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本格教授对尼古拉陛下寄予了厚望。”
维特翻阅这本不厚的小册子发现，本格的这份遗嘱力图说明沙皇相信保守主义在俄国将会无所作为。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老师将他的‘遗嘱’交给了你，看来他还是选择了你成为他的衣钵，无可置疑，你确实是他最出色的学生。”
“这是我的荣幸。”
在本格病重的期间，不少圣彼得堡官僚系统的学生都来看望了这位老政治家。
等到维特再次觐见尼古拉二世的时候，本格已经离世了，大概是心愿了结的缘故。
“这份是？”
“这是本格教授生前留下的一本笔记，希望陛下能够认真阅览。”
维特称这份笔记是在整理本格的遗物时从档案中获得的。
“嗯。”
尼古拉接过之后翻阅起来。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大体延续了本格的许多自由主义主张，他认为要把俄罗斯帝国从社会暴乱中解救出来的方法就是让社会主义理论无害化，要把革命运动限制在社会改良中。
本格认为同社会主义作斗争需要道德风尚、规章制度和法律，加强所有的和每一个拥有自己不动产的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在物质上的利益。
“政府干预工业活动过多和压制个人的创新精神，是近十年来严重的错误……如果政府插手私人工业已取得成就的那些部门，想要垄断工矿企业，那就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总之，本格大体上依旧遵奉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且对维什涅格拉茨基和维特执行的关税保护主义认为太过了。
“你看过这份笔记了吗？”
尼古拉看到一半的用力眨了眨干涩的眼睛然后随手举起搪瓷杯抿了一口英国进口的红茶。
“只是随手翻看了几次，之后就将原件给陛下您了。”
“嗯……本格在笔记里还提到了土地改革的事情。”
把本格批判维特举措的事情暂时放到一边，尼古拉把本格与当下改革相符的几点思想摘取出来与维特讨论。
本格的笔记中将村社的集体土地所有制看作是俄国社会主义产生的因素之一。
“村社是农业经济进步的新措施和新技术的障碍，而且还是增长普遍赤贫的原因。”
本格在这之后还提及了自己的几点看法。
“为了发展农业的私有土地，要组织大批农民迁居到未开垦的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防止出卖份地抵债，以及开办短期贷款等。”
在有关于农业改革的想法末尾，他再三提及希望沙皇可以关注到农民的贫困问题，必须要继续进行赋税改革，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实行所得税制度。
除了许多和当下已经在筹备进行的改革有所关联的建言之外，本格还对工人有特别的关注，他认为俄国政府对来自工人方面的威胁明显估计不足。
“鉴于工厂主对工人的肆意专横和拒绝对工人的社会保障进行负担，俄国政府应当采取劳动保护，进行生产培训，对安全生产事故进行保险，审理工人和企业家的九分，为工人建住房、澡堂、洗衣房、食堂、图书馆等。”
总之，本格认为“要让工人意识到资本家是可以依靠的，而不是敌视资本家，要让工人相信资本家能够改善工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在最后，本格谈及他深感体虚力乏深感时日无多，因此作此笔记视为对尼古拉二世皇帝陛下的最后遗言。
“不改变国家管理制度，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经济和社会关系方面的改革。”
可能是人没了生命方面的顾虑，他的发言也大胆不少，本格认为
改革如果要推进，国家制度也必然会改变。
专制制度必然从俄国的现实中悄然离开，如果皇帝陛下能够继续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事业。
显然，猝然离世的本格将所有希望都放在了尼古拉身上。
“这本笔记很有用，我希望能够复印十几份分发给我的大臣们阅读。”
