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等到1919年下半年，对德和约的两百多个条款都被和平缔造者们反复推敲之后，魏玛左翼政府的败亡已经成为定数。
当德国不甘心战败的右翼分子和军部保守派串联起来的时候，桀骜不驯、目无王法的社会主义者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泄愤对象。兴登堡就为“刀刺在背”的说辞提供了依据，他信誓旦旦地宣称国内的“第五纵队”是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
“刀刺在背”这一说法的核心意思是含蓄的，因为俄军很快就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德国境内；但大部分时候这个说法的目标是非常明确，那就是，必须要清算背叛者，“内部的敌人”将会遭到残酷无情的打击。
自由军团的一名志愿军官如此对父亲写道：“我已向自己许诺，父亲。一弹未放，我就把我的鱼雷艇移交给了敌人，眼睁睁看着我的旗帜降下。我已经发誓要对那些为此负责的人进行报复。”
“平安夜大屠杀”拉开了激进化的德国革命序幕，德国各地的工人、革命武装和右翼分子、保皇党、自由军团爆发了一系列的暴力冲突事件。
1919年3月，在多轮刺杀过后，陷入革命混乱之中的巴伐利亚共和国被激进的左倾城市知识分子所把持，例如二十五岁放荡不羁的诗人恩斯特·托勒尔，无政府共产主义作家、莎士比亚作品翻译家古斯塔夫·兰道尔等。
他们的革命计划雄心勃勃但脱离实际，比如说宣布银行和大企业被收归国有；发行“自由货币”以消灭资本主义；大学由学生来负责掌管。出版物则要受到兰道尔的启蒙与公共教育办公室的审查。
在此期间，不是所有巴伐利亚人都喜欢这帮共产主义者的蛮干暴行，于是几次由当地民兵武装发起的暴动试图推翻巴伐利亚共产主义政权，但是均被红军战士顽强地镇压下去了。
时间来到了4月份，俄国第一集团军进驻东普鲁士；第二集团军移师柏林；第三和四集团军驻扎在德国边界监督波德边境线的停火协议；第五集团军越过边境前往德国西里西亚，在正统国民政府的配合下镇压当地工人暴乱；第六集团军向布拉格方向移动；第七集团军向南前往奥地利镇压共产主义叛乱。
对于德国革命者来说，沙俄军队向西前进意味着反动势力卷土重来，俄国军队用装甲车碾压西里西亚工人起义的传言令巴伐利亚共和国政权陷入了更为恐慌和激进的动摇中。
巴伐利亚共和国决定采取更为激烈的革命恐怖来对抗气势汹汹的反革命恐怖：“到处都是招摇过市的反革命；击败他们！找到他们并揍他们的脑袋！如果反革命分子占了上风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他们也不会对无产阶级有一点点怜悯。在他们扼杀革命之前，让他们在自己的血泊里淹死！”
由于带着红袖章的革命激进分子在城市里大搞秘密警察，逮捕莫须有的反革命分子并私自处决，令巴伐利亚的中产阶级市民大为愤怒。在逃往农村的巴伐利亚国民政府的号召下，有大约1.5万保守分子和天主教徒组成的巴伐利亚国民卫队和当地的赤卫队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
国民政府公开呼吁巴伐利亚所有的反共产主义力量共同镇压共和国：巴伐利亚人！同胞们！慕尼黑肆虐着一场由无政府主义暴徒释放的恐怖混乱，不能容忍这种对巴伐利亚的伤害再延长一天甚至一个小时。所有巴伐利亚人必须立即施以援手，不论党派……慕尼黑呼吁你的帮助。来吧！向前进！现在！慕尼黑的耻辱必须被抹掉！
5月1日，白色势力彻底将红色势力压缩进了慕尼黑城中，慕尼黑之战打响。
战斗进程乏善可陈。在感到大势已去后，巴伐利亚的革命分子并没有做出多么激烈的抵抗，反而是在忙着清理关押在体育场、剧院中的“反革命
分子”。许多反抗共产主义政权的市民和贵族都被肢解和处决了。这成为了右翼分子进行暴力复仇的理想借口。事后有2000多名社会主义者、犹太人和工会成员被绑架、杀害。
因为巴伐利亚在战前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松进步的地区，所以巴伐利亚人明显感受到的杀戮和混乱来自于共产主义者掀起的暴力革命。这种深切的体验引起了巴伐利亚右翼的回潮，慕尼黑尤其成为此后德国最为坚定的右翼大本营之一。
