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19年12月15日，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就非常严肃地告诉众议院，英国财政部的长期政策目标是恢复战前英镑与黄金的汇率。这样是为了维持大英帝国的良好金融信用。
一旦英镑与黄金重新平价，持有几十亿英镑的英国债权人得到的偿付，就会具有战前一样的美元价值。届时无论是在英国本土还是其他海外自治领和殖民地，那些使用英镑的国际资本就不会比使用美元的国际资本有什么亏损，英镑的国际地位就不会比美元低了。
但问题在于，要想满足这个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金融领袖的要求，英国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呢？为了恢复到战前英镑对美元的同等汇率水平，英国的物价必须和美国接轨。
1919年12月，英国的物价指数相比1914年为240，与此同时美国是190。尽管这意味着英国物价将大幅下降，但只要美国物价持续走高，英国财政部的官员认为这样的调整就是“可以实现的”。问题在于美国没有保持在“可以实现”的状态。
1920年初，美国黄金大量外流，这使得伦敦方面非常担心美联储会因此采取过度通货紧缩政策。可是他们的担心不仅一语成谶，随着美国物价急剧下跌，恢复战前英镑的黄金
平价变得更加艰巨。英国不仅需要缩小英美两国战时通货膨胀的差距，现在还需要跟上美国的通货紧缩。
1920年4月，英格兰银行也像美联储一样提高了利率，同时预算中大幅提高了对高收入者的税率，并削减了30%的开支，这些措施带来了12%的盈余，用于偿还债务。
于是英国物价下跌、利率上涨，但是劳动者的法定最低工资线不会跟着紧缩一起下跌。于是生产企业面临着灾难性的人工成本暴涨，债务人也陷入了实体经济亏损的负资产抵押。接踵而来的是大规模破产。
到了1920年的秋天，英国经济以自由落体之势持续下滑。英格兰银行再三请求美联储放松对美国经济的管控，但是美联储都拒绝了。
日本原敬政府同样采取了紧缩政策，于是日元开始快速升值。1920年3月15日，由于出口猛降，东京的股票市场大跌。大米和丝绸价格一落千丈，将近170家日本银行惊慌失措地发现它们的账户资产正在快速流失。到了1920年6月，与战后的顶峰时期相比，东京股市已经下跌了60%。
日本财相高桥是清对此在内阁秘密会议中解释说，虽然日本在彼得格勒和会上被看作一个大国，但到目前为止，它的地位是建立在其外交站队和军事力量的基础上，这并不能长久，经济力量才是国家实力的牢固基础。美英两国决心要维护或者恢复金本位制度，这相当于再次巩固了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对于日本来说，采取通货紧缩政策会对如今的经济繁荣现象造成打击，但如果不强行把日本国内的工资和物价压下来，日本的出口产业将很快丧失竞争力。随着贸易出口逐渐下降，缺乏财力的日本将再次深陷对海外资本的依赖之中。
在美、英、日三国先后采取紧缩政策时，俄国财政部和金融界相关人士也在进行紧张的讨论。与此同时，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也揭晓了。
在紧张的暴力冲突和街头政治动员后，以人民进步党为首的5个泛自由主义政党组成的进步联盟一致决定推举亚历山大·弗多洛维奇·克伦斯基为他们的大臣会议主席竞选人。
1920年4月的杜马改选结果与皇储牵头组建的进步联盟政客们揣测的结果类似，国家杜马500席位中泛自由主义阵营席位有史以来第一次取得过半数量，这是由于祖国党的分裂导致不少温和右翼的亲自由主义政客向进步联盟靠拢和缺乏统合保守主义阵营的有力竞争者的结果。
4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俄国自民主改革以来第三位宰相，也是第一位自由主义阵营的宰相克伦斯基，被俄国自由派报刊极力塑造为“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天才”、“俄罗斯人民的骑士”、“狮子般的雄心”、“人道主义之友”等等充满夸张色彩的形象。
