定下了一个协议。
最后还要解决东西色雷斯的归属问题。
韦尼泽洛斯想把整个色雷斯都要下来。他用相当高明的手段篡改了统计数据，掩盖了那里的民族混居情况。东色雷斯或许是希腊人占大多数；而在1913年就属于保加利亚的西色雷斯，土耳其人的数量远超希腊人，比例接近3比1，而且那里还有相当数量的保加利亚少数民族。
希腊人解释道，不管怎么说，都不该考虑战败国的要求。英国人不喜欢保加利亚，所以支持希腊的要求。不过美国人和俄国人都反对这样做。
美国在逐渐从欧洲撤军，这使得欧洲各国可以忽视它的意见；可俄国的大陆军仍旧驻扎在中欧和巴尔干的许多战略要地上，滚滚碾过匈牙利红军的蒸汽压路机各国都看得一清二楚。
萨佐诺夫提出了一个偏向于保加利亚的方案：让保加利亚留住西色雷斯，因
为它需要那里的海港。意大利人也支持这个方案。尽管英国人表示反对，可在大陆事务上，英国的态度很难盖过俄国的意见。
美国人很犹豫，因为正如保加利亚代表所争辩的，如果保加利亚所有地中海港口都没有了，保加利亚经济上会遭受很大的打击。可如果依照俄国的方案执行，又是对民族自决原则的践踏。
好在固执的威尔逊总统已经中风了，他的亲信豪斯比他更加圆滑和善于妥协。
希腊事务委员会最终把色雷斯西部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保加利亚，色雷斯东部则是由新成立的海峡委员会进行国际托管。但是从之后的实际处理来看，东色雷斯的许多地区都被保加利亚接管了，海峡本身及君士坦丁堡则被俄国军队和移民所占据。
而在南边的小亚细亚，残酷的现实正在与“伟大理想”做斗争。希腊的摊子扩张得太远太大了，协约国高高在上的和平缔造者们已经唤醒了土耳其民族主义，他们势必要与苛刻的条约做一场生死斗争。
第二十二章，伟大理想，其下
在欧洲东南角，一座拥有辉煌历史的大城市正在哀叹，同时也在焦虑地思考着未来。这座城市被希腊人和罗马人尊为万城之女皇，被和平缔造者们称为君士坦丁堡。
古老的罗马帝国曾把此地定为首都，1453年之后，它又成了胜利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现在轮到奥斯曼帝国行将就木了。这座城市缺少燃料、食物与希望，却挤满了难民和败兵。这些人的命运乃至整个帝国的命运，似乎都要仰仗彼得格勒和会了。
君士坦丁堡三面环水，西北方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向北延伸到黑海，对着东欧大平原和外高加索；西南方是马尔马拉海，通往达达尼尔海峡和地中海。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座城市，也是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它在数个世纪以来一直这么重要。
从希腊火将成千上万艘阿拉伯战舰化为灰烬的古代，到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德国凯撒威廉二世都想得到此地的近现代，从古至今，这座城市一直都是个战利品。
在19世纪，争夺这座城市的归属权让列强为此大动干戈——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1877年俄土战争。俄国渴望得到海峡的控制权，好冲向世界各大洋；英国则支撑着衰弱的奥斯曼帝国，好把俄罗斯牢牢地控制在黑海。
直到席卷欧陆的世界大战暴发，英国人才最终让步，将遏制俄国的策略从“关在房子里”调整为“锁在院子里”——取代了君士坦丁堡地位的马耳他岛和苏伊士运河成为了英国“远端封锁”政策的关键支点。
由原巴尔干方面军整编的俄国第九集团军在奥斯曼帝国签署停战协议以后立即移师向东，以协约国监督停火的名义占领了君士坦丁堡。
在那一天，协约国的海军战舰铺满了君士坦丁堡的海港，协约国将军们共同检阅了盛大的阅兵式和进城仪式。当地的希腊人虽然明白这座城市或许已经和希腊无缘，但仍旧积极地到处悬挂俄罗斯三色旗。一个大广场上还竖起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巨幅画像。