与巴伐利亚情况截然不同的是德国东北部的广大农村，由于受到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普遍压迫，当地农村反而比城市更加欢迎社会主义思潮，其中不乏革命的积极分子。可以说魏玛政府关于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张得到了受压迫的普鲁士农民们的广泛欢迎。
不过遗憾的是，魏玛政府并没有利用德国东北地区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因为社会主义者们在农村的控制力不强，也没有很好意识到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这导致俄国第二集团军向西运动时，正统国民政府的容克武装正好可以腾出手来镇压那些想要推翻农村大庄园制度和等级秩序的“农民暴徒”。
等到4月份时，德国基本半数的革命运动均被暴力手段扑灭，1919年1-3月份死于同胞之手的德国人大约也有5-8万人了。
和巴伐利亚情况类似的是德国西北地区，这里的自由传统和没有受到严酷压迫的相对宽松让当地居民对暴力革命时显得尤为反感。
5月，魏玛政府只能逃往莱茵兰地区，这里成片的工厂和矿井提供了大量不满现状的工人革命力量，而且他们背后还有巴黎方面提供的有限支持。
法国面对德国革命时显得尤其纠结。在1919年后，法国左翼力量基本分成三个派别：法国共产党、法国社会党和法国激进共和党。共产党不用多说，强烈支持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政权并且不排斥暴力革命；社会党希望通过法律和议会改良，慢慢把资本主义过渡为社会主义，只有极端的情况下才支持暴力革命；激进共和党反对成为社会主义政权，只能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框架下修修补补，并且完全反对暴力革命。
现在执政的是法国社会党与激进共和党的联盟，所以巴黎才会派出代表团要求在彼得格勒的协约国列强承认巴黎政府，放弃对流亡非洲的法国国民政府的支持。
不过法国代表团的境遇算不上太好，只取得了有限的结果。协约国承诺会废除贡比涅条约，但阿尔萨斯-洛林的去留问题要交给国际公投解决。在科西嘉、萨伏伊和尼斯的问题上，意大利明确表态拒不归还，令社会党的声望受到了不少损失。至于流亡国民政府，英国态度暧昧，令巴黎议员们十分愤怒。
因此社会党主政的内阁在不能取得国会多数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倒台。由激进的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内阁上位，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彼得格勒和会上强烈抗议，无果之后愤然撤离和会。
德国魏玛政府倒是直接和巴黎方面联络，主动提出废除贡比涅条约并且表示可以马上举行阿尔萨斯-洛林的公投。在这次协约国否认合法性的公投中，56%的民众表示愿意加入法国，所以魏玛政府就把阿尔萨斯-洛林还给法国了。
但是这无疑削弱了魏玛政府的合法性，因为德国右翼政府完全可以宣布魏玛政权是法国人的傀儡，出卖德国领土就是铁证。
7月，在政府军和自由军团的联合攻势下，陷入分裂的莱茵兰工人武装抵抗无果，魏玛政权终告覆灭。不少被德国国民政府通缉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分子只能流亡巴黎。
历时大半年的德国革命终告失败。
但是没过多久，新的危机很快爆发了，想要暴力接收领土的自由军团被法国人民军打退了回去。感到棘手的德国国民政府请求协约国出面，主要是由俄军来把抢占德国合法领土的法国军队赶走。
第二十四章，康斯坦丁和约（二合一）
1919年6月初，讨论了5个多月的对德和约终于进入最后阶段。
少有的全体大会召开了，会议内容是对条款投票表决。因为最终版本还未准备好，代表们只能听俄国外交副大臣阿纳托利·涅拉托夫用俄语把冗长的摘要念出来，很多只会说英语的代表都打起了盹。
葡萄牙代表抱怨说，他们国家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中国代表反对把战败国德国的经济特权转交给日本；意大利代表指出，他的同事可能对部分敲定的条款有异议。但是这些反对之声没有让和平缔造者们感到困扰。
