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刑按察使心惊肉跳的赶紧拱手躬身连声称是：
“是是是，我们绝对不敢，多谢殿下体量，属下已经写了大半了，收到消息赶紧过来报告殿下的。”
朱靖坤挥手让提刑按察使回去，看着对方走出房门之后，把自己写到一半的报告扔到了一边。
拿起另外一份空白的秘奏题本，重新整理和撰写一份另外报告的提纲。
写完提纲，整理好思绪，没有将报告完整写出来，而是直接给自己老爹打电话。
普通臣子没有机会直接打通皇帝的电话，但朱靖坤显然不是一般臣子，可以直接叫到号的。
电话接通之后，朱靖坤赶紧按照组织好的提纲，跟父亲直接口头做汇报。
首先说明自己目前发现的情况，包括发现土地公司的交易有问题，包括自己让江南提刑按察使主动请罪。
包括自己目前做好的安排和规划，甚至还包括刚刚得知的寡妇黄吕氏的死。
最后说明自己的请求和建议。
请皇帝父亲给自己另外多安排一些人手，保护自己的安全也配合自己继续做事。
朱靖坤刚刚跟提刑按察使说的话是实话，但却不是全部。
朱靖坤虽然确实觉得，江南官员在脑子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在这个时候直接杀人灭口。
但不敢保证这些官员里面没有疯子。
所以为了自己的安全，自己摆出特别可信的姿态，首先安抚了提刑按察使的情绪。
然后就马上向自己老爹求援了。
最后朱靖坤口头向父亲建议，拆分现有的提刑按察使司，分别设立一个提点邢狱司，一个按察使司。
同时在府州县级别，恢复崇祯后期使用过的提刑官，专职负责刑狱事宜，府州现有官员负责其他政务。
现在提刑按察使司一个衙门，本身既负责监督也负责审判和刑狱，还有一堆杂七杂八的工作，职责过于复杂。
关键是有自己监督自己的嫌疑，发现了案件之后自己调查自己管理，甚至可能出现自己审判自己的情况。
对于情况复杂、牵扯众多的案件，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员就不想正式立案调查，因为那是给他们自己的同僚制造麻烦。
土地公司回收土地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提刑按察使司并没有出面制止，很可能就有这种考量在内。
府州县基层官员直接负责审判，同样有自己管自己和自己审判自己的问题。
特别是在府州县主官和佐贰官都有审判权力的时候，双方沆瀣一气的概率就容易超过互相监督制衡的概率。
崇祯朝单独设立提刑官，而后续又逐步取消的原因，是当时朝廷的财政无法支持。
但是现在的朝廷财政比当时充沛，足够支持这种改革了。
朱简烜收到儿子的电话，就知道对方大概率有什么紧急事情要报告，所以拿起电话之后就先耐心听完了对方的报告。
探后直接给出了回应：
“虽然这帮臣子应该没有胆子跟你为难，但你的小心谨慎是绝对正确的选择。
“你在江南先安稳几日，专门收集听取当地士绅的看法，不要急于做出任何激进的回应和决定。
“我会马上给你安排更多的护卫人员，并给你调动江南锦衣卫的权力。
“另外安排三个驻防主力师南下，他们不受你的直接指挥，但会负责维持江南的稳定，并确保你的安全。
“至于拆分提刑按察使，以及设立提刑官的事情，我会考虑的。”
朱靖坤听完就松了口气：
“谢父皇。”
第392章 司法独立与分权制衡
朱简烜挂掉电话之后，就叫来值守的大学士和枢密使，按照自己的意思拟定几份圣旨，把刚才给大儿子的承诺落实下来。
然后再次考虑刚才儿子最后的那份建议。
在省级衙门拆分提刑按察使司，在府州县衙门设立专管刑狱的官员，按照前世的现代说法似乎就是“司法独立”。
大明现在的司法体系是不独立的，但是以前搞过。
大约是崇祯中后期的时候，在大明朝廷的直辖区域内，曾经尝试过搞司法独立。
按照朱简烜的判断，崇祯去搞司法独立的尝试，应该是受近后世西方文化的影响，理所当然的做出的选择。
并不是根据神洲本土的现实情况做的改革，所以最终也事实上完全失败了。
欧洲的司法独立是在权力斗争中产生的。
是欧洲的宗教、国王、领主三头统治，加上工商业群体夹杂其中导致的结果。
宗教法庭夺取世俗领主的权力，国王派遣法庭夺取地方领主的权力，城市的行业协会夺取封建领主的权力。
中世纪的欧洲，地方上的封建领主权力极大，本质上就是一个个的真正的土皇帝。
他们天然拥有包括死刑判决和批准权在内的一切权力。
教会、国王、自治城市，都想方设法的从领主手中夺取权力，他们都有着强烈而又持久的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这些人不会特别在意司法独立的成本。
同时欧洲的地方基层管理，本来就是封建领主自己的权力和职责，教会和国王不但不会给他们发俸禄，反而还要收取税金。
自治城市工会也只会为自己获得的权力支付报酬和税金。
欧洲的立法权独立，也就是近现代议会的形成，也是工商业群体向国王夺权的结果。
所以欧洲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都天然的与行政机构互相对立。
因为行政机构是国王和领主权力剩余部分的延伸，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都是反抗者夺走的那部分。
欧洲国王是通过夺权完成中央集权的。
神洲古典时代没有类似欧洲的特殊环境，本来所有权力就默认都是属于皇帝和朝廷的。
皇帝皇朝廷还要给所有的官员发俸禄。
就算是有人意识到司法独立的好处，到底要不要实施的时候也会重点考虑成本问题。