当赢得杜马大选后，克伦斯基的敞篷汽车行驶在彼得格勒涅瓦大街上举行胜利游行时，蜂拥上来的贵妇们把手中的百合花和玫瑰花撒到他的身上。
新一届克伦斯基政府与维特和斯托雷平领导的政府班底有着完全不同的底色。维特和斯托雷平在成为大臣会议主席之前，他们的身份是长期在政府中履职的职业官僚，他们领导的大臣会议同僚同样也是经验丰富的官僚。而克伦斯基政府的大臣组成班底，清一色都是从未真正接手过中央政府政务的民选议员或者政治活动家。
在进步联盟的政客们坐上大臣位置的同时，原本担任大臣位置的职业官僚们便屈居于政府各部门次级长官的位置上。也就是从第六届国家杜马开始，俄国政府才真正降级屈尊与国家杜马平起平坐。
这对俄国政府内的官僚派别显然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不过这也是尼古拉想要达成的结果。在世界大战之前，尼古拉需要的是减少内耗、提高效率；现在战争结束了，他已经没有确切的目标需要让俄国集中力量发展。现在让杜马中的吉姆·哈克们和政府里的汉弗莱们彼此斗争，让民意诉求和官僚主义互相牵制，才能在公平和效率中得到螺旋发展。
俄国的财政政策比起英美是相对滞后行动的，因此美国和英国的经济措施成为了一个很好的参考样本。对于俄国民众来说，他们既不满于通货膨胀，又担心通货紧缩带来的经济危机，是否会出现英国那种程度的失业率。
但是俄国财政部的职业官僚们经过讨论后认为，通货膨胀是必须得到逆转的，因此无法就是采取的逆转力度大小问题。
1920年5月，克伦斯基政府决定采取通货紧缩政策：增加税率，限制固定预算支出，阻止货币供应的增长等一系列手段缓解通货膨胀。但是国内的经济问题尚可通过中央政府的调节缓缓过渡，来自国外的巨额外债——欠英美的另外200亿卢布债务——则必须以黄金或者美元外汇来
偿还。
除非俄国对外出口出现奇迹般的增长——但这在英美两国激进的通货紧缩政策之下毫无可能——或者大幅削减必需的进口，否则俄国只能等待债务违约。
所以新的危机爆发了。
第四十一章，帝国的危机，其上
全球资本主义国家不约而同选择了不同程度的通货紧缩政策是“咆哮的二十年代”的开端。
首先，对经济动荡的稳定措施打断了不断高涨的革命情绪。随着物价下跌，民众的生活成本也随之下降。与此同时，收紧信贷导致了企业破产和失业率上升，越来越多的失业者让工会的议价能力不断削减。左翼力量随着经济的冷却受到了抑制，右派势力也同样在稳定经济形势的紧缩中遭到了极大压制。
以英美着眼于恢复战前物价和恢复金本位为标志，新的国际金融秩序也在这一轮紧缩中重新建立起来。
在1920年的整个夏天，克伦斯基政府很快结束了对胜选的兴奋感后不得不着手解决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债务违约。
在1915年，俄国财政部通过J·P·摩根在纽约筹集了第一批约2亿美元的协约国借款。为了筹集必需的资金，俄国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了华尔街利息高达8%的贷款。因为华盛顿方面表示要置身事外，所以什么都不做的话，到1921年初的头几个星期时，彼得格勒方面都将在违约的边缘摇摇欲坠。
从1919年开始，英俄两国就强烈希望可以就协约国债务进行集中的内部贬值处理，但这遭到了威尔逊政府的拒绝。由于美国人不肯损失任何利益，债务问题成为了一个定时炸弹。
由于无法与美国就债务问题展开相关谈判，俄国内部不得不另寻方法来解决迫在眉睫的危机。克伦斯基主持的大臣会议虽然进行了许多讨论，但他们这些杜马议员缺乏相关的外交或者金融知识，因此大多可以列为夸夸其谈的政客。真正采取提出有价值意见的仍旧是俄国政府中长期历练的职业官僚们。
不过假以时日，随着民选政党的执政经验积累，这种手足无措的情况会有所好转。毕竟这些政党议员从来没有机会介入政府的实际管理中，从零开始自然磕磕绊绊。
1920年秋季，在法国革命后成为德国柏林大使的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给彼得格勒的外交部发来了一份外交备忘录，其中记述了最近一段时间德国的国内政治变动和他对俄国外债的一次大胆建议。
在混乱的1919年，结束了德国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后，仍旧存在大量左翼的不满情绪，这种情况随着华沙公社起义的爆发达到了第二次革命的边缘。在鲁尔爆发了第二次工人起义，其巅峰时期有5万名赤卫队与柏林政府的正规部队陷入交战。在艰苦的战斗和恐怖的报复行为之后，中右派政府军队夺回了鲁尔，数千人因此丧生。