在大厅旁观的大臣会议办公厅主任席林男爵在报告中写道：“看来和约让人人都很高兴，没必要再计较部分不够严谨的条款了。”
稍早些时候，5月。柏林国民政府代表团乘坐的专列风尘仆仆地赶到彼
得格勒。这个庞大的代表团由180名专家、外交官、秘书、记者组成，人人都显得惶恐不安。因为在经过中欧饱受战火荼毒的地区时，专列被故意放慢了车速。
一个德国代表直言，这是“对心灵的蹂躏”，不过这也是一种预兆。“在这悲惨的四年多时间里，所有逝去的生命和损毁的财物，一切责任都要由我们独自承担。”
从火车站下来后，德国人的行李被随意丢在酒店外的路面上。他们低声抱怨，说自己的待遇就像世博会上展出的原始村落的土著居民。
带领德国代表团的是外交部长勃洛克道夫·兰曹。此人戴着单片眼镜，身材纤瘦、衣冠楚楚，是个旧时代的德国贵族。他的双胞胎兄弟现在正负责打理威廉二世的地产。兰曹家族（Rantzau）既古老又有名：15世纪，他们曾在丹麦和德国王公手下供职，在17世纪甚至还为太阳王路易十四服务。
在战争期间，勃洛克道夫·兰曹一直严厉批评德国的政策，并力劝众人在妥协的基础上和谈。在1919年6月，他也接受了由俄罗斯主导的欧洲新秩序，和柏林国民政府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在和谈的头几个月里，德国人紧紧抓住“威尔逊主义”这根救生稻草，根本没有想过胜利者们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想法。帝国、君主、军队、政府，很多熟悉的东西都倒台了，这带来了改变的希望与恐惧，让人心神不宁。
这个国家成立还不到50年，为什么它要继续存在呢？巴伐利亚人和莱茵兰人都考虑要恢复到1870年德国成立前的自治状态。极左翼的革命者把暴乱毫无征兆地从一座城市蔓延到下一座城市，好像红色的旗帜连成一片。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恐惧是认为德国社会完了，过去的道德标准已经消失。还有一种倾向是不愿意认真思考未来，特别是那种将由外国人决定的未来。
据一位德国学者所说：“民众整体对有关和平的问题有一种奇怪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人们有强烈的意愿想忘记当下生活中的麻烦，随处可见无所事事、醉心娱乐的人。剧院、舞厅、赌场、赛马场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挤满了人。停战时期的德国就是醉生梦死的地方。”
在等待的几周时间中，几个德国代表研究起了彼得格勒发生的事情。他们研究协约国的新闻报道，寻找战胜国之间的分歧。也有人想和协约国直接联系，谈判解除封锁的事宜，或是讨论停战条款。因为他们怀疑住处被俄国秘密警察窃听，所有会议上大家不停地摇那些特意从柏林带来的留声机。
好奇的俄国平民围在酒店外面，等着看他们的敌人。他们偶尔会对着德国代表指指点点嘲笑一番，但多数时候他们都很平静，甚至很友善。德国人出门都坐车，或者去购物，或者去别的地方，车都是俄国人提供的。他们还去彼得夏宫的花园里散步。
德国外交部一位官员写信给他的妻子：“梧桐树和海棠树都开满了花，杜鹃花和丁香含苞待放……但所有这些美好事物的背后都是命运的阴影，好像已经笼罩了我们，变得越发暗沉，也越发逼近了。”
终于有人叫德国代表去开会了，为此他们还乘坐汽车来到了距离彼得格勒19公里之外，坐落于芬兰湾海岸上的康斯坦丁宫。
繁华的宫殿大厅中挤满了人，各国代表、秘书、陆军元帅、海军上将、记者都来了。给德国人准备的座位位于大厅正中央，面冲英、俄、美、意四大国，就像法庭上犯人的被告席。德国人进门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们身上，盯着那些木讷、尴尬的家伙。一位旁观者说，勃洛克道夫·兰曹看起来像病了一样，步履迟缓，十分紧张，而且不停地出汗。
众人在短暂犹豫之后，还是遵照1914年前那个已经消失世界的礼仪，纷纷起立致意。勃洛克道夫·兰曹与萨佐诺夫互相鞠躬。
之后由俄国大臣会议主席萨佐诺夫开始了会议议程。他也有些许的紧张，没有表情的脸庞有时抽动一下，但是念的条约各部分标题没有出错。他对德国人说：“现在是我方宣读这份严肃条约的时刻。你们向我们求和，我们给予你们和平。”
