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吸收社会贤达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特别是在地方性的事务上，换而言之，原本亚历山大三世一再打压的地方自治会和城市自治机构将会得到新一轮的扩大。
为了保障公民的充分自由，也必须扩大俄罗斯帝国公民在言论、结社、集会、人身和信仰上的自由原则。
这一系列充满自由主义精神的改革要求被归纳为了《1
896年10月26日诏令》，尼古拉随即在几天后的诏令成文条款后欣然签字，并责成大臣联席会议尽快采取措施实行新的法制。
这些重担无疑都交给了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的身上，他几乎事事都过问，事事都关心，首相的办公厅中堆积起成山似的材料。
大臣联席会议将会把诏令的精神转化成具体的主要法律条款，这些最粗的纲领性法律经过批准之后，还将分门别类地讨论每个细节问题，为此还会举行专门会议，会议主持人和成员都由维特推荐，尼古拉批准。主持人有权自行要求计划外的人列席会议。问题一经交付专门会议讨论就不再由大臣联席会议处理，而是由会议主持人直接向维特禀报。
国务会议主席、国务会议下属各组主席、国务会议成员、政府各部大臣和总监、正教公会代表、圣彼得堡大主教，可以说俄国官僚系统的大量高级成员都被调动了起来，这个笨重的官僚机器在维特宽厚的大手敲打下磕磕绊绊地高速运作起来。
不过并非所有的一切都推进得如此顺利，在协商国家杜马条例的方案时，声音明显就变得不和谐了起来。
随着《10月26日诏令》的颁布，所有人都知道国家杜马已经呼之欲出了，因此所有人都想要尽可能在国家杜马上占据一席之地，这样一来，国家杜马的选票权重成为了决定这个杜马性质的重大分歧选择。
在政府内部讨论国家杜马的选票权重，或者说侧重于什么政治群体时，有一种明显的倾向，甚至不是倾向，而是一种极其肯定的判断，即认为在目前唯一可以依靠的社会上的政治力量是农民。
大多数高级官僚都认为农民是国家保守力量的支柱。
因此选举法主要应当以农民为基础，换而言之国家杜马将会是农民的杜马，表达农民的观点。
大多数知识分子则依托自由主义报刊为阵地，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大城市的座谈会、宴会和论坛发挥社会上的影响力，知识分子的观点大意就是：我们愿意君主在位，但不希望他支配俄罗斯帝国。
用威廉二世讥讽英国的立宪君主制的话来说就是：做一个“可悲的签字机器”。
俄罗斯帝国的权力应当属于人民，而人民通过选举代表来行使权力，人民代表不用多说，主要应该由知识分子来担当，因为现在人民还是愚味的。
这些知识分子希望皇权尽快离开国家权力中心，官僚则应该成为一心办事的公务员，要由人民代表选出的获胜者成为首相，建立西欧的资产阶级立宪君主制，还有些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最高层中，贵族也对知识分子随声附和，他们对知识分子提法的前半部分未作修改，而只是改变了后半部分。
贵族的呼声差不多是这样的：国家治理权应当由贵族掌握。贵族才是俄国社会的中流砥柱。
说得更直接一点，他们就是这样对尼古拉二世喊话的：你放弃专制统治无疑是愚蠢的，但是如果你把治理权交给我们贵族，那么还悬崖勒马为时未晚。
农民很少能够独自发出什么强而有力的观点，但大体来说，农民的观点依旧是十分传统的：人民不能没有沙皇而生存，而沙皇也只能依靠人民。
农民对政治改革、选举和国家杜马没有任何了解，也没有多少积极性，他们更在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经济上的风吹草动更加敏感，也渴求这方面的改革。
毫无疑问，国家杜马将会成为利益集团纷争频发的阴谋舞台。
第七十七章，失控的舆论
在议会的选票权重这个问题上，尼古拉也犯了难。
世界政策、外交大势、经济抉择、管理技术这类偏向泛泛而谈的宏观战略抉择，尼古拉还能指出个一二三来。可民主政治、选票、乃至于选民群体划分这类事情，尼古拉可是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的孤陋寡闻之人。
好在这方面各国都不讲究什么原创性，基本都是你抄我、我抄你。
尼古拉思来想去，俄罗斯帝国的宪法就目前而言有两个模板可供抄袭，第一个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第二个是明治日本。
