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乾说完，殿内陷入了一片死寂。
李世民怔怔地看着自己的长子，脸上惯有的威严与深沉，第一次出现了清晰的裂纹，被一种极度的震惊所取代。
他万万没有想到，太子的“心病”，竟是源于这样一个梦境。
以及梦境所带来的、对“民”的重新审视与巨大困惑。
不是纠结于储位是否稳固，也不是沉溺于自身的残疾与痛苦，而是……跳出了东宫的一方天地。
将目光投向了那些他李世民也深知其存在，却未必时时放在心尖的、帝国最底层的黎民苍生！
何为民？
这个问题，他自己登基以来，又何尝不曾思索？
他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整顿吏治，力求恢复民生，自认做得不算差。
但他所思所虑的“民”，更多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是赋税的来源，是兵役的根基，是江山稳固的基础。
他推行政策，考量的是大局，是平衡，是帝国的长远利益。
而太子梦中高祖所展示的，却是那整体之下，一个个具体而微的、被苦难碾碎的个体！
是那些在史书和奏报中，往往被一笔带过的“鬻妻卖子”的惨剧！
李世民从未从这个角度，如此直接、如此残酷地去面对过这个问题。
他一直以来对太子的教导，乃至他自己为君的理念，似乎都建立在一种“居高临下”的施恩与掌控之上。
而太子这番因梦境而生的困惑，却隐隐指向了一种更为本质、却也更为艰难的方向。
只是李世民这时也好奇，他的父皇是会问这些问题的人吗？
李世民心中下意识地浮起一丝疑虑。
他太了解自己的父亲了。
李渊出身关陇贵族，虽历经乱世，但其思维方式更多是门阀权贵式的，关注的是大势、是平衡、是家族与天下的权柄交接。
对于底层黎庶具体而微的苦难，或许会出于仁君之念有所触动。
但绝少会如此直接、如此尖锐地去逼问一个储君，更不会用那种“沉痛的眼神”。
父皇晚年，更多沉浸在被逼退位的郁结与享乐之中，何曾有过这等深沉如海、直指治国本质的忧思？
可若不是高祖托梦，李承乾这番见识，这番思考，又从何而来？
这绝非简单地翻阅史书、听几个属官进言就能达到的深度。
那种仿佛亲身经历般对“鬻妻卖子”惨状的描述，那种对圣贤道理“苍白无力”的批判，若非真有某种契机触动其灵魂深处，绝难伪装得如此真实。
是有人在背后点拨？
那个屡次显现出惊人手段的“高人”？
可若真有此人，他教导太子这些，目的何在？
是为了将太子引向真正的“明君”之道？
李世民的目光如同最精细的梳子，一遍遍梳理着李承乾脸上的每一丝细微表情，试图找出破绽。
但他看到的，只有一种仿佛被巨大问题压垮后的疲惫，以及一种挣脱了以往狭隘格局后的、略显空茫的沉重。
这不似作假。
无论如何，太子能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并且思考得如此“深刻”，从帝国储君的角度看，未必是坏事。
至少，他不再只盯着自己的足疾和父皇的喜怒，也不再仅仅纠结于朝堂争斗。
这或许……是一种成长的阵痛？
按下心头翻涌的疑虑，李世民知道，此刻最重要的是引导，是掌控话语的方向。
他不能让太子继续沉浸在这种对现行秩序带有质疑色彩的“困惑”之中。
必须将他的思维拉回到帝国正统的、可控的轨道上来。
“原来如此……”
李世民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平和与理解，打破了殿内的沉寂。
“你能因一梦境而思及黎民，忧心国本，此心……殊为可贵。”
他先定下基调，肯定了太子思考行为的正当性，甚至将其拔高到“忧心国本”的层面。
李承乾微微抬头，眼中适时的露出一丝得到理解的微光。
“你皇祖父……”李世民略作沉吟，仿佛在追忆。
“英明神武，开创我大唐基业，于民生疾苦，自是挂怀。”
“他于梦中如此问你，亦是期望你能承继大统，做一个明察秋毫、体恤民情的君主。”
他巧妙地将李渊可能不符合其性格的提问，解释为对继承者的期望与考验，赋予了其合理性。
“那么，”李世民身体微微前倾，目光深邃地看向李承乾。
“你皇祖父，可还说了别的？或是……指点于你？”
李承乾摇了摇头，脸上带着一丝遗憾与愈深的困惑。
“回父皇，没有。皇祖父只是那样看着儿臣，随后景象浮现，再然后……儿臣便惊醒了。直至病中，那些景象与问题，依旧缠绕不去。”
他将所有思考的起点，都归于那个无法对证的梦境和高祖沉默的注视。
李世民微微颔首，看不出是信了还是没信。
他不再纠结于梦境的细节，转而开始履行他作为皇帝和父亲的教导之责。
他需要给太子一个“标准答案”，一个符合大唐统治根基的、关于“民”的阐释。
“高明，你既困惑于此，朕今日便与你分说一番。”
李世民的声音变得庄重而沉稳，带着帝王特有的权威。
