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不想要我们这批人，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说：“人大这批人我们要。”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回来。于是，在劳动三年后我们才又回了北京。
在江西我们也开展了不少运动，像1971年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就是打击反革命；“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那时候在江西有不少人挨整，形势一片混乱，今天他整别人，明天别人又整他，也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搞不清是非黑白究竟是什么样。因为我是一般的群众，比较平凡，在江西期间我既没有挨过整，也没有整过别人，所以我在整个运动中过得比较平稳。有的人在挨整之后身心受到极大的打击，我们人大经济系有一个讲师就因为无法承受所受屈辱，自己结束了生命。1971年了又搞了一次批判陈伯达、林彪的运动，经历了好长一段时间。
1972年我在余江县的时候，爱人和孩子都住在锦江镇，离我们工地有三四十里地，我每个月休息一次时才可以和家人团聚。后来为了方便，我们干部的家属就搬到工地去住了，住一个月后，1972年5月16日，家属坐火车先回到了北京，我们还继续留在江西。
人大的家属们回到北京，发现人大的房子被二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的人占着，他们一人住一间甚至有的一个人占三间房，人大的老师们从江西回来，在北京就没地方可以住。其实二炮并没有那么多人需要住房，但就是占着房子不走。老师们没办法，只能硬把门砸开，把东西搬开住进去，这样把二炮的人挤跑，所以那段时期人大和二炮的关系相当紧张。我爱人他们那天晚上回北京后就是把门锁砸开才进到屋里去的。
1972年9月，学校组织一批人到井冈山、三湾、茅坪、茨坪去参观，大概有十多天，那次，我总算去了井冈山这个著名的革命圣地。参观完井冈山之后一两个星期，我就回到了北京。因为有好多东西要搬，所以还押了行李车回来。经过三年，再回到北京，觉得北京到处都新鲜，终于又能开始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我的心中无比激动。
1972年 艾众（左一）在江西茨坪
军宣队得知我回来了，就来找我，让我在北京帮助卸车。可是在江西的时候，由于长期劳动，我患上了严重的腰腿病，整条腿像木头朽了一样，一活动就疼。我跟军宣队说：“我在江西的时候把腿弄坏了，动不了，得治病。”之后我就开始寻医问药，在当时东直门南小街的中医研究院扎了三个月的针灸，略微见效，疼痛减轻了，腿也可以活动了。
回到北京，我觉得我的身体又不适应了，总是感冒，于是我就开始跑步锻炼。我从1973年夏天开始锻炼身体，每天都坚持在学校四周的学院路、白颐路、西三环、海淀镇、海淀南路、海淀东路、双榆树地区跑步，开始时每天跑2000米左右，后来距离增加，每天可以跑5000米。
对于跑步锻炼，我缺少科学知识，盲目地以为跑得越多越好，结果33年跑下来，腿关节被磨损得比较严重，还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走路时腿发麻疼痛，行动比较困难。我从中得到教训，体育锻炼也要遵循适度的原则。
在哲学系资料室编书
人民大学于1970年停办，停办后将所有教职工重新分配工作。一些年轻、出身比较好的人被分配走了，有的到清华，有的到北大，有的到北京卫生局，有的回老家，总之能走的都走了，只剩下我们这一批年岁比较大又没找到去处的人留在了江西。1973年到1978年的5年时间，人民大学一部分人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1973年回到北京之后，我被分配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当时哲学系、经济系、党史系和档案系4个单位以及生产布局教研室、校部机关后勤这6个单位一齐被分配到北师大，中文系被分配到首都师范大学，新闻系和国际政治系被分配到北京大学。
因为我原来是资料室的，分配到北师大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筹建哲学系资料室。人民大学停办的时候，图书馆的书都让清华大学、首都图书馆、北京市委分走了，所以筹建资料室的首要任务就是到北京市委要书。我亲自拿着介绍信去联系，要回来整整一车的书。后来到清华大学要书的时候，清华的一位教师说：“这是高教部分配给我们的，要拿走的话就得再给我们一批书。”所以到最后，清华的这批书也没能要回来。
资料室建设完毕后，我们除了完成日常工作外，就开始筹划两本书的编辑工作。一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对唯心论和先验论的批判》，由我主编，有10万字左右。还有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论唯物辩证法》，这本书有30万字，我们编写了12个题目，基本上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领袖论唯物辩证法这部分的内容。参加两本书的编辑和搜集资料的还有资料室的同事胡素卿、哲学系教师黄仲池。书的内容比较顺应当时的形势，编出来之后我们要了1000本，北师大校部要了5000本在内部出售，受到了北师大领导和哲学系领导的重视。
艾众等人编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论唯物辩证法》
参加哲学理论教学工作
我编写的两本书，在学校及社会上影响比较大，也受到了学校的重视，所以学校哲学系领导派我到“社来社去”理论班当老师，讲授哲学原著《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社来社去”理论班的学生是从昌平县的人民公社各大队和生产队中选拔出的一些年轻并且有一定文化的干部，派到师大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学期两年。我在“社来社去”理论班讲课时间比较长，前后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后我又到昌平区红冶钢厂业余学校讲了3个月。
北师大举办“社来社去”理论班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开办的，班主任是北师大的老师张文钊，我们人大哲学系的方华同志是领导人之一，还有昌平区某中学的老师，他们三个人组成了领导组。从1976年到1977年，我在那里当教师，给学生辅导、讲课，一共两年时间。我和经济系的余学儒老师给学生进行了哲学、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辅导，学生课程结束以后，凡是考试及格的学生都可以享受国家干部待遇。
这里还要提到，北师大开设“社来社去”班的时候，哲学系原领导张腾霄同志当时是系里的领导之一，他找到我让我去讲课，我当时不想干，说：“我不合适，不太想去。”他说：“你就不要在资料室工作了，你来这儿，干完你就留在教学战线。”结果我去了，但从那个班回来以后，张腾宵同志已经退居二线，不在一把手的岗位上了，后来的哲学系新主管不同意我留下，这样我又回到了资料室。
这个变动让我产生了一些情绪，我觉得，我开始不愿意去干，他们非让我去，现在干完不让留下，又让我回去，这样影响很不好，好像我的工作干得不好似的。人大复校后，当时哲学系资料室有两个人都调走了，看到人家走了，我也产生了离开的想法，但哲学系领导方华和余进都劝我留下，他们说：“你回来可以搞马恩的早期著作研究嘛。”我感动于他们对我的支持，就决定还是留在资料室。
20世纪70年代全国开展“评法批儒”（评论法家，批判儒家）运动，当时我们人大哲学系在北师大，也参加了这个运动。当时我们不仅在北师大开展工作，还到外面去。比如哲学系的教师和学生到北京百货大楼去实习了两个星期，我们还住在那个地方。我们还到同仁堂药店讲“评法批儒”课，批判孔子“克己复礼为仁”搞复辟的唯心主义观点，因为当时认为唯心主义是搞复辟的，所以要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