1920年，德国的民主制度虽然残破不堪但仍旧发挥了一定作用。在暴力活动此起彼伏的背景下，大约两千多万德国成年男女进行投票，以微弱多数优势将德国重新确立为一个立宪的君主制国家。列宁对这次充满争议性的全民公投进行辛辣的讽刺：“三分之一德国人反对，三分之一德国人无动于衷，还有三分之一德国人（这还是在投票存在大量舞弊的情况下）去捧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臭脚”。
霍亨索伦王朝的复辟成为了美国总统威尔逊二次中风的诱因。1919年下半年回国后，他就不遗余力劝说国民接受国际联盟和彼得格勒和约，但得到的主持寥寥无几。共和党主持的国会两院猛烈抨击威尔逊完全迁就于欧洲人的利益，民众也苦于暴乱、罢工的风起云涌。
在1920年的炎热夏天，当身处美国中部游说民众的威尔逊听说，应该作为大战中德国军国主义战犯之一的威廉皇储居然在得到俄国支持的情况下摇身一变，成为了德国凯撒威廉三世时，他气得血压暴涨，严重的中风导致他失去行动能力瘫痪在床。
言归正传，伊兹沃利斯基指出，虽然德国皇帝威廉三世对我国很大程度的感激情绪，但在德国民间，对俄国依旧弥漫着不少敌意情绪。因此尽管俄国可以一定程度上干预德国的政治走向，乃至决定德国王朝复辟，但是德国民意仍旧是俄国必须考虑的因素。得不到德国民众支持的政府，即使有俄国的全力支持，它的根基也是无比脆弱的。
在分析了德国政府的脆弱基础后，伊兹沃利斯基又谈到了外债问题。首先，他通过和英国外交官的交流得知，英国其实也在不断谋求债务延期乃至减免的外交谈判，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英俄是盟友关系。其次，伊兹沃利斯基延续了先前俄国外交部的意见，既债务问题应该和战争赔款问题彼此挂钩：如果德国不支付战争赔款，那么欧洲债务国就不向美国支
付债务利息。
借此，伊兹沃利斯基最后谈及了一点德国当下的政治变化。由于英俄两国与美国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令德国的一部分政客认为，他们可以借助协约国内部矛盾来摆脱彼得格勒和会对他们施加的条约枷锁。这种趋势的一种表现既为德国政府不愿意支付战争赔款委员会确定的800多亿金马克赔款，他们只愿意支付300亿金马克。
最后，伊兹沃利斯基建议说，俄国完全可以把债务违约归罪于德国拖欠战争赔款，因为俄国没有多余的外币支付给华尔街，所以假如华尔街要求俄国偿还利息的话，那么就只能要求德国尽快支付赔款。
虽然伊兹沃利斯基的提议颇有建设性，但是现任俄国外交大臣的鲍威尔·米留科夫在一次与美国大使的交谈中毫无外交常识地泄露了俄国与英国正在就债务问题接近的秘密谈判，这导致美国媒体很快就把大洋对岸欧洲人的密谋给泄露出来。
眼看就要触发众怒，美国政府被迫发表声明，否认有任何进行关于债务进一步谈判的计划。美国参议院则迅速通过一项议案，明确表示，欧洲欠美国的那些钱，一分都不会少。
米留科夫的大嘴巴导致他党内威望严重下降，不得不从外交大臣的位置上退一步，担任了其他职务。克伦斯基倒是接着这次乌龙事件顺势将外交大臣的职务安排给了自己的政治盟友。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尝试进行财政紧缩政策，但是这种努力只尝试了几个月就宣告失败，因为俄国财政部进一步要求德国尽快移交外币来转移债务压力。于是德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印钞购买外汇，这导致通货膨胀再起。民众失望地认为，协约国已经通过和平条约让德国永久成为了债务奴隶。
俄国财政专员建议德国政府实行严厉的压缩工资、降低物价等紧缩政策，借此获得出口的强烈刺激来恢复经济稳定。但是德国政府唯恐得罪本就不满的工人群体，再次爆发大规模混乱，而来自俄国的外来军事援助又让他们担心民众受到进一步刺激，指责政府是彼得格勒的“走狗”，一时之间进退维谷。
整个1921年，德国政府都在试图用这种印钞的方式来支付赔款，通货膨胀由此居高不下，德国马克的汇率也不断下跌，直至印钞还债的方式因为马克信用过低行不通为止。
与此同时，俄国国内经济也因为紧缩和天灾带来的双重打击而陷入新的困顿。
