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南同志的友谊和工作联系
王南是一位老同志，他于1938年参加工作，当过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的参谋，后来他在解放区搞理论研究工作，著有三本书，一本叫《小柱子》，写的是解放区一些小战士的活动；还有一本叫《列宁》，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俄文，有一定的知名度；还有一本叫《大队长》。
解放以后，王南同志调到马列主义教研室，他属于老领导之一。他的理论知识丰富，但讲课有一个缺点——老是拖课，比如他给我们讲《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时候，讲了四个钟头还没讲到正题，还在讲序言这一部分，最后时间不够了，就只能草草地结束了。但是，他学识渊博这一点在人大全校得到公认，后来他出任《教学与研究》杂志总编辑，该杂志由中宣部交给人大主办，其方针就是辅导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四门理论课。
王南同志在资料室一直指导我的工作，和我相处得特别融洽。因为他是老领导，我对他很尊敬，当时我还年轻，才二十来岁，所以他平时总爱叫我“小鬼”。我在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搞展览时，给展览写的每一章的说明都是由他最后审阅的。搞马恩列斯毛生平事业展览的时候有一千多份文件，他都很认真地对每一篇进行审阅。他经常对我的工作给予肯定，并结合自己的一些经验给我提意见、做指导，使我在工作中进步很快。
除了工作上的上下级指导关系以外，我们的私人关系也不错，工作之余，他经常和我聊天、谈心、下象棋。1963年，王南同志当时是《教学与研究》的主编，他指导我写了三篇哲学文章，都发表在《教学与研究》上，当时在学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的私人友谊一直保持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以前。
“文化大革命”当中，王南同志被说成是修正主义者，遭到了批斗。由于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和折磨，“文革”结束后，他得了老年痴呆症，不久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70岁左右，岁数不太大。他的去世是我国社会科学、政治理论界的重大损失，令人感到十分惋惜。
下放江西“五七干校”
1969年我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下放之前，我们还被派到海淀区的苏家坨苏三四大队劳动了一个月。当时哲学系大概派了二十多人当先遣队，我的身体比较好，所以被当做先遣队员之一。
1969年11月底，我们开始动身前往江西。我们去的地方是江西东北部上饶专区的余江县，这个地方比较荒凉，到处都是红土地，无人耕种，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吃的是糙米饭，没有什么蔬菜，最多只能熬萝卜汤喝。
那里的夏天异常潮热。20世纪50年代余江县这个地方的血吸虫病闹得特别厉害，毛主席在接报江西余江县血吸虫病严重危及生命危害健康的消息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后来，血吸虫被彻底消灭后，毛主席还为此写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我们到了江西后，先到刘家站歇脚，这个站离余江有30里地，之后我们又从刘家站一路往山区走，才到了住的地方——上房。住的房子就是上房居民用来祭祖的一个祠堂，我们哲学系、经济系、党史系三个系的二十多个人都集中住在一起。房子空间很小，床铺一个挨一个地摆开，中间就只留一个小缝儿。
南方的祠堂构造特殊，每间房都用玻璃瓦之类的东西封顶，我从北方来，没见过这样的房子，不懂行，抬头一看房顶漏着天，吃惊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别人告诉说：“这是亮瓦。”我才知道，因为这里的屋子没有窗户，房顶就用透明材料覆盖，用来采光。
住了一个月后，我们就去了离我们住的上房五六里地外的工地，那里是一片野地，必须要自己盖房子。南方用红石当砖，这种石材干燥的时候很坚硬，只是不能被水浸泡，一泡就变软变糟了。开采红石，得把红石加工成方形才可以盖房子。这个活儿特别累，一天只能加工十多块儿。开采加工红石用的工具很特殊，大锤子像个圆烧饼，有一寸厚，用铁钎子打眼时一不小心大锤就会砸到手背上，手常被砸得生疼。
我们七八十个人，住在一个大石坑里，房子就盖在上面。那个坑有一丈（约3米）多深，坑壁成了天然的屏障，平时即使外面刮大风，里面都没有感觉。但问题是，每当一下大雨，水就灌进坑里，夏天睡在房子里面感觉异常潮湿闷热，睡觉时凉席都是湿的，甚至有时候晚上我们还要起来堵水。
劳动了半年以后，军宣队下来检查，一看我们的工作做得不理想，主要是进度太慢，但他们不敢明说，对群众只是说：“做得不错。”实际他们认为做得不好。我们在那儿待了三年，盖了五六栋房子，有食堂、仓库、茶厂，都是我们“五七战士”用大石头一块一块垒砌起来的。
在“干校”劳动时，我还采过茶叶，锯过木料，搞过积肥等。现在想起来，当时的生活确实非常艰苦，好在我在干校时刚过40岁，身体还可以。但这些苦活儿对于上了年纪的同志就很困难，有的人受不了这种身心的双重折磨，财政系就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专家，喝敌敌畏自杀了。人民大学有名的党史专家胡华，是老革命、老教授，住在猪圈旁边，好在最后他咬牙坚持了下来。
我们住的地方到夏天热得不行，很多人就去附近的水塘游泳。水塘从表面上看不出深浅，下面有大石坑起伏不平，有的地方还很深，非常危险。我们有两个同志就是在游泳的时候出了事故，一个是原华北大学我的班主任铁华，他爱人游泳的时候被水呛了，他下水去救，但他自己的水性也不好，结果把他爱人救起来，他自己却被淹死了。
还有一位同志叫康兰，也是游泳时被淹死的。当时军宣队让我们去捞，我也下水去了，可我的水性用来游泳还可以，往下深潜不行。七八个人捞了4个钟头，都捞不出来，最后还是请了当地两个水性好又懂打捞的农民才把他捞上来。之后我们就为康兰立了一个碑，把他埋在了江西。
在“干校”劳动的生活对我来说还算适应，因为我原来就在农村长大，熟悉农村的情况。但有好多城市长大的人对农村不太熟悉，在那个地方就感到很不适应。人民大学在创办“五七干校”这件事上花了好多钱，不但要盖房子、运行李、家具、设备，最后还给了余江县2辆汽车、5辆拖拉机，三年中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人民大学还在1970年被撤销。
当时很多院校的人员都被下放到江西的“五七干校”劳动，像北大、清华的人被下放到江西绿洲。我们到江西以后，开始江西省政府想把我们留在江西分配，开会时问：“人大这一批人怎么安排？”当时我们的校党委副书记崔耀先说了一番话让江西省委改变了主意。
20世纪60年代时，高等学校的教师、干部的工资比地方都高，当地干部的工资也就几十块钱，我们那里有的教授拿到200多块钱。崔耀先原来是人大的，他在会上指出：“人大这一批老同志的工资比较高，而且身体不行，有各种各样的病，体力不行。”当时的江西省的省委书记叫程世清，他一听这个情况，也就不想要人大这批人了。为这件事，后来军宣队还批评崔耀先说：“你不该说这些。”崔耀先说：“我说的是老实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