这两个国家的君主都在建立宪法的基础上保留了大量的君主实权，但在如何保留君主权力这个问题上，还有不同的操作方法。
这方面尼古拉研究很浅，因此还需要对此颇有研究的专家给出成熟的方案以供挑选。
不用多说，这位专家就是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
议会、革命与反革命有时候是作为互相转化的三股力量存在，议会又可以称之为渐进改良路线，杜尔诺沃既是研究“革命”的专家，也对如何反革命、议会如何运作有自己的考察。
当杜尔诺沃被传唤至圣彼得堡的皇村时，已是11月。大雪纷飞，不过亚历山大宫中
都通了暖气，气温反倒是让人有些热得出汗了。
外立面是米黄色的亚历山大宫的建筑平面图类似一个凹字型，宫殿西翼是尼古拉二世和皇后居住的套房，宫殿东翼是皇太后玛丽亚·费奥朵芙娜和已故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套房。
杜尔诺沃走过亚历山大宫中央的廊柱群便抵达了尼古拉二世皇帝陛下所在的办公室中。
他最近一直在为普列维做事，两人都是聪明之辈，在他们的努力下，俄罗斯帝国暗探局的规模扩大了数倍，效率也成倍提高了，甚至有不少革命者都是帝国暗探局的双面间谍。
“在下对德国的议会运作有过切身考察，因此，陛下请允许我先从德国开始讲起。”
尼古拉点头应允。
德意志第二帝国错综复杂的制度不比俄罗斯帝国的政治机器要来得简单，根据1871年宪法成立的德意志帝国一般被称为二元君主立宪制联邦，乍看起来这是一个带有虚君色彩且十分松散的联邦。
德意志皇帝只是德意志联邦主席的荣誉头衔，最高权力由26个邦的代表组成的联邦参议会掌控，由25岁以上男性公民普选产生的国会则与联邦参议会组成事实上的上下院共掌联邦的立法权，联邦主席即皇帝任命一位宰相领导联邦政府。
帝国不设各部，而是由宰相的办公室负责帝国具体的行政事务，直到1878年宰相办公室才进行扩大，分出8个“帝国办公厅”，分别负责外交、财政、内务、海军、邮电、铁路、司法和阿尔萨斯-洛林事务，其负责人称为“国务秘书”。
所以德意志帝国不存在部长，除宰相以外也不存在别的帝国大臣。
然而联邦只是德意志帝国的第一层制度，德国三分之二的领土、五分之三的人口和绝大部分军队都集中在一个邦手中。
这个邦普鲁士是个君主实权颇大的中央集权二元立宪制王国，在联邦参议院中普鲁士邦占了58个议席中的17席，足以否决任何它不同意的提案，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
普鲁士国王永久兼任皇帝，帝国宰相兼任普鲁士首相，领导普鲁士政府。
无论帝国宰相还是普鲁士首相，都只对皇帝本人负责。
不难看出，在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王国两块牌子下是一套班底的成员在运作，因此居于权力最核心地位的依旧是霍亨索伦王朝世代更迭的实权君主，而非民选或选贤任能产生的任何个人或机构。
尼古拉听得有些头晕，不过没关系，他大致是明白了，依靠普鲁士邦的绝对优势来间接控制德意志帝国这个大框架，中间的弯弯绕绕越多越能让普通人云里雾里，保证少数人的政治权重放大。
“唔，我还未对日本有多少了解，不过既然日本作为一个小国战胜远超它体量的清国，想必也有它的过人之处，这还请陛下允许我收集材料之后再另做报告。”
杜尔诺沃谈及日本时，虽然没有许多俄国大臣那种白种人对黄种人的傲慢态度，但依旧认为远东小国的参考价值不高，因此鲜有了解。
“您今天给我讲述的内容令我眼界大开，我很高兴。”
尼古拉站起身与杜尔诺沃握手，后者精干地提着公文包就欠身离开了。
政府内部加紧商讨拟定国家杜马的同时，俄国的民间也越发得活跃了起来。
《10月26日诏令》和其自由主义原则一经颁布后，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帝国高等院校都成了每天举行集会的场所。
参加这些集会的是大量的大学生、教师和高校的教授、官僚、中下级军官，来自高等女校的女大学生，还有一般路过群众，甚至也有上流社会的群众。
不过这些群众不都是来参加集会表达种种诉求的，许多人就是站在一旁来看热闹的，对这种破天荒的现象感到好奇。
不论是自由派的报刊，还是保守派的报刊，几乎所有报刊都卷入了对国家杜马、选举和立宪的讨论中，尽管方向各有不同，但都振振有词地提出各种眼花缭乱的主张、诉求。
除了公开发行的报刊外，还有成千上万份秘密报刊，五花八门的各色传单、宜言和纲领。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整个俄国已经在一连串的放纵和连锁反应下被惊醒了过来，甚至是变得有些头脑发热了。