俄国在战前的经济模式大概可以总结为一套从维特时代开始就一直延续到1914年的高税收高投资模式，即俄国政府将钱从民众手里抽出来后，通过投资和提供订单的方式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工厂、铁路和军队，工厂和铁路又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经济价值提供给俄国政府投资。
那么在1920年6月开始的紧缩，无异打断了这种脆弱的循环。从外部环境来说，美国的单边挤压让流入俄国的外国资本锐减，外部输入减少；从国内环境来说，因为财政部削减开支、平衡预算的做法，导致提供订单最大的消费者——政府，现在抽民众的钱去还华尔街的债，没钱消费，打断了经济流动。
消费需求被大量抑制，生产端自然也不好受。紧缩反应在工业上，俄国工人的失业率一度在20%左右徘徊，俄国农民的情况也不太好。因为财政部的新一轮变本加厉的增税将许多脆弱的小农压垮了，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寻求就业机会。可市场萎靡导致就业岗位不增反减，局势十分动荡。剩下的那些农业生产者，即使是富农也因为消费需求降低，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纷纷减产或者寻求国外出口。
雪上加霜的情况来自于1921年夏季伏尔加河流域大面积的干旱，1800万农民面临着自1892年后最为严重的饥荒。二十多年前一边出口粮食一边饿死人的情形再次在俄国农村上演。
原本被誉为“人民的骑士”的克伦斯基，此时也焦头烂额，他现在被俄国民众讥讽为“紧缩小子”或者“饥荒宰相”。可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如今经济恶劣的原因完全是从1914年开始的战争后遗症，把这种后遗症比作俄国身上的“病灶”，那么经济上的“调理药方”显然需要很长时间的恢复才能康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不过并不是只有俄罗斯帝国面临着帝国的危机，大英帝国同样遭受了同等乃至许多更糟糕的事件。因此两个大国都在寻求缓和与合作的机会。
1921年8月，劳合·乔治借着伏尔加河大饥荒的缘由，和俄国驻伦敦大使提出召开一次经济会议，讨论让面临钱荒的欧洲恢复经济活力的方法。
1922年初，在宁静的别洛韦日森林，一次国际经济峰会召开了。
第四十二章，帝国的危机，其中
别洛韦日经济峰会是时至1921年
末，欧洲两个大帝国在经济萧条、硝烟四起的困境下终于决定坐下来好好谈谈。因此经济会议的主旨大体上有这么两条：其一，缓和英俄之间紧张的通过代理人和直接军事行动构成的“战后大博弈”；其二，英俄两国讨论是否可以在美国采取自私自利的孤立政策后，形成立足于欧洲本土的经济循环，复兴欧洲整体局势。
那么在别洛韦日经济会议的英俄缓和共识确立之前，还必须加以说明的是，先前的英俄大博弈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于全球各国战略家而言，世界大战造成了国际关系的剧烈变动，具体对英国的决策者们进行内外分析，一种特别的观点被英国外交人士指出：对于大英帝国，与其说是战后国际格局的大洗牌，倒不如说重新回到了19世纪中后叶英俄对峙的国际局势。
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法、意、日因为自身的种种原因只能作为区域性大国成为世界秩序的一环。要论全球体系，无非就是英、美、俄三大国的争夺。
美国虽然是世界财政金融中心，也是全球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因此如今的超级大国无疑是美利坚合众国。但是美国固有的历史传统——美国例外论——即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山巅之城有两面性。其一是，美国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欧洲人应该听我们美国的道德说教；其二是，假如欧洲人拒绝了美国的“好意”，那么美国就会撒手不管，继续在新大陆成为孤立的自由灯塔。
