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路和保成路是当时武汉最繁华的地带，宁波里夹在两街中间。尤其是江汉路，是当时武汉最繁华最著名的路段，四明银行、冠生园等大企业云集。发展到如今，江汉路现成为武汉市的步行街，繁华街景远远胜过当年。
宁波里位于公共租界，我们第一次来武汉时就住在这里；第二次来，宁波里已经被日本人占了，日本侨民住在那里。在大轰炸时期，我们全家人住在汉口四美里，日本海军司令部位于四美里的家宅前，后面则伫立着日军陆军司令部的办公楼。我们夹在两大司令部中间，在后面就是日本租界。四美里的另一边是日侨住宅区，中间有大门相隔。我曾趴在大门的门缝中，偷偷地转动着眼睛，看着那些日本人的活动。
在武汉大轰炸前，我记得家里的玻璃窗上贴满了十字布条。白天出来站在马路旁，就可以亲眼目睹空战情景：飞机在天空中盘旋着，美国飞机一旦飞过来，日本飞机就会紧追猛打。那时候还没有丢炸弹，大轰炸还未正式开始。
因为靠近两个司令部，夜色中，他们朝向天空打出的红红绿绿的信号弹十分耀眼。一束束长长的探照灯光来回在空中照射着，高射炮、高射机枪“呯嗙”作响，子弹发射时会产生一束束的黄色光束。小时候只觉得挺好看的，就像过年时放炮似的，并不感到害怕。
空战的时候，尽管每天都会听到炮弹爆炸的声音，但市民们依旧沿着平时的步调运转着，完全不理会身旁潜在的危险。法汉小学是法租界的教会学校，比较安全，所以教学秩序正常，校园气氛依旧平静安稳。
随着战事的发展，美国飞机飞得越来越频繁，局部地方开始轰炸了，但大轰炸还未完全展开，父亲担心我们的安危，就把我们送走了。就这样，我和母亲又回到了乡下。
父亲一直没有离开，他不可能走，全家都依靠他生活。我们离开后，他也立即搬离四美里，住进了四明银行所在的法租界内。纵使法租界相对安全，但面对周围的炮火纷飞、人心惶惶，父亲很害怕，只好再次逃离，躲到汉阳的乡下去了。
实际上法租界基本没有挨炸，建筑、街道都很完整。相比之下，四美里和日本租界被炸得比较惨烈。战争中的轰炸是有目标的，日本军事据点必然是重点打击对象。听大人们说，大轰炸最猛烈的时候，武汉到处都是尸体，有的尸体甚至被炸到空中，血淋淋的肠子悬挂在电线上。
法国教会学校——湖北汉口法汉小学
1945年，抗战胜利，母亲带着我最后一次来到汉口，与父亲团聚。途中几处见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宁波乘帆船到舟山时，我们差点遇到海盗。而且那年舟山大旱，只能饮用海水，煮沸的海水味道怪怪的，很难喝。
从舟山中转去上海的海路上，我们乘坐的是底舱（通舱），大家席地而坐，身旁堆满了行李。不曾想猛烈的风浪袭击，海水灌到舱内，足有30 ~40厘米深。母亲把我抱起，放在较高的位置上，随即抢救行李。大人们的脚泡在海水里，行李箱包也泡在海水里。到武汉后整理衣物，海水的腥臭味气味弥漫开来，我长大后，那些衣物上难闻的味道还没有消散。
从上海到武汉就好多了，我们买到了四等舱的船票，空气新鲜凉爽了许多，地方也宽敞，比舟山到上海的底舱强多了。这次，我们又回到了宁波里。日本人全部撤走了，四明银行专门在这里为职工盖的宿舍楼，又重新分给了银行职工。我猜想，日本侨民撤走时一定很匆忙，因为宿舍中遗留了很多日式家具，例如用三合板制作的大衣柜，还有榻榻米，虽然不是很讲究，但日式色彩明显。
武汉是1949年5月16日解放的。解放初期，解放军当时还没有正式入城，两百多名年轻的解放军先头部队战士就坐在宁波里对面的江汉路马路边上，在路沿上休息。国民党军队蛮横的形象早已丧失了民心，对比之下，解放军不扰民的作风给老百姓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动荡的社会形势终于有了好转，阴霾的天色似乎在淡淡地放晴中。躲藏和担心日子慢慢远去，新生活终于开始了。
英国教会学校——湖北汉口博学中学
在武汉，小学升中学需要考试，各个学校自主招生。考生经过衡量，可自由选择学校，然后参加志愿学校的考试即可。
我觉得学习要有巧劲，用功在平日，考试心态要平和。因此平时从不开夜车，即使在升学考试的紧要关头也不例外。我的志愿是博学中学[4]，这所学校远在郊区，所以考试当天需要早起。为了保证正常发挥，考试前一天的晚上，我很早就睡下了。
录取很顺利，报到当日，父亲没有亲自送我，伯父和远房叔叔雇了一辆马车，带上行李和皮箱，把我送到学校。博学中学原校址在汉口，抗战时期转移到重庆。1946年复校，刚刚从重庆搬回汉口。这是复校以来的首次招生，刚好我要升学，意外而又幸运地成为了复校后第一批初一年级的学生。
1946年，陈鹤鸣初中一年级留影，摄于博学中学
博学中学和法汉小学一样，不仅是一所教会学校，亦是男校。从教学质量方面来说，教会学校一般要比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出色得多，但学费也贵得出奇。父亲左思右想，凭借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负担学费还算轻松，加之高水准的教学质量的诱惑，他十分支持我进入这所学校学习。
初一交学费时，父亲掏出了60块银元。60块银元的价值怎样估算呢？通过类比的例子便容易衡量了。在武汉，母亲生孩子的时候，家里请一个帮工才2块钱一个月，而我一个学期的学费就要60块银元。那真是很贵很贵。
中学六年，家里的生活情况比较乐观。解放前虽然物价飞涨，但父亲在四明银行工作多年，收入不错，也学会了一些让钱保值的方法。
我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回家一般都帮家里干些活。当时，家里多了两个成员，我有了两三岁的弟弟和妹妹。大妹在乡下，与祖母一起生活。所以，母亲既把我当作男孩来养，又当成女孩来使唤。家中烧煤球炉子，生火时需要柴禾，但买来的柴禾都是大块儿的，要劈成小块儿。劈柴的活就落在我的肩上，每次回家，我都要把两周的柴禾劈好码在墙角。家中的卫生清扫也归我负责，十来岁开始，我就担当起用干净的抹布擦拭家具、窗户等家务活。采购柴、米、油、盐也是我的事情，照顾弟弟妹妹自然更不用说了。
我读小学的时候，父母总询问我的学习情况。父亲对我的要求尤为严格，作业他必亲自检查。所需学习工具，例如字典等，只要要求合理，父亲一般都会满足。不过，我升入了中学后，即使父母想关心我，也力不从心了，父亲在他上中学二年级时辍学，母亲是文盲。他们了解到我的成绩还可以，也就放心了。
对于要做家务活，我并无怨言，父母的辛苦都在我的心里，他们一直都在我的身边，用自己的方式照料、保护着我。他们努力赚钱供我读书，还要帮我洗衣服。每次返校，母亲都会悉心烧制几道私菜，装在三个饭盒中，让我带回学校补充营养。至今，我仍怀念父亲疲惫、严肃却慈祥的眼神，怀念母亲烹制的饭菜的香气，怀念那些爱意融融的日子。
走进博学中学
1946年我考入博学中学——一所英国教会创办，英国牧师管理的教会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