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学校盛典有感想。60是一个甲子，甲子一轮回，本身就带着喜气。我校这个命名组建之喜，还伴着另外五个喜一起而来：9月9日第26个教师节之喜，祖国优秀传统佳节中秋节（9月22日）之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61个国庆之喜，祖国优秀传统佳节重阳节（10月16日）之喜，还有更为重要的是，9月9日我们国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临中国人民大学之喜。
我中国人民大学是从陕北公学走来的，它诞生于1937年。按此算，我中国人民大学华诞至今已有73个春秋了。
60年前的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并成立。那天，在学校的铁狮子胡同一号（现在叫张自忠路3号）隆重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刘少奇、朱德、张澜、林伯渠、何香凝、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刘少奇同志还讲了话。从此我国才有了以“中国人民大学“为名的大学。
我是1952年入校的。当时以中国人民大学为名的大学才2岁，还处于初创阶段，一切是很简陋的——学校教室简陋、图书馆简陋、校舍简陋，但我们在吴玉章校长领导下，艰苦办学，把学校办得十分出色，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具有德智体美全面素质的人才。
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在历届校领导吴玉章、成仿吾、郭影秋、袁宝华、纪宝成等领导下，旧貌换新颜。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不仅高楼林立，而且拥有着22000名学生，在全国高校排名中名列前茅。
我中国人民大学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化。其办学宗旨是“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目标是把学校创办成“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大学；校训是“实事求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徽上矗立着三个人字，他们肩并肩、手牵手，寓意三人成众，众志成城办学校；还寓意人民、人本、人文，以人民的意志，人本的理念，人文的精神办学。本着“大师、大楼、大气”思路办学，寓意办学一定要由德智素质极高的老师进行教学，要有优质的办学硬件，要有正确健康的校风、学风。办学的行动准则是“真情、真想、真干”，寓意是以真挚的情，真诚的想，真实的干把中国人民大学办好。
胡锦涛总书记9月9日来人大考察时说：“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指示、要求我们“弘扬光荣传统，不断改革创新，突出办学特色，提高办学质量，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创造更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希望你们把人民大学建设成‘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大学”。胡总书记2008年3月15日也来过我校，指示我校：“发扬传统，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我们要按照胡总书记的指示去行动。
我是由人民大学哺育而成长起来的。我珍惜人民大学对我的培养，我将利用我的余生为我亲爱的母校做一些我力能所及的事。
参加学校离退休处所组织庆寿宴有感想。感谢离退休处为温暖八旬老人做寿。人们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人活80岁一点也不稀罕。以我人民大学为例，今年我离退休处属下八十高龄的人就有117人，加上已逾80岁仍健在的恐怕有数百人之多。
在寿宴上我见到了多位年达80的熟人，他们原本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互相祝福着，祝愿大家长寿更长寿。其中有一位叫张正钊的，是他把我从芜湖安徽大学补习班选送到人民大学来学习的。我原本想读工，当时让我读人民大学的文科我还有意见，但在今天想来，我进人民大学没有错，读文科也没有错。假如说，在今天，我取得了一些业绩的话，多亏他，应该谢谢才对。
感谢我校离退休处的同志对我们老人的帮助和关怀，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体贴和关怀。
八旬结语
漫漫小路让我对八旬归结地说些话。
惭愧，在我的教学岗位上，没有得到过任何国家特殊津贴之类的荣誉。只是在我行将退休之际，才喜获一个教授的职称头衔。
然而，我却如辛勤农夫那样默默地耕耘着，如蜜蜂那样飞舞在百花丛中采集点点蜜汁。从这点说，我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我的一生。
我虽然平凡，但我却做着对社会有益的事。我自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在学校里做行政、政工工作，为学生服务；后去北医一院，为医生、护士服务；回中国人民大学后，我执教为学生服务，我爬格子著书写文章为社会服务。
自认为在我已经走了的漫漫小路中，有三件事聊以自慰。
一、我甘心做党的螺丝钉。自从我参加工作那天起，我一直是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党叫我去土改，我就去土改。党叫我去安庆地委工作，我就去那里工作。党培养我，让我读书，我就好好读书。研究生毕业后，党叫我当教员，我就执鞭当教员。叫我做行政、政工工作，我就做行政、政工工作。文革后，党让我去北医一院工作，我就穿上了白大褂。并尽我所能地做好每一项工作。
二、我做了几项很有意义的正确决策。在党允许我对工作作出选择的情况下，我决策。（一）1987年，在北医一院，领导考虑我今后工作去向的时候，我毅然决定回母校继续当教员。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假如说，我以后在事业上取得了某些成绩的话，与这着棋下得好有莫大关联。（二）既回人大，在面对当工经的教员还是当工企的教员这个抉择时，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已久久离开工业这条线了，那么就让我从熟识工业的最基本开始，并且选择从工业企业中最基本的生产活动的研究开始。（三）我当工企教员后，在面对究竟选择工企管理中的哪个专门化教学为好这个问题时，反复思考，我决定另辟蹊径——搞企业文化，扬己之长，又避开了与他人的激烈竞争。（四）1985年7月，在我成功地写出了《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后，有位叫梅岱的同志，时任北京工运学院的领导，请我去该院任某系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有较高的社会声望，且去从事院系行政工作，便会丢下我的专业知识，我婉谢。
三、工作努力。我参加工作后，一直勤勤恳恳，土改，在安庆地委工作，在人大，莫不如此。1977年回人大到工企教研室后，领导同意我去一机部搞均衡生产，我就搞得有声有色，凭这份知识讲生产管理的课、写均衡生产方面的书。领导让我去大连培训中心去当案例编写员，我又做得很好，写了书，为我国高等学校实行案例教学事业做出了贡献。搞企业文化，通过努力又做出了较好的成绩。写《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的书、写《兵法经营十谋》的书、写《企业文化新绿》的书、写《老子与企业管理》的书等，都是经过我辛勤的努力而得到的。
我成绩的取得，要感谢党给我的培育，要感谢在我前进的道路上帮助过我的同志，这些同志有：
领导。他们有徐伟立（原工经系系主任）、杜秀珍（原工经系党总支书记）、石楚玉（原工经系副主任）、塞风（原工业经济教研室主任、工经系系主任）、方甲（原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院长）、李占祥（原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主任）（上面那些同志有不少已经仙逝）等。
已过世的同志。他们有杨文士（原我校工经系工企教研室教授）、颜国维（原我校图书馆高级图书员）、方生（原我校经济系教授）、尹恭仪（原一机部生产局处长）、王惟义（原农垦管理学院管理系系主任）、林有成（原福建经济管理学院老师、副教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