会议宣读的部分进行得很快，等到勃洛克道夫·兰曹离开康斯坦丁宫大厅的时候，他在台阶上站了片刻，若无其事地点了一支烟。只有他身边的人才注意到，他的双唇不住地发抖。
德国人回到酒店后就忙着整理条约副本。关于德国的部分被撕了下来，交给了翻译组。到了次日上午，德文版的条约打印了出来，并分发了下去。一位代表打电话给柏林方面，告知条约的主要内容：“荷尔施泰因……波兰、西里西亚、西普鲁士……支付40亿英镑，最后还要求我们说一句‘非常感谢’。”他喊得特别大声，负责监听的俄国特工几乎没听
清他说了什么。
之后德国代表团拿出了对和约的观点，有很多页逻辑严密的反对意见组成。从总体上说就是该条约不像协约国承诺过的那样公平公正。在从德国划走的土地上，德国人没有自决的权利；赔偿会让德国民众“永远变成奴隶”；德国是唯一被要求裁军的国家。
条约中非议最多的是第231条，被德国人不准确地称为“战争罪条款”。这一条写进去是为了确定德国的赔偿责任。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一群有名的教授公开发表过一份宣言：“我们不否认，战争前和战争期间掌权之人负有责任，但我们相信，欧洲所有参战的大国都是有罪的。”
勃洛克道夫·兰曹一遍又一遍地向协约国最高理事会申诉说：“德国民众不愿打仗，也从不会发动侵略战争。”但是协约国对此只是置之不理，毕竟德国在请求停火时承认了进行过侵略，也承认了自己的责任，现在再想否认已经太晚了。
条约的公开不仅引发了德国上下的震惊，还加重了很多参会代表的不安心理。
美国国务卿蓝辛一直被总统排除在和会谈判之外，他很担心威尔逊当不好一个谈判者。蓝辛发现这份条约证实了他的担心，于是急忙写出了一篇言辞激烈的备忘录：“希望破灭了，和约条款只保住了贪婪的欧洲人的利益，威尔逊主义的伟大原则和美国的理想主义被牺牲掉了。”
英国代表团那边的反应也差不多。一位英国代表说：“缔结和约的时候，我们坚信新秩序即将建立；当和约公开的时候，我们相信‘新秩序’只不过是让旧秩序借尸还魂。我们来的时候视威尔逊总统为导师，自己则是狂热的学生；我们走的时候，他变成了叛徒。”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帝国主义式的和平”，但错不在己，都怪俄国人和意大利人。
俄国人的反应自然是不一样。一部分批评者从大俄罗斯主义的角度抱怨条约太软弱，左翼孟什维克有一些人则觉得太苛刻。他们的抱怨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凡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支持的，就没有人敢于反对。至于“民意”所代表的，有权参与民主政治的俄国中产阶级，“光荣且欣慰”是这一阶层感受的总体描述。
事实上，劳合·乔治正在重新思考整个条约。他清楚地意识到，从长远来看，在欧洲核心地带有一个孱弱的德国并不符合英国的最佳利益。不过英国人的反复无常除了成功地惹恼了盟友，他几乎什么也没做到。
至于德国国内，随着魏玛左派政府的败亡，采取军事戒严和严厉镇压措施的柏林国民政府正在有意识地把政府权力重新授予一个愿意接受和约的中右翼文官政府。
这个新的柏林文官政府由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领导。他对内阁里的同事说，没错，条约会给德国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但是，德国好歹有机会幸存下来。等战争状态结束，工厂就会再度开始生产，失业数字也会下降，出口会增加，而到时候德国也会有钱进口。
尽管兴登堡元帅还说了些类似于“士兵宁可光荣战死，绝不屈辱求生”的漂亮话，但他什么实际行动都没做，德国右翼民族主义者反对和约的立场也就不足为惧了。
签字仪式定在6月28日，也就是费迪南大公和妻子在萨拉热窝遇刺的纪念日，地点选在芬兰湾边的康斯坦丁宫。许多全权代表这几天跑遍了彼得格勒的古董店，想要给自己一个独一无二的印章，以便在条约盖章时留下特殊的印记。
想去观礼也是一票难求。大厅中，五大国每个国家都有60个席位，所有人都挤破脑袋想要在这历史性的一刻留下自己的身影。有一位美国商人胆子很大，指着自己那个印着制造商盾徽的香烟盒说，这就是通行证，结果成功地混到了宫殿旁边。