由于上任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杰曼努斯五世是奥斯曼帝国的妥协者，已经被见风使舵的当地正教会罢免。由热枕的希腊民族主义者，布鲁萨大主教多罗西奥斯·马梅利斯接任。新牧首一边与俄罗斯驻军合作，一边用咄咄逼人的态度告知希腊基督徒不要与奥斯曼帝国当局合作。于是一些头脑发热的希腊人当街和土耳其人扭打起来，逼着他们摘下头上戴的毡帽。
奥斯曼帝国政府就像它那个徒有虚名的苏丹一样，懦弱而颓丧，什么都做不了。彼得格勒派来的政府专员接管了君士坦丁堡的大部分行政工作：他们掌管着当地的警察，建起了自己的法院。小餐馆里全是喝酒跳舞、放浪形骸的俄国兵，年轻漂亮的难民在这里卖身挣口饭钱。
彼得格勒四人小组认为是时候割掉“这块毒害欧洲人的烂疮了”。
“对所有基督徒来说，踏入欧洲的土耳其人向来就是不曾消弭的罪恶。在近500年的时间里，出现在欧洲的土耳其人或其他什么人带来过一丁点的好处。”虽然在严格的古典教育中成长的几个俄国精英按理说懂的应该更多一些，但他们还是认为：“事实上，穆斯林带来的只有暴政、压迫、阴谋和大屠杀。”
尽管作为自由党人的首相劳合·乔治继承了从格莱斯顿开始对奥斯曼帝国的厌恶，但是以乔治·寇松为代表的英国职业外交官正在对逐渐被俄国所主导的彼得格勒和会进行着反思。
由于美国的撤兵、共和党在国内的拆台，美国的影响力与日递减。英国在大陆的影响力自然远不能和俄国相提并论。于是寇松非常担忧地发现，随着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三个大国或者地区大国的集体崩溃，在中
欧、南欧和巴尔干已经没有什么政治实体可以抵挡得了俄罗斯帝国的扩张。
“在过去一百年时间中，我们和俄国对抗的历史远比合作的历史要漫长。可以说许多英国首相的政治生涯有很大一部分和俄国的野心有关联。在巴尔干，在中亚，在几乎所有与海洋有关的边缘地区，我都见识过这种野心。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我们和俄国人尝试进行协调，但他们的民族性格与我们的是两码事，而且他们的政治利益与我们的在很多方面有冲突。我很担心未来我们最害怕的大国就是俄国。”
寇松有理由认为，英国参与对抗同盟国的世界大战就是个错误。“俄罗斯是个组织能力很高的国家，它的人口和资源无边无际，而且还很大胆，何况还有能力对付亚洲的诸多民族。”
俄国人同样也不相信英国人。在战时，英国就多次试图阻挠或者干扰有利于俄国的举措或者协议。而且，从保护基督徒到地缘政治的角度，俄国在奥斯曼帝国有很大利益。
实际上，彼得格勒和会完全可以变成俄罗斯的一言堂。俄国不需要英国或者美国在欧洲事务上的支持，在亚洲事务上也是如此。但是不需要支持不代表俄国可以顶着英美的反制措施采取一意孤行的行动。
对于彼得格勒的四人小组来说，俄国当下目的是尽可能多地从扩大的势力范围中获取利益，然后恢复战争损失。而不是着急对抗英国，恶化经济形势，夺取无法维持的世界霸主地位。所以萨佐诺夫愿意做出些许妥协，但这种让步已经是基于俄国大赢特赢，赢麻了的情况下。
跟在希腊人之后到最高理事会面前请愿的是亚美尼亚代表团，虽然这个代表团被英国人怀疑由彼得格勒一手操纵，但是他们的故事的确令人怜悯。
在战争期间，至少有30-100万亚美尼亚人死在奥斯曼帝国的种族屠杀中。西方民众都震惊了，和会舆论完全站在亚美尼亚这边，唾弃土耳其人的野蛮。可是真挚的情感还是要让位于冷冰冰的政治利益。因为英国人发现，一个基于民族自决的大亚美尼亚王国将成为屹立在英国中东属地北部的俄国堡垒，一把捅入中东的有力武器。
英国人想象中最可怕的事情便是横冲直撞的蒸汽压路机一路南下，切断英国与印度的海上通道。甚至直接进入印度，肢解大英帝国。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如英国陆军部反复强调的那样，英国军力已经捉襟见肘了。
