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党中央提出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祖母又被小叔接回泰安一起住。1985年，祖母无疾而终。那时祖母在泰安小叔处，祖母去世后，小叔没有及时通知我们（包括我父亲和我大叔的两个儿子），只是简单处理了后事，将骨灰盒放置泰山上自己寻找的一个小洞内。虽遵奉党的原则，厚养薄葬，不大操大办，但我认为也过分简单了。
亲祖母王邢氏
虽然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祖母没有给我精神安慰和照顾，我对祖母的感情还是深的。毕竟从小到上学阶段，她对我是疼爱有加的。
父亲王志训
中庸的小知识分子
父亲继承了亲祖母的性情，是个性情温和、忠厚老实、信守中庸之道的好人——不光是我，全村人对他的评价都是如此。父亲是一个旧时代的小知识分子，念过私塾，熟悉四书五经，后来还参加了20世纪30年代县办的师范培训班——那时的师范以历史、文学为主，数理化要差一些。
父亲爱阅读，家中藏书很多，装满了两个大的柳条包。四大名著自不必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本贬《水浒》的《荡寇志》。我现在已记不得书的内容了，印象较深的是宋江被射瞎了一只眼，因此被称作“瞎贼”，书中谈到梁山这些人，并不称其行侠仗义，而是以“反贼”为主调写的。此外还有《世说新语》《说文解字》《资治通鉴》《聊斋志异》《济公传》，以及其他武侠小说、各种历史演义等，无所不有——他买书都是用我亲祖母家里的钱买的，大祖父可不会花钱让他买这些对过日子无用的东西。父亲爱看书，但并无学究气。他看书主要是出于兴趣爱好，而不是以研究为目的的。此外父亲还写得一手好的小楷，这在纯劳动的农民当中（两家的春种秋收都要操劳，尤其麦收秋收还要参加实际劳动），也是很难得的。
从我四五岁开始，父亲就教我认字。我现在还能依稀想起父亲教我念书的场景，“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天地分上下，日月明今古”、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等等诸如此类的诗句，至今我还熟记于心。可以说，我的知识启蒙是从父亲开始的。父亲也从未打骂过我，虽在我犯错时有时也拉下脸来，但从未动过手——别说打，就是严厉的训斥也不多。
父亲是一个遇事比较寡断的老好人，凡事都和稀泥：没有不行的事，也没有急行的事。他就是这么个人，性子缓慢，年轻的时候还有气性，年龄大了，成了地主分子，别人说些刺耳的话，他低头听着就过去了。他虽然处处忍让，却没有人因此而欺侮他，反而赢得了别人的尊重。我与父亲性格差异很大，基本是与他相反，所以年轻时我认为他过分软弱，缺乏男子汉的阳刚之气，但我比较认可父亲的忠厚与遵守道德与诚信，虽然俗语说“老实无能，忠厚无用”，但这又不失为做人的基本品德。而且在那个年代，戴着地主帽子，他的脾气不会招人不快、自惹麻烦。
恪守孝道
父亲信奉儒家思想，是把孝道放在第一位的。上师范时赶上军阀混战，学校解散，父亲本来有机会在外工作，但当时我大叔在外上学，小叔还小，照顾家里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他选择回家务农。1947年，人民政府又动员他，让他参加革命工作，但他还是以照顾老人、孩子为由拒绝了。
我们与大祖父、大祖母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在一个锅里吃饭，父亲侍奉两位老人自然较多。而对我的亲祖母——他的生母，父亲也是同样秉承尽孝之心。祖母从泰安回来后，无论寒暑与早晚，父亲总是坚持每天必须到生母近前去一趟。孝悌、仁爱，在他脑子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父亲的这些行为感动了许多人，所以在他去世以后，小叔给我父亲写的悼词上说：大哥为我们两个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心血，我们兄弟姐妹都非常尊重您。
2002年，小叔王志行写给我父亲的悼词
三十年“五类分子”生涯
从1949年到1979年，父亲戴了30年的地主分子帽子，直到1979年春，改革开放政策施行，全国统一为地富分子摘帽，父亲地主分子的帽子才被彻底摘去。
这30年对父亲来说应该是一种折磨。他过得很不顺心，终日低头劳作。不过比起其他“五类分子”来，他又是幸运的，他因脾气好、品行端，村里人并不为难他。再加上我大叔、小叔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党的干部，所以在召集“五类分子”开会时，他不是非到不可，就算是叫上他，他也只是陪着听一听，没有受到训斥和侮辱。
但是无论如何，父亲在这顶帽子的重压之下过得很卑微。他从内心觉得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别人能说的话他不能说，别人能做的事他不能做，挣的工分还要扣义务工。地富子弟干的活也都是一些重活、脏活，对此也只能忍气吞声，默默承受。我受地富子弟待遇，所以感受颇深。
1964年左右开展“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父亲曾在运动中摘掉了地主的帽子。这对他来说，精神上是一种很大的释放。不过从日常活动上来讲，摘帽与不摘帽也没什么不同，只是扣义务工方面有点不一样了；扫街等义务劳动，他就不用参加了。后来发生“文革”，他那顶无形的帽子等于又回来了，直到1979年，全国地富分子统一摘帽，他才彻底解放，有了与其他社员平等的地位，又加上我的“右派”改正复工，他的生活也因此而好转。
父亲王志训
晚年生活
父亲对仪表较为注重，然而作为儿子，我在平反以前几乎是一个破产的农民，挣扎在挨饿、受冻的边缘，所以无法满足父亲对于衣着的愿望，没能让他换下打补丁的粗布褐衣，换上一套新的衣装，我也因此感到愧疚——虽然父亲没和我说过穿着的事，但我知道他心里是想要的，他只是不说罢了，他一辈子也改不了把事埋在心底的这个脾气。
落实政策以后，按说我经济宽松些了，但我要照顾这七口之家，负担依然不轻，所以对于父母亲还是只能在伙食上改善，无力满足他们的其他要求。
其实父亲在最后的一二十年里，生活应该说是不错的。1984年我调到中原油田，就把父母接过来一同住，生活大大改善了。在父亲眼里，这三十多年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点肉，所以他说这时是在“天天过年”，脸上有满足感，皱纹也舒展了许多。
2002年，父亲92岁在家中去世，医院的诊断是多种器官功能衰竭。在他最后的时间里，他没有过多的话语，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
当父亲永久地闭上眼的时候，我心中虽有些悲哀，但同时也认为我尽了一个儿子的义务和责任，问心无愧。我也是厚养薄葬的思想，只想着好好送走他就行了。
许久之后，自己也老了，反思“孝”字，对此更有体会。俗话说，“顺者为孝”，之前我以为，满足老人的衣食住行，尽自己的能力做好就行，完全不理会老人的内心及精神上的愿望。而经亲身体验，现在对“孝”的理解更深了，“孝”应进一步体会了解老人的心意，哪怕我们不理解、甚至不想支持的要求，也要尽力满足老人。那才是真的“孝”——这一点是我70岁后才体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