6月28日的太阳升起来了，夏日的阳光让这一天变得格外灿烂。
载着和平缔造者们的小汽车驶向了康斯坦丁宫。从大门到宫殿的道路两旁都是沙皇的近卫骑兵，身着华丽的制服，骑在马上纹丝不动。
宫殿旁的士兵更多，大台阶两侧站着近卫军步兵，穿的是白裤子、黑靴子、洁白的外套上有红色的立领，戴着涂黑色珐琅漆的钢盔，上面带有一个皇冠双头鹰图案。宾客们走上台阶，这帮精英士兵便举刀敬礼。
宫殿中，政治家、外交家、将军、记者，还有一些精心挑选的普通士兵代表、零零散散的女宾，一边相互交谈议论，一边走到红色软长椅边找到座位坐下。记者区设在房间的另一头，媒体精英们在里面你推我搡抢位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场带摄像的大型签约仪式。
主要人物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进来。会场里摆着一张巨大的桌子，旁边还有两张短一些的桌子，他们的座位就在那里。条约的一个副本装在一个特制的皮盒子里，放在从
博物馆搬出来的一张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古董桌上。高高悬挂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肖像俯瞰着历史的最新篇章。
下午3点，司礼官请全场肃静。萨佐诺夫下令：“把德国人带进来。”一位协约国的卫兵走进大门，身后跟着两名穿着正式礼服的德国代表，他们脸色就像死人一样惨白。
萨佐诺夫用一份简短的声明开始了仪式。德国代表在上千双眼睛的注视下走上前去，用颤抖的手在条约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
房间里的人向外界发出了信号，俄国每一座城市都在鸣炮致意，全俄罗斯的枪炮声汇成了一曲大合奏。一个接一个地，协约国与参战国的代表排队在和约上签字。
在场的人们一开始是带着敬意观看仪式，保持着安静，但随着时间过去，交谈的声音便越来越大了。签完字的代表随意走动起来，去找朋友聊天。其他人则拿着手中的议程表，去找名人要签名。德国人就孤独地坐在那里，没人理睬。
在45分钟之后，司礼官再次要求肃静，萨佐诺夫宣布仪式结束。德国人被护送了出去，他们当夜就启程返回了德国。
彼得格勒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游乐场，街道上到处有人唱歌跳舞。涅夫斯基大道两旁的建筑灯火通明，汽车拖着缴获的德国大炮到处跑。政府花了好几天才把这些大炮找了回来。当席林男爵写完他当天的报告时，夜已经很深了，他还能听见屋外传来庆祝的嘈杂声。
1919年6月28日《康斯坦丁和约》签署之后，协约国最高理事会就解散了。美国和英国代表团在第二天早上乘专列走了。记者和代表各回各家，彼得格勒的酒店也陆续恢复正常营业。妓女们抱怨没了生意。
在1919年的寒冬里，美国驻维也纳的一位年轻外交官接待了一个代表团，团员都是巴尔干地区西北部斯洛文尼亚的白胡子老头。
他们说德语，镇上全部6万人也都说德语，他们说德语的历史超过了700年。现在斯洛文尼亚就要成为新国家的一部分了。他们害怕，不愿意让克罗地亚人统治。美国能不能行行好把他们吞并了？外交官把这个请求告诉了上级，但是没得到任何回复。
仅在欧洲，各国少数民族的总人数就达到了3000万。他们是自己国家怀疑的目标，也是海外民族同胞想争取的目标。假如没有人做点什么的话，他们这个群体是注定要消失的，连同许多别的群体。但是正如参加彼得格勒和会的和平缔造者们所相信的那样，“我们这代人总是要建立一个更好的新秩序，成就伟大、永恒、高尚之事。”
即使威尔逊主义失败了，《康斯坦丁和约》也没有做到尽善尽美，但是某些值得肯定的精神将会延续到下半年的雅尔塔会议。沙皇尼古拉二世要设法缔造一个不同的欧洲新秩序，打破复仇再复仇的恶性循环，完成欧洲联盟的梦想。
第二十五章，雅尔塔体系，其上
1919年6月，罗曼诺夫宫廷的外交官们正忙碌着整理请柬，核对即将应邀参加雅尔塔峰会的高门贵胄信息是否准确。
