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紧急军报要批复，没有政事堂会议要参加，没有人半夜敲门说有急事禀报，案头没有堆成小山的待办文书。
院子里很安静，除了偶尔传来考官们讨论试题的声音和廊下鸟雀的啁啾，几乎听不到别的响动。
他把主考官公房的窗户推开，望着院子里那几株落了叶的桂花树，心里忽然生出一种久违的松弛。
他这些年太累了，像一根被绷得紧紧的弓弦，日夜不停地运转着，连睡觉都在梦里盘算军费预算和粮草调配。
如今被关在这座院子里，虽然名为锁院，实则是一种强制性的休息，外面的世界再有什么急事也找不到他了，毕竟礼部的章程就是这么定的。
然而欧阳修的存在，终究让这份清静打了个折扣。
这位文坛盟主除了琢磨试题之外，其余的时间便拉着同僚们写诗词喝酒。
他在贡院里四处走动，挨个敲门，把几个同样被关得发闷的翰林学士和太常博士都召集到他那里，在桌上摆开笔墨纸砚，又让人温了酒。
今天以“锁院”为题联句，明天以“寒夜”为题限韵作诗，后天又搞什么“春日即兴”命题填词，花样品不完。
辛缜本想着好好休息，每天睡到自然醒，白天翻翻闲书，晚上早点歇息，可架不住欧阳修过于热情，每天一早就来敲他的门，催他交诗交词。
欧阳修甚至在一次宴上特意朝他发难，说道：“弃疾你从河北打仗时候写了一首明月几时有之后，就再也不写新东西了，这样可不好！你的文章诗词明明都是一等一的好，就是太懒了！
这次锁院这么久，不写几首怎么对得起这大好的清闲时光。”
辛缜被他催得没办法，只好又拿起笔。
这一写，便断断续续写了好几首，他当然不可能现写，只是把后世那些尚未在这个时空里出现过的名篇，挑了几首适合眼前场景的“写”了出来。
他抄了几首苏词，苏轼如今刚到而立之年，这些词还没问世，嘿嘿，这一世苏轼经历肯定会被改变，有些诗词怕是不会再写了，不抄出来，就怕是永远消失不见了。
之后又抄了王安石和曾巩的几首，甚至还把苏辙那篇沉静内敛的风格也用上了一两处。
欧阳修每得一首便击节赞叹，读完之后坐在那里反复品味，回头就在同僚中传阅，弄得满院考官都知道了。
他把辛缜写的词工工整整地誊抄下来，说等锁院结束之后要编一本册子，专收辛枢密此次贡院的佳作，印发给国子监的学生当范文。
出题的日子终于到了。
辛缜和欧阳修召集全体考官，在贡院正厅里封闭门窗，开始拟定本次贡举的试题。
整个过程极为严谨，所有考官不得携带私人笔记入内，所有讨论内容当场记录在案，所有草稿当场销毁。
辛缜主持了策论题的讨论。
他提出今年策论应侧重“实务”二字，不要空谈经义，要考察举子对现实政务的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最终定下的几道策论题涵盖了西北边防、漕运改革、赋税制度和水利工程，每一道都紧扣当时大宋面临的实际问题。
欧阳修负责经义题，他出的几道题既保持了经学的深度，又不至于太过冷僻，被在座考官一致认为分寸把握得极好。
整个出题过程从早到晚持续了大半天，等到最后一道试题定稿、所有考官签字画押之后，辛缜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试题被当场密封，由禁军护送入库，任何人不得再接触。
礼部试的清晨，贡院大门缓缓打开，举子们鱼贯而入。
辛缜站在贡院正厅的台阶上，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从面前走过，他们有穿着崭新襕衫、面色从容的世家子弟，有穿着洗得发白旧袍、神情局促的寒门书生。
有人昂首挺胸走路带风，有人低着头不停地默念经文。
有人在进考场前还在跟同伴争论某句经义的解释，有人独自站在角落里闭目养神。
辛缜忽然理解了唐太宗那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究竟是怎样一种心境，这不是帝王俯视臣子的傲慢，而是一种沉甸甸的欣慰和责任。
这些年轻人从大宋的各个角落走来，翻山越岭，跋涉千里，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这几张试卷，他是这场大考的主考官，也是这扇大门的守门人。