尼古拉把本格的笔记放在一旁，郑重其事地对维特说。
“是的，陛下。”
第三十七章，清廷的挣扎，其一
“唉……”
1895年9月，许景澄于俄罗斯帝国首都圣彼得堡望着清国公馆外静静流淌的涅瓦河时不由得发出一声哀叹。
“大人为何事而叹气？”
一旁的佣人不明所以出言询问说，四十多岁从浙江带来的老佣，因为手脚还利索所以专门伺候许公使驻俄。
“为国事而叹。”
许景澄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可看见女佣眼神中的困惑和不解时，几欲脱口而出的话语全都咽了下去。
许景澄是浙江嘉兴人，出生于官宦之家，自幼饱读诗书，成年后也一如祖先那般走上了科举仕途的道路。
1868年，也就是同治七年中进士，那年他才23岁，正是少年成名。
后来许景澄于翰林院任职。
在翰林院清闲的日子里，许景澄不满足于做一个传统的翰林词臣。他恶补洋人的学问，靠勤奋读书为自己打开了另一扇窗户。
有次，为了买一本介绍西洋的书，许景澄从微薄的薪俸中每月存一两吊钱，存了几个月才终于买到手。
这时，他已经明白，今后国家大势，必重邦交。
大清国第一批外交大使可不像后世习以为常，大清国先前从来没有向外国派出过使节驻留。
不仅如此，士林领袖、同治帝师倭仁说起西方列强：“彼等之风俗习惯不过淫乱与机诈，而彼等之所尚不过魔道与恶毒。”
当时国内舆论环境对派出外使的看法可见一斑。
1880年，35岁的许景澄开始外交生涯。
清廷确定他作为出使日本人选，尚未动身，他的三个孩子在十日内先后夭折，强忍悲痛赶赴上海，准备坐船，又接到父亲的死讯，他只得速速返乡守孝。
许景澄重返政坛，已是3年后。
1884年，许景澄出使法、德、意、荷、奥等国。后来又兼任驻比（比利时)、驻俄公使，成为著名的“七国公使”。
他驻外期间，中法、中日相继开战。险恶的外交局势导致他使途坎坷，片刻不得清闲。
中日甲午战前以及战时，他开展游说，以争取欧洲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并秘密采购大批军舰、快船、枪械、弹药。
北洋舰队的镇远、定远、来远等战舰，都是他负责订造的。
甲午战败时，许景澄身在俄国圣彼得堡。
为了减轻《马关条约》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他力邀俄国联合法、德胁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在给表弟的信中，他曾说：“俄国约法德二邦胁劝日本归还中国之领土，皆兄所商量接洽。”
尽管如此，他深知“联俄拒日”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曾因俄国侵占帕米尔地区，与俄国人展开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完全明白俄国的图谋。
可还是那句话：形势比人强。
更加难堪的是，时人都认为正是这些外交使节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才签下一笔笔丧权辱国的条约。
“近日俄报述有日本人游学在英，今来俄都往晤伯爵伊格那替业福，并至报馆与主笔人谈论。大略谓日本无意与俄争辽﹐愿与俄国联结一气，并劝俄假满洲之地开造铁路，两国互通商利，一陆一海，同霸东方，俟归国陈请施行云云。”
许景澄定期会给总理衙门寄回一段时间中各国的外交动向，他已经注意到了近日俄国所谓借地筑路的舆论甚嚣尘上。
伯爵伊格那替业福乃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那季耶夫，他作为俄国前外交大臣，《北京条约》便是他的成果之一。
至此停笔之后，许景澄沉吟了一会儿，又拿出一份俄国的报纸拉回翻看研读，之后站起身在小小的书房中踱步，等到心中有所定计之后再次握笔疾书。
“此殆游说之术。其劝筑悉毕利铁路，心计尤不可测。伊格曾与我议立《北京条约》，素习东方事，其人往晤，亦可觇其用意……悉毕利之路取道我境，彼报言之不已，必将有向我明商之举。”
“巧婆替我把剪子拿来。”
“好嘞。”
许景澄把自己购得的俄国时报裁剪下一个版面然后附加在信中并多写了一份翻译成中文的纸条一并放入信中。
