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我也如此渴望走进学堂
渴望学习知识的心理和好奇心驱使我不自觉地跟着他们走进了学校，正好一年级的教室在最靠外的房子里。我在教室墙外站着听老师讲，老师后来总是看到我来，出来问我为什么不上学，我说：“没人供我上学，我每天都来看，我在外面听听就好。”
这个老师心地非常善良，她请示学校领导为我们这些上不起学的孩子组一个班，没想到学校领导同意了。学习班于每个星期二、星期四下午的两点到五点上课。老师还给我们发了四本书、铅笔和本子，伯父看到这样也同意供我上学了。但是坚持上了两个来月，伯父便供不起吃饭了。而我短暂的学生生涯，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因为时间过于短暂，我记不清到底学习了哪些知识，但是学习的过程让我很珍惜。再次回到工厂，我就那样一天一天地熬过来，一直等到冬天开工……就这样熬到了1939年。
丝绸厂学织绸
1939年，我10岁了。10岁，有了点力气，我便开始养活自己，在伯父生病的时候，还要照顾他。这一切似乎是成年之后才应该做的，但对于处于那个境地的我，十岁，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必须承担起生活的重任。
那时我10岁了，能干一点力气活，也能干些有技术的活了。1939年年初，我到了东北第一丝织厂，在这个常年织绸的厂里当小工捯线，给做好的织绸打穗子，帮着师傅干点活。这样干活和吃饭的时间都有保证了，生活也算是稍微稳定了。尽管有了长期工作，依然是很累、很苦的。
我主要是给师傅帮工，管吃管住，一个月能得到4块钱。师傅们则是按照做好的织绸计件发工资，织一米给多少钱。不止平时干活，每天早晨要比师傅起得早，晚上比师傅睡得晚。早晨不到5点，我们就会被把头叫起来，给师傅们烧洗脸水。师傅们5点半起来，6点上班，所以我们要在这半个小时为师傅做好准备。
纺织厂虽然不一样，可熟悉感一点不减
早上6点后，我们童工也开始干活，然后在7点半左右吃早饭，接着干活到中午12点，午饭一小时后，继续干活，直到下午5点半吃晚饭，暂时告一段落。短短的一小时晚饭后，再接着干到晚上10点。这就是当年的中秋节到来年的端午节，我常态下的工作时间。一年分两种工作时间制，另一种就是每年过了端午后，晚上不加班了，中午还多了一个小时的休息的时间。
中秋节后，晚上得加班到10点。我们这些小工依旧是早晨5点钟以前就起来，给师傅烧洗脸水，师傅上班干活，我就到屋里捯线，一直和师傅一样干到晚上。晚上10点钟师傅下班了，我们还要把白天工作了一天的场地打扫干净。最累的就是冬天，打扫完以后还要准备好第二天早晨生炉子用的柴火和煤，到第二天早上，为了生炉子，还要起得更早。因为早上我起得比师傅们早，白天一天跟着师傅捯线，晚上打扫到11点，师傅都睡下了我还睡不了觉，一天到晚睡不到6个小时。
白天在东北的火炕坐着捯线，捯着捯着就容易犯困，小孩10岁左右正是最贪睡的时候，有时一低头就迷糊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把头来巡视时要发现了就使劲打头，一直扇巴掌，半天才把我扇醒。因为上班时间睡觉了，我经常挨把头打。虽然每次被打之后，我都会小心翼翼地尽量保持清醒，以免遭到毒打，但实在是很难做到。
这样耽误工时，把头们不愿意了，他们想出了一个更残酷的办法。我们被安排到大门口干活，门一年四季都开着，冬天的时候西北风呼呼地往里灌，我们被风吹得冷自然也就没法瞌睡了。常年那么冻着，我的手指头都冻肿了，再加上穿的衣服也不多，经常冻着，就得了感冒。
我记得那时有一次得了重感冒，一直发高烧，我头疼得厉害，全身都在发冷，但把头还强迫我干活。带我的师傅知道一个偏方，他把当地最普通的一种干茶叶，用三个指头捏了一小撮，放到我嘴里让我使劲嚼，嚼完了喝一口凉水送下去，喝完师傅就让我躺下，把那些棉衣服、棉被子都给我捂上。师傅向把头求情让我歇了几天。我天天躺着出汗都虚脱了，就这样过了五六天终于缓了过来。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好的医疗条件，也没钱治病，好多小孩就得了一点点小病就死了，我还算是命大的，就这样从阎王殿里走了一遭。
因为这家工厂的待遇实在不好，虽说是每月有4块钱的工资，那也是有时候给，有时候不给，所以带我的范富庆师傅便想带我离开这里。刚开始我还不敢走，后来师傅介绍了另一家，每个月10块钱工钱。尽管原来的老板不放人，但师傅和我还是执意离开了。
到了那家后，10块钱的工资基本上能按时发放，这样一来，我和伯父的生活也更加稳定了。到了1940年的下半年，我师傅不在那个工厂上班了，我也离开了那里，后来到那家工厂曾给我涨到13块钱一个月。
我们挣得多，吃的也比原来的好了。但好景不长，在那干了不到一年就被迫离开了。这是因为范师傅已经21岁了，“伪满洲国”要求21岁以上的人都要去当兵或者去当劳工，要么就是当兵为日本人打仗卖命，要么就是给日本人干苦力活，只管饭也不给钱挣。范师傅为了逃避兵役和劳役跑回了山东，把我安排到他家乡的一个本家叔叔那里。我去他叔叔的工厂里干活，由他叔叔照顾我，一直干到1942年年底。
食堂伙计的患难
1942年，我也离开了原来的丝绸厂。经老家一个叫王德勤的本家哥哥的介绍，来到一个日本机关食堂。这个日本机关是负责绘制所占领的东北各省的地理位置图的部门，以及部署日本飞机场、大东建设局等军事基地的规划图。这些都表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东北三省显然还不能满足他们狂妄的野心，这一系列的军事部署，为日本侵占华北甚至全中国服务。而日本军队雇佣修建这些设施的人，有特殊的一群人——白俄罗斯人。当时，富有的白俄罗斯人在苏联的政治环境很严峻，有些则在东北长期生活。因为多数白俄罗斯人手里有推土机等机械，所以在修建大型工程中，经常有白俄罗斯人大发战争财。
一次，一个日本人冲我吩咐道：“明天晚上把晚饭给我送到XXX。”
“我不去啊。”我笑呵呵地故意开玩笑。
“啪”！一个大嘴巴扇到了我的脸上，脸上立刻肿起了五个手指印。
“啪！”出于本能，我还了一下手，日本人的眼镜甚至都被我打掉了。
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个日本人就拳打脚踢起来，拳头落在身上，疼得我差点晕厥。而此时，我一点还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身旁的中国老师傅们聪明地把我推进了一个小屋，并关上了门。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不懂事……”
这是我进入日本机关食堂干活期间发生的一幕，那是1942年。
那些老师傅们在事后不停地叮嘱我“下次千万不要明着跟日本人对着干，否则会没命的。”当时我年纪小，对于日本人还认识不清，才敢于唐突地反抗。我知道，要不是他们冒险把我推走，那一天我肯定就死在日本人手里了。一点都不夸张地说，一个成年男子的拳头和脚力，打在十三四岁的我身上，不出半个小时，我的小命肯定就没了。况且，那日本人根本不考虑我的死活。我知道，其实不管我说什么，那个晚饭我也必须在指定的时间送到指定的地点。可我不知道，日本人“不是人”，容不得开了一句玩笑的中国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