他今天站在这里，面前走过的这些人里，有未来的参知政事，有未来的枢密副使，有未来的理学宗师和文坛领袖，也许还有比他更年轻就坐上他这个位子的人。
想到这些，他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欣慰。
大宋的未来就在他们身上，而他正亲自站在门槛上迎接他们！
考试结束后便是紧锣密鼓的阅卷。
所有试卷在收卷后由专人统一誊录，用红笔抄成副本，抹去姓名和籍贯，只留编号。
辛缜作为主考官，主要负责策论的终审，初阅由各房考官分别评定等第，复审由欧阳修把关，最后汇总到他这里。
他没有多加插手，只是在欧阳修呈上复审结果后逐份核对了策论中与实务相关的几道题目。
但在审阅过程中，他还是发现了一些让他皱眉的情况，有好几份经义文章写得花团锦簇、引经据典信手拈来，策论却言之无物，通篇空谈，一问到具体的治民理财便露了怯。
也有几份经义平平，策论却写得极有见地，一看就是在基层摸爬滚打过的实干之才。
他一一作了批注，调整了其中几份答卷的等第。
最终的录取名单经全体考官合议后确定。
在定榜的最后一轮讨论中，辛缜出了一些力，他把苏洵、程颐、王回、朱光庭、冯山、郏亶这几个名字从落榜的边缘拉了回来。
这些人在原本的历史上都没有被录取，有的是因为文章风格不合考官口味，有的是因为策论过于尖锐得罪了阅卷官。
辛缜知道这些人有多大的潜力，他没有让他们在这一步折戟。
他在合议桌上逐份分析了这几人的策论，用具体的实务分析说服了犹豫的考官。
欧阳修本来也有此意，见辛缜主动提出来便第一个附议，于是榜上便多了这几个名字。
殿试在礼部试之后举行。
赵祯亲临集英殿，端坐在御座之上，面前是一排排整齐的矮案，殿中鸦雀无声，只有春日的阳光从殿门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举子们铺开的试卷上。
殿试只考一天，所有举子当场作答，当场交卷。
殿试结束后，阅卷由翰林学士和几位宰执共同完成。
最终的名次与原本历史相差不大，章衡中了状元，曾巩、章惇、吕惠卿、程颢、张载、苏轼、苏辙等人都在前列，苏洵也以高龄考中了进士。
放榜那天，贡院门外的榜墙上贴满了红纸，从南薰门到贡院的路上挤满了看榜的人，有中榜的举子当场喜极而泣跪地谢天，有落榜的书生默默收起行囊准备三年后再来。
不过辛缜对这些其实并没有那么在意。
名次的前后，状元与二甲之间那一点点差距，放在漫长的人生尺度上根本不算什么。
他真正在意的事情在放榜之后、授官之前。
他提议，朝廷应该为新科进士组织一场职前培训。
这不是心血来潮的念头，而是他在枢密院这些年反复看到同一个问题的结果，新科进士们文采斐然，经义娴熟，策论也写得头头是道，可一旦放到地方上当知县、当通判，立刻暴露出对实际政务一窍不通的短板。
他们不知道怎么核算一县之赋税，看不懂三司的预算表，不知道工程兵的编制和禁军的轮换周期，不知道羁縻州与正州的区别，不知道河西驰道的养护成本和商税征收标准。
这些知识，经义里没有，策论里也没有，只有实际做过的人才知道。
赵祯批准了这个提议，政事堂和三司也都觉得这是个极好的主意。
于是，政事堂、三司、枢密院、开封府各自派出了他们最资深的胥吏，将各自衙门负责的工作进行提炼之后，用最朴实的语言给进士们讲课。
政事堂的老吏员讲奏章的流转程序，讲地方报上来的请示文书要经过几道环节才能到达宰相的案头。
三司的老账房讲赋税征收与核算，讲一个县的田赋、商税、徭役折钱怎么算、怎么收、怎么报。
枢密院的承旨司吏员讲边防军情的处置流程，讲一道边境急报从烽火台传到枢密院需要多久、沿途要经过几次换马和几次加密。
开封府的差役头目讲基层治安和民事调解，讲怎么处理邻里纠纷、怎么查办偷窃案件、怎么在集日维持市场秩序。
这些胥吏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干了大半辈子，对各自分管的业务烂熟于心。