既然美国在彼得格勒和会受到了欧洲人桀骜不驯的敌意，那么共和党主导的美国政策就转回了隔海观望的孤立主义中。美国自愿退出，所以有资格参与全球秩序的玩家有且仅有两位——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
虽然在1919年，萨佐诺夫主持彼得格勒政府工作时有意维持英俄关系不至于全面对抗，但是俄国四处出击的战略扩张态势仍然令许多英国决策者回想起了过去19世纪时两国展开的“大博弈”，因此患上了恐俄PTSD。
实际上俄国的许多扩张活动的确在挑动英国的神经，包括但不限于：接收德国公海舰队、重新开工德国未下水的最新式主力舰、筹集组建一个排除其他欧洲主要国家干扰的单一霸权支配的中欧同盟势力圈、完全控制土耳其海峡、试图在近东和中东地区扶持亲俄代理人、巩固其在长城以北的经济和文化渗透、与日本建立肘制英国的在华默契。
1919年，虽然俄罗斯帝国经过数轮军队复员，但依旧保留了大约300万陆军，且俄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空军。在外界观察家看来，俄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地军事力量，其陆军力量可以通过横跨欧亚大陆幅员辽阔的国土从世界岛的一隅向四周全面扩张，这无疑是任何海权国家的噩梦。
因此从严格的定义上看，俄罗斯帝国虽然是一个陆权性质的区域强国，但是它的领土太大了，所以可以将其力量投射到的范围几乎遍布了英国所有看重的利益敏感点：德国、地中海、苏伊士运河、中东石油产地、印度殖民地、在华投资。
因此，虽然萨佐诺夫无意于贸然和英国进入全面对抗，但英国十分害怕俄国会直接占据对英优势，必须主动遏制俄国的自由扩张。
英俄战后大博弈由此展开。
第一个激烈的冲突点关于德国。德国在战前是英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因此英国曾参与和会赔款制定的著名经济学者和财政部官员约翰·凯恩斯，也就是之后提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那位凯恩斯指出：德国是欧洲工厂，恢复德国经济就可以恢复欧洲经济，英国受到大战重创的经济也可以得以恢复。
俄国相关人士也认为德国在中欧同盟经济圈内可以成为带动所有成员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这看起来英俄目的一致，但两国深层用意截然相反。英国谋求德国经济恢复，从而带动德国全面恢复，最终成为抵制俄国影响力的反俄堡垒。俄国想要让德国成为欧洲的经济引擎，但又坚持压制德国的正常化企图——摆脱条约枷锁、重整军备等等。
这导致在实际操作中，英俄两国都没有帮助德国恢复经济，因为担心恢复经济的德国会倒向对方，干脆摆烂不管。所以德国经济颓势是也欧洲经济无法恢复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经济以外，俄国扩充海军的行为完全让英国绷不住了。4艘巴伐利亚级战列舰和4艘马肯森级战列巡洋舰的总吨位加起来就有24万吨，再加上德国和俄国余下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的吨位，林林总总合计也能有40多万吨。换而言之，英国花了4年时间，毁灭了挑战英国海权的德意志帝国，然后那支实力强劲的公海舰队如今换了个模样出现在俄国手里。
温斯顿·丘吉尔在下议院极力鼓吹重启“大博弈”，他如此说道：“从北海边
的威廉港到中国黄海旁的大连港，一场伟大的游戏已经出现在不列颠人和俄罗斯人之间。这场大博弈决定着欧亚大陆的主导权，而伦敦现在落在了彼得格勒身后。”丘吉尔的挑衅引发了英俄两国帝国主义者之间深刻的敌意。
作为捍卫英国海权的体现，还没有得到喘息的英国公民不得不再度把他们的税金用来参加新一轮的海军竞赛。不过海军竞赛最有力的竞争者显然不是俄国，而是财力工业双绝的美国。美国民众不喜欢军备竞赛，所以新上台的共和党政府与总统哈定邀请卷入主力舰竞赛的各大国进行海军裁军会议。