“你梦中所见，黎民惨状，确有其事。历朝历代，即便是治世，亦难完全避免。此乃天数使然，亦是人情之常。”
他先承认了问题的存在，但轻描淡写地将其归为“天数”与“人情之常”，弱化了其背后的制度性、结构性矛盾。
“然，治国之道，在于提纲挈领，在于定分止争。”
李世民话锋一转，开始引入核心理论。
“自古圣王治世，皆重‘四民’之分。此乃管仲佐齐桓公称霸，亦为我大唐立国之基业，你当深知。”
“儿臣知道，‘士农工商’，国之石民。”
李承乾恭敬回答。
“不错。”
李世民颔首，开始系统地阐述其帝王视角下的“四民”精髓。
“‘士’者，学道艺，明礼义，出则为官为将，辅佐君王，治理天下，教化万民。入则研读经典，维系纲常。此乃国家之栋梁，文明之所系。无士，则政令不通，礼崩乐坏。”
他首先强调“士”的重要性，这是统治的骨架和大脑。
“‘农’者，力耕稼，垦田畴，生五谷，乃衣食之源，赋税之本。农事兴，则仓廪实，天下安。故朕屡下诏令，劝课农桑，均田授户，旨在使耕者有其田，食者有其粮。此乃固国之根本，一刻不可松懈。”
李世民将“农”定位为帝国的经济基础和稳定性来源，他推行的均田制等政策，正是为了维持这个基础的稳定。
“‘工’者，善技艺，制器用，筑宫室，造兵甲。百工之巧，利于生民，强于军备。无工，则生活不便，武备不修。”
“‘商’者，通有无，调余缺，贩货殖，活经济。商贾之通，可使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市面繁荣，国库亦可得关税市税之利。”
他分别阐述了工和商的作用，承认其对社会运行和国家财政的必要性。
“此四民，各司其职，各安其业，如同人之四肢，缺一不可。”
李世民总结道，语气恢弘。
“朝廷之责，在于明定制度，使四民不相淆乱，各得其所。”
“在于轻徭薄赋，使农者安心耕种，工者专心技艺，商者畅通货殖，士者尽忠职守。”
“在于抑豪强、惩贪渎，防止兼并过度，胥吏害民，以确保政令能达，恩泽能下。”
“你梦中所见之惨状，”
李世民将话题拉回。
“其因多端。或源于天灾频仍，非人力可抗。”
“或源于前隋炀帝无道，耗尽民力，遗祸至今，朕与朝臣，正是在收拾此等烂摊子”
“或源于地方吏治不清，豪强欺压，致使朝廷善政，未能泽及黎庶。”
他将问题归因于历史遗留、天灾、以及个别的吏治问题，而非制度本身可能存在缺陷。
“故而，为君者，首要之务，并非沉溺于个别之惨状，徒增烦恼，而是要以‘四民’为本，总揽全局，持纲振纪。”
李世民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要确保士阶层能廉洁效忠，为国选拔真才；要确保均田制能切实执行，保障农户生计。”
“要引导工匠精进技艺，商人活跃经济。更要强化监察，使得朝廷之仁政，能穿透层层阻碍，真正惠及于民。”
“需持之以恒，需平衡各方。”
李世民看着李承乾，语重心长。
“你如今能意识到民之疾苦，是好事。但切不可因此而怀疑圣贤之道。”
“当以此为契机，更深入地去理解‘四民’之分野与关联，学习如何运用朝廷的力量，去调节、去平衡、去惠及这四民，使其各安其位，天下方能长治久安。”
“你所忧心的那些具体苦难，”李世民最后说道。
“正是需要通过完善这‘四民’体系，通过励精图治，通过选贤任能，通过公正执法，来一步步消弭的。”
“此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可成，乃是我李唐皇室肩负之重任。”
李世民的这一番论述，站在封建帝王的角度，不可谓不精辟，不可谓不高远。
他清晰地勾勒出了一幅以“四民”为基础，通过朝廷权力进行宏观调控与管理的理想治国蓝图。
这其中蕴含的，是维护王朝稳定与延续的核心逻辑。
李承乾静静地听着，心中却是波澜起伏。
如果没有李逸尘先前那番关于“阶级”的冷酷剖析，他此刻只会觉得父皇站得高、看得远，立意宏大，为自己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感到由衷的敬佩与自身的渺小。
那“四民”之说，听起来是如此的天经地义，如此的完美。
然而，此刻的他，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李逸尘的话语——“士农工商是表象……阶级之分，才是真实社会结构”、“官僚士绅集团往往兼并为地主，其利益与庶民农户常有冲突。”
他清楚地认识到，父皇的理解，是基于帝国统治者的立场，是维护现有秩序的理论基石，不能算错。
甚至可以说是当下最“正确”的认知。
但李逸尘提供的，却是一种能够更深入、更本质地剖析社会矛盾的观念。
两者并不完全矛盾，但视角和深度截然不同。
父皇教导他如何做一个好的“管理者”和“平衡者”，而李逸尘则让他看到了需要去改变甚至去撼动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