由于法国单独与德国缔结和约，萨佐诺夫武断地将法国排除在小亚细亚和中东事务之外。结果便是英国理所当然地将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也纳入了英属中东的控制，也进一步导致了紧张的兵力分配问题。在抢占势力范围的同时，英国还要面对从爱尔兰到印度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个时候劳合·乔治突然注意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族：库尔德人。
很难说库尔德人到底是什么。或许他们是印欧语系人种中的一支，是从波斯向西迁移出来的。“库尔德”这个名字的本意是“游牧民”。他们没什么完整的历史，只有关于自身起源的各种传说，而且还互相矛盾。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大的库尔德王国，不过出了个库尔德英雄萨拉丁。库尔德人分为不同的部落，宗教信仰不同，语言不通，和不同的民族混居在一起。
库尔德人在彼得格勒没有有权有势的支持者，而且库尔德人也没有能力派出优秀的代表为自己陈情。他们忙着抢牲畜，绑架，发动部落战争，抢劫，乐此不疲地屠杀定居居民，或者只是忙着让自己活下去。
大国对库尔德斯坦的兴趣也就停留在地图上，英国是唯一的例外。
劳合·乔治与他的顾问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得到并保护英属中东托管地，还有那里重要的石油储备。如果库尔德斯坦能够成立的话，它或许可以保护英国的势力范围，还能在俄国和英国的利益之间再加一道屏障。英国人认为，库尔德斯坦可以按照印度北方各邦的模式，用当地的酋长来统治。
不过寇松勋爵提醒说，不要真的以为光是在彼得格勒的会议室里用铅笔画画地图，就可以让千里之外的土耳其人俯首称臣。他提醒首相不要低估土耳其军队动员起来抵抗外侮的能力。
事实上，随着俄国军队占领海峡两岸、希腊军队登陆小亚细亚沿海的士麦那、亚美尼亚人在俄国的支持下进行同样血腥的报复，无不刺激了土耳其原先零散和有限的抵抗，使他们团结了起来。
在希腊占领士麦那仅仅四天后，穆斯塔法·凯末尔就坐船来到黑海港口萨姆松，其官方身份是苏丹的督军。然而，他真正的想法并非如此，他希望把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团结起来抵抗希腊入侵。他一到萨姆松，就召集了曾经一同作战的奥斯曼军队旧军官，参加当地民族主义者组织召开的
会议，支持穆斯林的土匪活动，并发表声明公开批评苏丹政府。
有关凯末尔活动的报告逐渐被送到君士坦丁堡，俄国专员勒令苏丹政府召回凯末尔并把他革职。作为回应，凯末尔主动辞职并前往安卡拉召开民族主义者的代表大会。
在安卡拉的第一届国民议会中，凯末尔的“保卫民族权利运动”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并通过了一项挑战协约国和苏丹政府的大胆决议，即所谓的《国民公约》，规定小亚细亚和东色雷斯为全体穆斯林土耳其人无可争议的国土。
安卡拉国民议会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公开挑战彼得格勒和会的战败国政权。
第二十三章，间幕，红与白，其二
在敲定彼得格勒和会众多条约中最重要的对德和约之前，还必须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现在德国有两个政府，返回柏林的正统国民政府，以及公开掀起反抗浪潮的魏玛左派政府。假如不能让两个德国政府合二为一的话，那么找谁来签署和约都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