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海军会议确定了“海军假日”的大方向，对于俄国来说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海军问题上它应该坚持什么立场。以俄国海军部而言，自然是一支与国家地位相匹配的大舰队，但俄国既没有财力也没有工业技术来支撑与英美平起平坐的舰队实力。
最终，美、英、日、俄、意五国敲定的主力舰总吨位比例是5:5:3:1.75:1.75（十万吨），俄国同意将1艘巴伐利亚级和1艘马肯森级停工并拆解。
实际上法国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他们的主要诉求是英国停止对公开叛乱的法属非洲殖民政府和徒有其名的法国国民政府的支持。
法国殖民地当局对过分左倾的母国没什么好感，可他们缺乏反抗本土的力量，所以只能与英国人进行合作。通过密谋活动，集中驻扎在土伦的法国舰队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叛乱事件，不满红色当局的海军军官把船开往北非，虽然他们拒绝与英国人进行军事合作，但还是不得不接收英国提供的补给和支持。
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殖民帝国，在公开叛乱、民族起义和许多暴动、罢工、叛乱活动中，这个海外殖民体系进入了解体状态。这对法国本土来说是一次不小的冲击，但是不利因素中还蕴含着新的机遇——既然法属殖民地已经倒向了非法政权和大英帝国的支持——那么干脆公开承认所有殖民地居民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力，许多来自殖民地的民族进步人士选择投向巴黎和第三国际的怀抱。
在欧洲革命相继失败的情况下，或许第三世界将是一个新的赛道，但这不是20年代的故事，暂且不表。
第二个冲突点关于地中海、近东和中东的热战。
英国在世界大战中承诺将土耳其海峡交给俄国，虽然过程有所反复，但结果没有改变。之后英国执行的是远端封锁政策，即通过苏伊士运河和马耳他岛等战略支点继续遏制俄国。只不过很快一个变数出现在英国人视线中：凯末尔领导的安卡拉民族政权，由于他拒绝彼得格勒和会施加的苛刻条约，因此俄国、希腊和亚美尼亚军队联合出兵土耳其半岛内陆。
最开始凯末尔寄希望于和俄国产生裂隙的英国可以提供援手，只不过劳合·乔治政府也看不起凯末尔，觉得此人只不过是螳臂当车的宵小之辈，很快会被三国联军消灭。可接下来的发展出乎英国人意料：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军队虽然在正面战场大败亏输，可接下来凯末尔果断选择化整为零，在地形褶皱崎岖的半岛内陆打游击。
游击战争就是非对称战争，这不存在决战，因此战争必然进入长期消耗战。这对许多英国人来说，让他们回想起来布尔战争的情形。这次他们准备帮助凯末尔，因为俄军深陷土耳其半岛泥潭，就可以拖慢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扩张。
有英国人的输血，加之土耳其民族确实感受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导致俄军也无法在短期内取得战役的胜利。总司令尤登尼奇指出，游击战争就是土耳其全民抗击俄国及其仆从军，所以要消灭凯末尔，就跟消灭土耳其民族没什么区别。这导致俄军只能大修集中营、采取封锁和扫荡战术。
这是克伦斯基上台后面临的一个棘手情况，俄军在土耳其半岛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成为了道义上的污点饱受国际谴责，高昂的军事开支也让长期战争变得难以接受，可凯末尔又拒不承认条约，战争只能继续耗下去。
土耳其半岛战争成为了俄国财政的一个出血点。彼得格勒政府十分恼怒于英国的所作所为，于是决定进行报复。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俄国的影响力在爱尔兰、埃及、伊拉克和印度等地不断增长，让日不落帝国也体会到了日不落的叛乱。
大量的卢布和莫辛纳甘支撑着爱尔兰共和军的残酷游击战；利用中亚棉花大丰收打压国际棉花价格，让埃及棉农受到重创，随后是开罗暴乱；在伊朗高原，分裂成两个国家的亲英波斯和亲俄波斯陷入了一连串的边境战争，双方军队中皆有两国教官的身影；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也寻求俄国人的支援，从而摆脱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孟买、拉合尔、阿姆利则和艾哈迈达巴德都因为彼得格勒推