一旦有其他的更重要的事情，就很容易放弃这种没有强烈需求的改革。
相比于欧洲的教会、国王、领主、工会的四方角力，神洲古典时代的权力争夺更多的体现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上。
神洲古典时代早期，地方主政官员的权力极大，除了军事之外的其他绝大部分事务都能管。
甚至很多时候军事也能管，地方官都是真正的封疆大吏。
州、郡、府、县这种规模的行政区的资源和能量有限，主政官员就算是大权独揽也很难对中央朝廷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是神洲的省级行政区的规模太大了，已经是春秋战国时期或者欧洲的大中型国家规模了。
一个人完全掌握一个省的资源和人力，在中央朝廷上也会有巨大的话语权，自然也最容易被皇帝和中央朝廷官员忌惮。
汉代发现疆域太大，郡县两级区划管不过来，于是设置了刺史作为地方监督人员，最终演变成了权力巨大的州牧。
到了隋唐时期，天下再次归于一统，皇帝为了避免州牧这种能量巨大的地方官出现，意图恢复郡县两级区划。
但是后来发现两级区划不现实，不得不另外设置了“道”，作为监查、调查、考察机构，结果再次逐渐变成了行政机构。
到了宋朝的时候，中央朝廷确定两级行政区划没有可行性，三级区划又容易在省级行政区形成地方割据，于是就开始在省级机构里面搞分权制衡。
宋朝围绕“路”这个机制，陆续设置了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司这四个互不统属的机构。
转运司负责财政，提点刑狱司负责司法审判，提举常平司专管榷场事务，安抚司负责军事。
四个机构统称四监司，他们都带有“监查”和“临时”的背景，也没有单独设立负责一路行政权的机构。
所以宋代的“路”不能算是正式的一级行政区。
到了明代，有了三司加上监查御史，正式落实了三级行政区划，也正式落实了省级机构分权。将地方权力完全分成了四份。
布政使司，专管常规政务包括财政，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机构，也是宋代所没有的。
提刑按察使司，负责刑狱和地方监督，监督其他的地方官员，监督水利、屯田、驿站、招兵、警备相关的工作。
都指挥使司，负责管理地方卫所，镇守地方。
监察御史，负责巡视地方。
神洲的地方分权，是将地方权力做合理的拆分，是单纯的职责层面的分担和制衡。
是中央与地方的斗争导致的，不是同级别官员内部的斗争导致的。
同级不同类型官员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对抗关系。
所以相同机构的地方官，会天然倾向于内部抱团，互相遮掩并欺上瞒下。
除非是本来就有远大抱负的官员，绝大部分传统地方官僚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对于其他的陌生官员的各种事情，他们会习惯性的无视甚至主动协助掩护。
为了压制和规避这种倾向，神洲历代王朝想尽了各种办法。
单就制度方面而言，首先是最基本的流官制度，避免官员在一地扎根抱团。
然后是各种监督制度，从中央直接派遣官员去地方巡视，或者派遣中央官员临时镇守地方。
最后是分权制衡，在同一级别设置不同类型的衙门，分管相近甚至相同的职责，互相监督掣肘制衡。
但是制度的复杂化，通常意味着效率低下与成本高昂，必须在廉洁、可靠、廉价、效率等重要因素之间折中。
所以全面的分权只在省级行政区实施，府州县等基层机构仍然是主官独揽大权，佐贰官对主官的限制能力相对有限。
崇祯当时将处理法律事务的职责，从地方的的主政官员身上剥离，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司法的官员。
在三司层面，将提刑按察使司拆分成两个衙门，成立单独的提刑司掌管刑狱。
三司下属的府、州、县衙门，也同时设立本级的提刑官。
但是由于朝廷的财力有限，由于社会交通和通讯条件有限，由于对行政效率的拖慢等原因，当时的改造就并不彻底。
有些地方开始的时候设置了提刑官，但是后来又将其并入了原有的府通判、州判官、县丞身上。
通判、判官、县丞本来都是地方佐贰官，他们平时替地方主政官员分担处理部分常规政务，也用来制衡主政官员的权力。
当时不再允许主政官员审判，只允许佐贰官审判，结果就是让双方的地位变成了两头大。
甚至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佐贰官实权更大的情况。
这种倒反天罡导致的混乱持续了一段时间，崇祯不得不再次调整了主官和佐贰官的职责。
让通判、判官、县丞只管审判，其他政务全部交给知府、知州、县令。
结果又导致知府、知州、县令的权力过大，事务过多。
最后又再次搞职责拆分，让知府和通判都能审判，权力分配也恢复了最初的方式。
专门的提刑官存在了一段时间又消失了。
朱靖坤认为，崇祯皇帝的改革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朝廷没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力，无法额外维持独立的审判体系。
现在大明具备这种条件了。
现在大明的工业化迅速铺开，生产力有了大幅度提升，朝廷有了更多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