尼古拉所设想的是代表人民的国家杜马，但这个国家杜马不能真的代表人民。它应当负责的是象征性工作，在立法权和预算审核权这两点上还应该次于政府的行政权，这样才能确保俄国政府的走向不会被民意裹挟。
但是俄国民间的这种幻想，由来已久地对立宪的幻想，觉得一旦建立国家杜马，那么它就应该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成为俄国进步、强大的源泉，这种体制崇拜的观点在俄国相当有市场。
因此如何把国家杜马条例既要符合尼古拉的心意又
能把殷切期盼的群众糊弄过去，成为了一个难题。
第七十八章，地方自治机构的联合
19世纪的欧洲国家中，不论是英法德这样的列强大国，还是意大利、北欧国家、低地国家的人民政治热情都表现得尤其高涨。
但同时，俄国的专制君主们表现得恰恰相反，他们利用对其俯首听命的官僚警察机器，竭尽所能地阻止国家社会生活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试图将政治、思想、艺术甚至是历史都变成君主及其仆从大臣的专有财产。
法国作家、旅行家德·屈斯蒂纳侯爵在他的游记《1839年的俄罗斯》中写道：“这里根本没有自由，也就是说，这里没有生命。”
当然，认为俄国根本没有任何民主历史的观点也是有失偏颇的。例如，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维彻（指召集的市民大会)、俄国农村实行的村社集体民主制度、哥萨克的自治等都具有一定的民主因素。
在16到17世纪的缙绅会议上常常会讨论国家的重大事务，甚至包括俄国沙皇的继位问题。在会议上，具有发言权的不仅有波雅尔贵族和服役贵族，还有城市工商业的代表，甚至会有农民代表。
这也是俄国一些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普遍支持召开缙绅会议的原因。直到19世纪末，召开立宪会议的思想取代了缙绅会议。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俄国空前高压的专制制度或许已将这些过去的民主制度因素彻底消除，或者将其解构，结果导致如今的俄国只能从头建设民主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能够发起自由主义改革的只有沙皇本人与听从君命的政府。
如今的俄罗斯帝国是否已经准备好进行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改革？
在维特主导的政府内部，这个争论已经被压缩到了最小，他为俄国设计了一整套雄心勃勃的现代化方案：大力引进外资、高速工业化、政府投资、高税收和土地改革。
原先维特认为在专制制度下就可以实现俄国的现代化，但自从掌握国家首相之权后，这位务实的改革家立马变换了自己持有的观点，他新的观点认为只有政治自由化才能创造出一批富有创造精神的私产者来维护俄国的新政。
但是维特也有他的缺点，他生长于专制时代，因此对舆论、民意多少算是漠不关心嗤之以鼻，其他的高级官僚各有专制时代的习气。
所以尼古拉目前在圣彼得堡皇村休假的日子里，往来的人士只有宫廷贵族和政府官僚，多少算是与社会隔绝了。
而外界对这一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且没有定论。但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专制统治并不是一无是处，而政治自由给人民带来的却只有无序和破坏。
另一种观点则相反，由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延缓推行早已酝酿成熟的改革，最终将会导致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
历史已经验证了第二种观点的正确性，但吊诡的是，历史也将同时证明第一种观点也是正确的。
“我可以自信地说，在‘地方事务’上，我尽职尽责，严格而准确地履行了大会的决议和指示，以促进地方自治会议与执行机构之间必要的团结和地方自治的发展，这无疑是主要的工作。”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希波夫于1896年8月11日在全俄省级地方自治局主席会议时所述。