波助澜的民族运动陷入混乱。
彼得格勒的敌对行为反过来也导致了英国人采取更为激烈的态势进行报复。伦敦收留了毕苏斯基、班德拉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波兰、乌克兰、格鲁吉亚、芬兰民族分离主义者，还企图通过操纵穆斯林世界的民意来煽动俄属中亚的穆斯林暴乱。
双方互相进行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剑拔弩张显然令两国势力范围的边缘处于不稳定的同时，对两国的经济和国内稳定也没什么助益。
时至1921年，借着俄国伏尔加河流域陷入严重的旱灾，劳合·乔治释放了缓和两国紧张局势的善意。他认为英俄两国互相拆台是恶性竞争，对两国没有什么好处。眼下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经济的恢复，所以应该停止敌对行为，坐下来好好谈谈。
至此，随着别洛韦日经济会议的召开，英俄战后大博弈逐渐走向缓和，第一个对峙高峰结束。
第四十三章，帝国的危机，其下
1922年1月16日，在距离彼得格勒129公里的城市维堡，英国代表和俄国代表坐在一起就“债务”和“经济”问题进行了多次深入的探讨。
对于英俄两国来说，世界大战对经济造成的损失无以估量且时至如今还没有完全恢复。
在战争年代，英国为战争支出了约124亿英镑。由于遭到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和战争破坏，英国的国际贸易额急剧下降，失去700万只吨位的船只，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1914年其商业船队的38%。有形贸易同样遭受重创。1918年，进口在数量上比1913年下降27%，出口下降幅度更是惊人，达到63%。为了平衡国际收支，英国不得不卖掉10%的海外资产，并向美国借债，1919年英国欠美国的债务已达8.5亿英镑，占美国对协约国贷款的45%。
对于俄国而言，由于东线主战场造成的物质破坏主要集中在现在的波兰王国境内，因此蒙受的直接战争损失已经无法统计清楚。战争直接导致了约250万人死亡或失踪，500万人受伤。由于战争所需人力主要来自农村，农村劳动力的缺乏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严重衰退：1919年农业生产也只达到战前水平的66%。工业生产到1919年同样低于战前水平，由于临近战争结束时军事工业生产严重过剩，从1918年开始，与军工生产直接相关的钢铁工业等部门生产急剧下降。由于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俄国财政部只能不断借取外债，至战争结束时欠美国110亿卢布，欠英国70亿卢布，欠法国60亿卢布。
因此双方对话的第一个问题是：债务。
由于俄国不仅欠美国人的钱，还欠英国人的钱，因此俄国财政部的高级官员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方案来解决债台高筑的情况：他们建议英国方面高调且大度地单方面取消俄国的70亿卢布外债。这样，华盛顿方面就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同样的措施来展现绅士风度。
俄国外交部十分赞同这一提议，认为它将“在接下来的一代人当中”为英国赢得荣誉，同时确立起英国“无可争议的世界精神领袖地位”。但是英国外交官十分抗拒这种提议。如果伦敦方面试图迫使美国，让它不得不跟在英国后面，他们不确定华盛顿方面可能有什么反应。
英国外交部的态度趋于中庸，他们老调重弹地提前了一个对欧洲人而言都可以接受的逻辑链：德国先偿还战争赔款，然后协约国偿还战争债务。但是哈定政府已经多次明确表示，赔款和债务是两个问题，美国不接受德国不还款协约国就不还利息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