7月份，黑海边的小城雅尔塔将会变得无比热闹。1位皇帝、6位国王、几十位亲王、约2万名来自俄罗斯、波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德意志、捷克、克罗地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共15个不同地域、文化、民族和国家的名门贵族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邀请，来到雅尔塔享受黑海海滨的宴会和舞会，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重塑欧洲的道德、文明和基督教秩序。
与王公们同行的还有十国首相、总理或是外交部长，还有随行的上千名秘书和文员。文官会在贵族们纵情享乐的时候，严肃地商讨一个宏伟的蓝图：欧洲联盟。
沙皇尼古拉二世作为东道主最先抵达塞瓦斯托波尔，然后从这里的海港搭乘时隔6年未曾使用的私人游艇抵达离此不远的雅尔塔。
尼古拉的住处不在雅尔塔城中，而是在离城7公里的郊区，里瓦几亚宫。这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0年代修筑的一座夏宫，此后两位沙皇时代，这座宫殿又多番改造。这里的气温宜人，即使夏天也不过24℃。因此后来成为了沙皇们最喜爱的度假地点。
里瓦几亚宫坐落于一处环山的平台之上，前后傍着山壁，可以从东、北两面看到极为壮观的山海景色。往下看，绵延的山路两旁布满公园和富豪的庭院。
跟随尼古拉一同抵达的还有他整个家庭。在很早之前，皇后亚历山德拉就说：“在圣彼得堡，我们工作；在里瓦几亚，我们生活。”
1919年除了敲定欧洲和世界秩序以外，两位罗曼诺夫公主的人生大事——婚姻也有所定论。按照罗曼诺夫家族
的惯例，玛丽娅和伊琳娜都将与俄国的亲王们择一而结婚，或是罗曼诺夫的旁支，或是沿袭自古代家族的名门。这样做的原因是防止外国王室拥有一名俄国帝位宣称权的王子。
保罗大公的姻亲还没确定，但贵族大会将是一次机会。只要保罗有看得上眼的公主，或者贵族女子，那么他的婚姻也可以很快确定。
至于皇储彼得，亚历山德拉想要亲自把关。她不喜欢英国人，所以温莎王室被首先排除了；她也不喜欢德国人，可这样一来，一大批德国王公的未婚公主被排除以后，剩下就没几个对象可言了。所以尼古拉劝她不要作茧自缚。
彼得本人倒是对这个话题没有什么意见，似乎还没有什么令他关心的女士。
7月份，受到邀请的，各国、各地区有头有脸的贵胄们陆续抵达了雅尔塔。这场盛大的聚会基本是由罗曼诺夫宫廷掏钱组织的。贵族们欣然到访完全就是来享受黑海的宜人气候，与公款度假无异。正式的国际峰会在7月8日，可那不是贵族们的活动。
纷至沓来的贵族将颓废、纵欲和享乐的19世纪遗风吹过雅尔塔，一时之间这里竟成为了全世界最为欢乐的小城。全欧洲最有魅力的风流女子随着巨富贵胄一同涌入雅尔塔，几乎没有几个贵族是带着老婆来到黑海的。
最漂亮的、穿得最光鲜的交际花每天挽着不同的公爵、亲王出入在不同的庭院中。白天，雅尔塔几乎没什么人在路上行走；可一到了晚上，唱歌跳舞打桥牌的比比皆是。
在贵族们下榻的各个酒店里，女性可以随意出入男士的房间。几名红十字会的护士总是“搞错”门牌号，而且进门之后拽都拽不出来。
这场盛会中最有名的交际花是“威廉明娜”，一位面貌高贵端正、身材曼妙、仪态翩翩如女神的德国落魄贵族之女。虽然饱读历史和哲学，才思敏捷，但她已经学会淫荡滥交。整天身穿薄如蝉翼的裙子，炫耀自己的婀娜身姿，因此她得到一个绰号——“裸体天使”。
彼得格勒的“白猫咪”也混入了这场贵族盛会的中心。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通过白润光滑的肌肤和床上功夫让许多人交口称赞。当然，荡妇之间也会互相厌恶、攀比。负责组织宴会的宫廷大臣弗雷德里克斯伯爵说：即使在床上，德国和俄国的“婊子”也要一决高低。
战争似乎瓦解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禁欲氛围，人人都抓紧时间及时享乐。一些保守的老家伙严厉地抱怨说：“在这里有太多不堪入目的东西。女同性恋当众一起进餐，有时候是六个一起在餐馆接吻……男人也好不到哪儿去，没有庄重可言，什么都暴露在外，就连恶习和贪欲也毫不遮掩。”
雅尔塔从19世纪中叶起就是贵族和资产阶级富豪度假的胜地，所以有很多可以消遣的地方。郊外的马场有赛马；只要你有钱有门路，就能吃到非常好的佳肴；歌剧院上演《霍夫曼的故事》、《蝴蝶夫人》、《波希米亚人》这些脍炙人口的老剧目；戏院纷纷重新开张，演出内容从老戏到闹剧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