希波夫的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祖父是职业军人，有9个儿子，希波夫的父亲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在通信工程兵团指挥学院毕业，参加过1828年的俄土战争。
希波夫的父亲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希波夫1849年退役，购买土地经营农庄，很快就积累了超过4000英亩土地和960个农奴，因此多次当选县首席贵族之职，并于1875年当选为国务会议成员。
希波夫是尼·帕·希波夫第三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1867年进入莫斯科大学物理和数学系学习，1870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深造。
1877年，希波夫和家人搬到了莫斯科省沃洛科拉姆斯克县的博托沃家族庄园。家族庄园很大，耕地面积为2480俄亩，有接近十个村庄大小。希波夫的年收入大约是5万卢布，其中2万来自于博托沃的家族庄园。
当年他就当选为沃洛科拉姆斯克县的地方自治会议员。
1891年高票成为县地方自治局主席。
1893年成为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主席，自此，希波夫的政治生涯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896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庆祝活动期间，沙皇尼古拉二世应允将会在其执政中推行自由主义的诸多措施来推进俄罗斯帝国停滞的改革事业，令地方自治机构中的立宪主义者雀跃不已。
借此好时光，萨马拉
省地方自治局主席普利米尼科夫建议，在圣彼得堡或者莫斯科中召开省地方自治局主席联席会议。
大受鼓舞的希波夫立即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开始作出必要的安排。
“我们应该将会议局限为一种私人性质的会晤，建立在省地方自治局主席之间的相互沟通上。”
希波夫觉得会议不能太过于冲动，容易引来政府的密切关注，当下的时机只能做到这个程度。
这次会晤发生在希波夫提供的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庄园中，于8月8日至11日。
全俄一共有35位地方自治局主席，19位参加了会议。
会上讨论的基本都是技术性问题：在省、县地方自治局实行单一账户制、从省资金中发放福利金的可行性。此外还考虑了其他一些问题，如农业危机、粮食价格下降、铁路运价、关税等，进一步的讨论将会在下次会议进行。
但是会议中没有特别明确地表达它真正关切的，也是与会者心目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与会者几乎毫无异议地一致同意，要把这次没有讨论的事项通知给没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省地方自治机构的代表。
这次私人性质的会晤决定将下一次扩大会议安排在1897年3月的圣彼得堡。
以这些地方自治局主席对俄国官僚系统的捻熟了解，那个时间点，差不多正是宪法、杜马和选举条例出台的时间。
第七十九章，软弱的温和自由派
1897年1月9日希波夫从莫斯科省前往俄罗斯帝国首都圣彼得堡。
在大约两个月前的时候，莫斯科省长专门写信给希波夫对其进行告诫。
“尊敬的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希波夫先生：
内务大臣先生近日通知我，根据他得到的信息，也就是你们在今年8月8日至11日于莫斯科省举行的省地方自治局主席非公开会议。
内务大臣先生指名道姓地说，在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召开大会，确定地方自治土地机构的联合活动，建立共同的指导原则，这些事务完全属于内务部管辖的职权。基于这些理田，你们的活动不会得到立法机关的批准。这一行为破坏了我国的国家秩序，违背了地方自治机关的基本任务：协调管理我国的自然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