进士们听得新鲜而兴奋，这些实务知识他们从前闻所未闻，经义里不会教，策论里没写过，如今却可以深入了解这里面怎么运作的。
而真正的重头戏是辛缜亲自安排的课程。
他把当年在礼仪培训时候给同年们搞的那一套沙盘推演重新搬了出来，专门为新科进士们设计了一套全新的实务演练方案。
这一次的题目不再局限于军事后勤，而是涵盖了从赋税征收、工程管理、人事调配到危机处置的全方位政务模拟。
他把这些门生们分成几组，每组模拟一个州县，让他们在沙盘上面对各种实际政务的考验，如何编制一县的预算，如何在春旱时调水，如何在商路被劫时组织追捕，如何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教化而不激起冲突。
然后就是各种花样的出错。
演练中有人因为算错了一笔账而导致整个县陷入财政亏空，有人因为忽视了汛期预警而被洪水淹没了半个县的庄稼。
有人在模拟的边境冲突中因为指挥失当而让敌军突破了防线，事后复盘时垂头丧气地发现自己在舆图上标错了一道山口的位置。
但也有出彩的。
有人因为在模拟谈判中成功安抚了一支部落首领而化解了一场潜在的叛乱，被同组的人拍着肩膀叫好。
辛缜在每一场演练结束后都会带着所有人复盘，让他们自己总结得失，他只在最后点拨几句，从不多说。
苏轼在演练之后感叹道：“从前自以为读了几本策论就懂政务了，今日才知道，即便是一个知县，也跟写在纸上的策论是两回事！”
辛缜听见了，只是笑了笑，没有接话。
这场职前培训持续了整整三个月。
三个月后，这些新科进士们被正式授官，分赴各路州县。
临别前，辛缜在枢密院偏厅为他们设了一场简单的饯行宴。
他端起酒杯，对满座的年轻人道：“你们今日踏出这个门槛……”
“……就不要报出为师的名字……“辛缜在心里戏谑说了一句，当然不是说的这句话。
他实际上说的是，”……就不再是贡院里的考生，也不再是这偏厅里的学生。
你们是大宋的知县、通判、推官，是亲民官，也是老百姓接触朝廷的重要渠道。
我没有什么临别赠言，只有一句话，多做事，少做官。
功名在身，不要忘了我们的根本！来，告诉为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众多年轻人大声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句话感染力太强了，大部分年轻人都激动落泪。
而座中泣下谁最多？
当然是张载，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眼泪止不住，哗哗哗的流。
第二百六十二章 苏子瞻VS辛弃疾+李清照+陆游+纳兰容若……
放榜之后，新科进士们陆续授官，分赴各路州县。
礼部的大堂里热闹了好几天，每批授官的进士都要来领告身、听训示、拜谢座师，一拨接一拨，像是流水席一般。
苏轼送别同年们，同年们一个个背着行囊走出汴京城，在城南的十里长亭与送行的亲友饮了最后一杯酒，翻身上马，蹄声嘚嘚地消失在官道的烟尘里。
有的同年在城门口最后回头望了一眼宣德门的飞檐，然后紧了紧肩上的行囊，转身大步朝西走去。
他们有的去陕西路当知县，管辖着刚收复不久、百废待兴的边地州县，一到任就得面对流民安置和屯田恢复的烂摊子。
有的去荆湖北路做通判，在那个辛缜一手打造出来的经济奇迹里学习怎么管工商、算赋税、办学校。
有的去河北路管营田，将在辽国边境的军屯里跟士卒同吃同住，领着他们在白沟河两岸开荒种地。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即将大展拳脚的兴奋和一丝对未知的忐忑，兴奋的是十年寒窗终于换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职位，可以亲手去治理一方水土了。
忐忑的是策论里写的那些经世济民的宏论，放到现实里到底能不能行得通，谁的心里也没底。
苏轼站在窗前看了很久，直到最后一个同年的背影消失在御街的拐角处，才转过身来，坐回自己的案前。
他也想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