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只是夜校课程的一部分，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另外开设唱歌、算术等相关课程，丰富这些后勤人员的精神生活。夜校每星期一次，学生会成员和报名同学轮流执教，分工明确。
还有一项学生工作——组织学生代表管理学校的伙食，我认为很有意义。过去，伙食归学校的总务长管理，学生们不了解采购状况。当了学生会主席后，我反复思考，最后觉得这个事情学生有权利知晓。通过与食堂方面工作人员的协商，食堂同意我们向食堂派学生代表。采购的时候，代表跟着总务长去买煤、买米、买菜；此外还要帮厨，一般在不放假的那个星期天食堂较忙，学生代表就帮他们洗菜、洗碗。这样一来，财务状况公开透明，保障了学生的权益；学生代表参加劳动不仅锻炼了自身的能力，食堂方面也稍微减轻了食堂工作人员的重担，真可谓一箭双雕。
虽然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但学生会工作纷繁琐碎，不可避免地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了让学习与工作组成的天平两端平衡，我动了不少脑筋。
首先是工作不独断专行，充分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和自主性。我对部门的分工明确，任务下达后，我不去干涉太多，只是给予辅助。但我也不是放任不管，自己起到带头引导的作用。比如做夜校教员，虽然这是学习宣传部门的任务，但我也参与其中，讲过好几次课。
这段工作经历给我的影响至深，从此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都辩证地看待亲力亲为的行为方式。我觉得做领导，特别是做一个好领导，主要应抓住两个关键点：一是我要做什么，全局的工作策划才是领导的工作重心，比如抓食堂管理的想法；二是注重分工合作，凡事点到为止。
至于学习方面，高中阶段对学生的学习要求很严格，我记得有位同学不会解题目，老师就用戒尺打他的手心，最后手掌肿得很高。
高中成绩的计分采取平时成绩占60%，月考成绩和期末成绩各占20%。按照我的学习理念，平时成绩很好，就算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无法参加期末考试，仍可轻松过关，毕竟平时和月考成绩占了80%的大头。学校为未能参加期末考试的学生开设了补考制度，但我怕麻烦，总认为已经及格了，还补考干嘛啊！
不过，我有一个好的学生会秘书长。我俩是一个班级的，课桌又是挨在一起的。上课时有人找学生会，往往是他主动出去接应处理。
不过，在我任期届满，即将离职的时候，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张大字报。
博学中学是半封闭式的，学生们住校。我管事很多，难免就会触犯同学的利益。比如宿舍熄灯，睡前大家都喜欢用热水泡脚，因此不愿熄灯，但我强制性规定晚上10点宿舍统一拉电闸。长此以往，不满的声音就渐渐浮出水面。
那次我路过食堂，看到了门口的一张大字报上写的是学生会主席陈鹤鸣的罪状，顿时惊呆了。学生会主席在学校里面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面对这样的大字报，我说不出心中滋味，只觉得脸颊火辣辣的，脑袋里波涛汹涌地闪现出各种各样大家指指点点的画面，沉重得连步子都迈不动了。
不安的情绪慢慢地冷却了，然而委屈的心情却接踵而至，我怀揣沉重的压抑感，话也少了很多。恰好当时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我就回家养病了。
这不能算作少年时代的低谷，充其量是一次挫折。一个人遇到挫折以后该怎样对待？这是我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的问题。不管做什么，总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对的人出现了过激的行为，该怎样处理？养病的时候，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
担任学生会主席期间，时常要和硚口区团委的领导直接对话，毕竟区团委也要依靠我们了解学生动态、布置安排工作。一来二去，彼此就熟悉了。后来区团委同志来看我，总劝我说：“你别计较这些事儿”、“你甭管他，他贴他的”。这些话虽简短，但我却慢慢品出了道理。众口难调，泰然处之，凡事只求问心无愧。所以，我很庆幸十几岁时经历了这次打击。“文化大革命”时期再次被张贴大字报，我也就无所谓了。
社 会 活 动
解放后，我亲身参与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活动，有的活动是为了配合政治运动，有的则是区团委分派的任务，有的纯粹出于惠顾学生利益的考虑。
武汉是座大城市，在奴化教育的影响下，“亲美思想”、“崇美思想”、“恐美思想”充斥着人们的头脑，一时间无法消退。解放前美军很多，后来他们整出不少荒唐的闹剧。最严重的就是景明大楼事件。美国军人在景明大楼进行集体强奸，受害人涉及舞女、城中名媛。这与在北京发生的沈崇事件相似，影响很恶劣。
英国教会学校——湖北汉口博学中学
不过，景明大楼事件仅仅是一个导火索，到了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中美关系正式进入了交战状态。“仇美思想”、“鄙美思想”、“蔑美思想”应运而生，用这三种思想批判人们脑海中陈旧的老三样，就是所谓的“三视”教育。
教会学校也受到了影响。抗美援朝时，英国佬站在美国一边，趁机污蔑中国。所以，博学中学举办了一项运动，名为“两反一清”。这个活动不是全国性的，而是学校内部自主开展的。
“两反”主要是“反诽谤”、“反侮辱”，实际上就是反对诽谤我们国家、反对侮辱我们国家；“一清”则是清理学校的帝国主义资产。以前，学校是英国人的资产，清理资产以后就把他们全部赶走了。
这些运动目标明确，为当时的抗美援朝服务，政治色彩鲜明。除了社会上流行的口号，学校的具体教育工作也紧紧跟进：如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侵华史，中国如何沦陷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老师们会自觉地在课堂上给大家宣讲这些历史知识。
学生会成立了读报组，通过读报活动让同学们了解社会新闻的真相，北京的沈崇事件、武汉的景明大楼事件，从报纸上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为了更好地揭露侵略者的罪行，同学们广泛采用活报剧的形式形象地刻画侵略者的丑态，演美国佬怎样控制联合国、操纵其秘书长等相关内容。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高涨，演出时特别卖力。
团支部开展读书活动，还推荐读一些苏联小说，例如《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请武汉市的市委宣传部长来校做报告动员。这个部长讲得特别好，富有感染力，说服力极强，后来大家踊跃报名参干，与这次报告有关系。
博学中学通过一系列活动，充分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师生们战斗意志显著增强。武汉市委点名要求博学中学，介绍参干运动经验，我和学生会副主席马远崇前去汇报情况。汇报工作结束后，由于我们没有邀请信，市长亲自带我们两人参加全市欢送参干学生宴会。那时我们还是学生，在这样的场合难免拘谨，只是闷头吃东西，席间，马远崇还悄悄告诉我：“这是我第一次吃西餐。”
担任学生会主席期间，我的社会活动主要涉及两方面：
第一件大事，被选为区人民代表，出席武汉市硚口区首届人民代表会议。当时，有个县举办了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具体的县名我记不清了。后来毛主席说人民代表会议应该推广，全国随即展开学习热潮。中学代表只有三个人：我来自博学中学，是学生代表；另外两个代表来自武汉市二女中，一个是学生代表，一个是教师代表。二女中就在我们学校的附近，相隔二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