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一些西方国家为了培养华人奴才，教会学校奴化教育盛行。不仅老师使用纯英文授课，甚至历史、地理课的内容也完全是英国的历史、地理知识，与中国的关系微乎其微。因此，在这种教育制度的培养下，当时从博学中学到英国留学的学生很多。
抗战胜利后，我在初一的时候，除了英语、物理仍由英国老师授课，物理实验室归英国人管理外，其他科目则完全由中国老师讲授，奴化教育课程的痕迹明显淡化了。那些牧师一般能讲中文，他们来中国管理学校，在这里也生活了很多年了。
宗教活动也有所收敛。学校有一个教堂，听说抗战前，博学中学的学生在校时的每个星期日都必须参加宗教活动，不参加就会被开除。抗战胜利以后，学校归属于中华基督教会，所以对宗教活动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了。星期天还是要在教堂做礼拜，信教的学生去参加，不信教的可以不去。
当时讲英语课的牧师，鼓励我们去他的家里玩。他很好客，喜欢用糖果、点心招待我们，但也不忘宣讲《圣经》故事。当时仍保留了一些宗教活动，因为英国牧师还在，只是不再赤裸裸地宣扬宗教，宣传方式变得隐蔽了。
我参观过很多学校，说实话，少有学校能具备博学中学那样优越的办学条件。即使在当今社会，就办学条件而论也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一般情况下，普通的学校能拥有一个足球场就很不错了。而在博学中学，就有两个皮球场和两个足球场，其中包括一个小足球（比普通足球小一些，我们称为型球）场。皮球、小足球、足球是一套体育教学设施，学习过程是循序渐进的。通常，初一年级学踢皮球，到二、三年级开始踢小足球，只有在高中阶段才能踢足球。
英国教会学校——湖北汉口博学中学
学校每两个星期放一次假，准许学生们回家。所以，不放假的那个星期天，大家都踢球。博学中学毕竟是男校，球类体育比较完善，学校还建有篮球场、排球场、室内体育馆等，其他体育活动倒也英气十足。以前英国海军乘着轮船到了汉口，总喜欢跑到这儿来比赛。有时我们也赢过英国海军球队。
博学中学一直有重视体育的传统，校内比赛经常举行，一般都在体育场内进行体育馆内设有体育光荣榜，榜单上整齐地悬挂着许多牌子，上面详细地记载了某某人在某年某月所得的奖项。那时候我比较喜欢球类运动，排球、篮球很少打，主要参加踢球——从皮球、型球到足球。学校有跑道，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就在学校操场上跑啊、跳啊，还踢足球。初中的时候，我还代表学校参加过武汉市运动会的1500米赛跑。
1948年，武汉举办了四校运动会，市长和市长夫人都来参加了，市长亲自致辞和颁奖。结果，博学中学得了团体总分第一。解放初的时候，湖北省的省足球队，有7个队员来自博学中学。博学中学热爱体育的传统薪火相传，一直到现在从博学中学改制过来的武汉四中仍是国家教委指定的国家田径试点学校之一，四中的学生也屡屡在大赛中获奖。我对学校的体育活动印象非常深刻。
现在回忆起来，博学中学当时有不少思想比较进步的学生，在做一些类似于地下党的工作，他们组织成立了学生自治会，鼓励大家竞选。那时我在初三年级，班上的一个同学被推荐，成为了学生自治会的副主席。
这一时期我们还办墙报，在墙壁上贴满了五花八门的东西。偶尔也会参加一些演出。班里的同学关系很好，有时也结伴外出游玩。
1952年5月，高三全班同学在武汉中山公园，前排左一是陈鹤鸣
课余大部分时间都归个人支配，参加踢足球、吹口琴、弹凤凰琴，逍遥地享受着青春生活。
繁杂的学生工作
解放初期，我顺利升入博学中学的高中部。
当时学校里临时来了两个新团体：市文工团是其中之一，大多数初中生经常要组织演出，排练腰鼓；另一个团体是南下工作团，主要是清华、北大的学生，他们当时就住在我们学校，时常与我们开座谈会。因为住得很近，我总喜欢跑到他们的住处聊天。
高中部的学生活动丰富多彩。我被选入学生会担任了学习宣传部长后，和其他成员合力组织过几次大行动。考虑到当时社会上的报纸较少，我们成立了读报组，学校规定每天用20分钟为大家朗读新闻。开始大家轮流读，可是试行了几天发现效果并不理想。原来读报人的朗读水准不一，感染力也不同。找到症结所在，我们立刻调整方案，专门挑选口才好的人来读报，并适时在播报的新闻后面添加少许评论和随感，有点儿类似于后来央视《马斌读报》那个栏目。这种交流方式得到了大家的好评，读报活动持续了很久。
解放初，新社会的根基还不稳定，为了配合政治形势的发展，学校开展了教师队伍的清理工作，吸收学生代表参加，我被选中参加了清理工作的行列。
清理工作中通常只有政治历史上有问题的，或者身份是托派分子[5]的老师才会被清理，所以学校里没有产生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查出的问题主要由教职工团支部负责了解情况，开展批判工作。学生代表毕竟不清楚老师的事情，只是组织学生回忆老师在授课、言行上有什么问题，提供给教职工团支部，象征性地起到监督、推动的作用。
清理活动开展不久，一名语文老师的托派分子身份被曝光了，教职工对其展开激烈的批判、揭发，后来，这名老师被逮捕了。这是一段小插曲。
随着学生工作经验的增长，高二时，我当选为学生会主席。
1950年，陈鹤鸣在博学中学任校学生会主席时留影
学生会的事情很多，所以经常要找校长商量，有时候还要向区团委汇报。
校长原来只是一名普通的物理老师，高中毕业，但他一直坚持刻苦学习，业务能力越来越强。中学阶段，他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师。
他教学认真、要求严格，很关心学生的成长。他住一栋二层的小楼，过去是洋人教师住的楼，房间也挺多的。外表看上去特别漂亮，比现在的别墅雅致多了。1952年高考时，他专门把一楼腾给我们毕业班学生在校集中居住，一共入住了十几个学生。大家集中复习功课效率更高。学校里锻炼身体的体育设施比较多，单杠、双杠都有，学习累了也可以去活动一下。
当时老师很少管我们，因为进入新时代，老师自己也要学习、改造，所以我当学生会主席时，事情特别多。校长的思路很独到，很多学生工作上的难题经他指点，很快就迎刃而解了。在日常的交往中，他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英国教会学校——湖北汉口博学中学
新官上任，第一个任务就是筹办夜校，因为学校后勤人员——勤杂工、食堂工人基本上都不识字，要帮助这二十几人扫盲。学生会力量单薄，而同学们的参与性不高，就造成了无法安排课的局面，夜校工作几近停滞。
我不喜欢半途而废，既然有心筹办，就一定要办好。我暗自下定了决心，不办好夜校不罢休，于是便亲自带领学生会成员一齐出动，率先从熟识的朋友、同学入手，鼓励大家参与社团活动，锻炼自己的能力。经说服动员，很快，夜校小老师的报名人数就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