“俄报述《奥国时报》得森堡信云：俄国欲与中国商假满洲地为接造悉毕利铁路，以达黄海之议，日多一日，不独报馆私论，即俄执政大臣维特亦有此意，想迟早终当
与中国商议开办”
最后，许景澄写道：“应请堂宪密豫讲求，以酌后来进止”的建议。
写完这份信函之后，许景澄重重地舒了一口气。
空闲下来的许景澄站起身，当他透过书房的窗户向外看去时，意外地在窗户的玻璃倒影中发现自己的两鬓多了些许白发。
“许国强啊……国强……”
早年“外交强国”的理想他还不曾忘却，许景澄曾给自己一个“许国强”的名字以示抱负。
可如今，国强不知何年何月，许景澄悄然已鬓发翻白。
“时事日非，一身将老，每一念之，凄然泣下。”
还没等到许景澄的信送回国内，俄方的行动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展开了。
同样在9月份，俄国未经清廷总理衙门批准便擅自派专员来东北勘测路线。
据吉林将军恩泽向总理衙门的致电说：“俄官带人十数名，持俄国护照，拟取道南岗，赴马（长）白山、奉天游历，请饬保护等语。当告以地属荒山，碍难保护，俄照行于内地，与定章不符。嘱令来吉换照，竟不允从，业已径行矣！”
俄方所图之事呼之欲出。
10月14日，俄国驻华公使喀希尼迟迟来到总理衙门解释了此事。
“惟时已晚，将届严寒，该学士等应不稍失时动身，故不能待北京发来护照。”
总之，列强的本色都是能不讲理就不会给你讲理的机会。
喀希尼还向总理衙门第一次递交了关于借地筑路的正式文件。
“铁路将来或可与贵国在满州地方日后兴造各铁路举办相接。”
但俄国人一向喜欢用谎言掩盖众所周知的意图，因此他还故意催促清国乘早于东北兴建铁路。
第三十八章，清廷的挣扎，其二
中俄借款一事对清廷官员来说有喜有忧。
喜是借款的利率相比清廷自己与外国银行家谈判的比较，要来的优惠不少，而且俄国在清廷困乏之际伸出援手，对清廷的上下官员来说无异是雪中送炭。
忧是借款的额外条款，再加上俄国借地筑路的舆论甚嚣尘上，随着俄国新一轮的图谋暴露，不少人又对俄国产生了猜忌心理，怀疑这是否会造成引狼入室。
比如说原本大力支持联俄制日的张之洞在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他就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自造铁路”的主张。
“俄国建造西伯利亚铁路，意在网罗亚洲东方一带贸易。此路一成，凡欧亚相通之英、法、德三国公司轮船无不大受其损……此路一成，俄可独擅二洲东方贸易转运之权……且辽东根本重地，后患甚大，不可不防。”
张之洞基本将俄罗斯帝国大臣会议联席主席维特的谋划猜得一清二楚，可光知道俄国人的想法并不重要，清国现在的外交形势和它本身的懦弱态度致使其只能采取对俄友好的策略。
为此，张之洞建议总理衙门如此这般：
“为今之计，惟有速与俄议，凡自俄境入华境，以后无论鸭绿江南岸、黑龙江南岸，达于海口，其铁路皆由中国修造，俄国运货、运兵皆可行用，惟运兵须议定章程限制。造路之费，即以本路作押，不须海关，其款即托俄代借，彼亦可有沾润。”
也就是说，即使俄国人占了修铁路的大便宜，但我们清国也要沾点油水，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但是因为俄国外交部一直处于沉默状态，总理衙门唯恐伤害到中俄友好关系，因此没有对张之洞的建议做出表态。
直到9月份吉林将军把俄方擅自入境勘测铁路路线的事情上报之后又过了差不多整整一个月，10月14日俄国外交部才派遣大使喀希尼姗姗来迟，解释了此事。
既然俄国已经正式将其“借地筑路”的谋划或明或暗通过各种渠道暴露了出来，总理衙门也随之开始自己的行动。
10月16日，翁同稣曾于“灯下草俄欲办东三省铁路夹片”，并于次日“晤樵野（张荫桓），以昨稿令酌，恭邸、李公皆以为然矣。”
10月19日，他们向清廷连上两折并表明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
“详译该使照会，以将来或与中国在满州地方兴造铁路相接为词，是刻下竟有借地修路之势，中国于东方铁路岂能置为缓图？查边界铁路，两国接连，西国习为恒蹊，中土尚为创举，其中利弊，亟宜预为详细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