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李秀鸾
母亲是个很会过日子的旧式妇女，同时她也是一个很热情的人，街坊邻居的事她都愿意去帮助，但从性格上来说，她有些爱表现自己，脾气也有些乖戾。
自我记事起，就看到母亲终日不得闲：推磨、做饭、纺线、织布、做衣、纳鞋，她一年四季总有干不完的活儿。我记得母亲晚上给我们做衣服、做鞋都要到很晚才睡，有时我睡一觉醒了，看见她还在做。尤其是在夏天有月亮的时候，她在月光下纺棉花，几乎到半夜，还得早起做饭。冬天也是如此，针线活儿做到很晚。
母亲勤劳、能干，但在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婆媳关系上，有些不尽如人意。她和她的婆婆（有些排斥续弦来的大祖母）以及她的儿媳，关系处理得都不是很好，时有矛盾产生。当然，这也是时代造成的，婆媳问题几乎是普遍存在的问题，都各有各的苦衷与理由，很难真心和睦相处。但他对我亲祖母还是很讲伦理道德，很尊重的。
我是家中唯一的男丁，母亲自然对我十分疼爱，总是怕我有何闪失。我13岁跟随人民政府转移参加了与国民党的武装斗争，1947年夏离开故乡，这年冬天，我随政府到达了黄河下游的青城县，与国民党占领区相对峙。不知母亲从哪打探到了我在此处，她就在这紧张的战争环境里越过火线区找到了我，让我和她回去。我怎好当逃兵？在我的坚持下，母亲终于走了，但母亲（也代表全家）对此事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了我后来的抉择。
1948年年初，我们老家得以再次解放，我就随政府回到家乡，成了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做粮库保管员。1949年年初政府动员干部南下集训，后来我是自动辞职的，辞职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原因（后文会记叙），也有家庭的原因——若是家庭阻力小，我就有可能成为南下干部了。不过即使当初南下，未来的命运也不一定会更好，虽然可能会成为建国前的干部，但是以后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而以我的性格、脾气、思想基础，很难逃得过去，不一定有更好的下场，命运也就不得而知了。
母亲苦累一生，在她暮年的时候，我虽没有十分细心照顾，但也尽了最大的孝心。在吃穿用上，我都尽我所能满足她的要求。后来母亲因腿骨折下不了床，突然说要穿缎子袄。那时候我常出差，于是在一次出差去郑州的时候给她买了块缎子袄料，找人做好，满足了她的要求。
母亲生命的最后三年是在床上度过的。这是因为在一个下雨天，她摔了一跤，把盆骨摔裂了，由于她年龄太大了，不能动手术、打石膏，于是只能在床上坐躺度过余生。在这些日子里，都是我父亲服侍她的生活，由我爱人侍奉饭食。我主要隔个把月给她洗脚剪脚趾甲（母亲是裹过的小脚，很难剪）。
2000年，母亲气管炎急性发作，将近一个月光喝水不吃东西，导致水肿。母亲去世之前，我已退休，我的四个孩子也都已成家立业，她也就没有遗憾的事情了。所以她去世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痛苦和不安。母亲比父亲早走了两年，原先母亲虽一直躺在床上，但父亲好歹有个伴儿；她走了以后，父亲情绪忧郁，这是父亲加快衰老的重要原因。
大叔王若杰（志鼎）
大叔王若杰，原名志鼎，1914年生人，济南乡村师范肄业，解放军少将军衔。我曾看过一本关于山东省共产党的发展的史书，其中就提到了王若杰1934年在济南育英中学入党，1937年参加山东党委组织发动的抗日武装“徂徕山起义”，并自此改名王若杰。
大叔王若杰1955年被授少将衔时照
1937年他从乡村师范肄业参加的“徂徕山起义”，主要是由济南、泰安这一片的党员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起义之初遇到了许多困难。一开始约有50个人，但枪支大约只有30支。后来通过动员地主乡绅捐献枪支，号召人民加入起义，队伍慢慢壮大了起来。起义队伍与日伪军队展开激战，后直奔沂蒙山区罗荣桓领导的八路军根据地。
大叔其后编入了八路军渤海大队四支队，继而慢慢发展，官职渐高。这时他和家里不通音讯，家人只听闻他在干八路，却不知道具体情况。到了1945年后，解放战争开始，他才离开渤海地区，开始转战南北。1947年，他已是解放军10纵队28师的政治部主任了。
后来我听说，他们部队离开山东之后，开始配合刘邓大军在鲁西南、豫东作战进军大别山（建国后我通过一些战争资料得知他们部队协助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行动）。1948年秋，又随军解放济南（济南解放时期正好是中秋节）。当时我已14岁了，在地方粮库做事，给前线送米、送面、送副食。那会儿小叔在济南上学，济南一解放，小叔就去找了大叔，他们见了一面。到1949年，经渡江作战打到福建，这时十纵成了三十一军。
之后，大叔一直做政治工作，对工作热情，积极，提职评级也很顺利。1954年大叔在杭州军区任政治部主任，我送祖母去他那里，大叔只有星期天有时间陪祖母并带我去景点游览。
我在那儿待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其间正好过“八一”建军节，大叔在浙江省广播电台讲了一段庆祝建军节的讲话。第二天，当电台的工作人员将17块钱的稿费送给他时，他说：“这个给宣传科吧！这虽然是我在电台上讲的，但稿子是宣传科写的，这个稿费应该给宣传科。”他的为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大叔在家结婚的时候较早，他在济南乡村师范上学的时候都已经有3个孩子了。大叔的女儿比我大三岁，因与第二个孩子差一岁，大婶照顾不过来，这个姐姐从小就由我母亲抚养着，直到出嫁；他的大儿子比我大两岁，小儿子比我小一岁。解放前后，中央有一个内部文件，离开家八年以上、有一定级别的、和原配夫人没有接触过的军人，可以办理离婚手续，另行结婚，只由县政府密办，不通知女方和家人。1949年大叔已再婚了，家里的婶子一无所知。我和祖母去杭州的时候，大叔和新婶已有两个孩子了，大孩子快4岁了；老二才半周岁，能自己抱住奶瓶吸奶，小腿欢快地乱蹬，给我印象很深，可惜他20世纪70年代因患脑瘤早逝。大叔那时候是供给制，规定一个孩子就有一个保姆， 两个保姆带着孩子，并做打扫卫生、洗衣等杂务，独住一幢小楼。另有一个专职炊事员，一辆专用吉普车，两个警卫。
这位新婶子1958年回过老家一次。新婶子是带着挨骂的准备来到我们老家的，那时正好老家的这个婶子给大儿子看孩子去了，彼此就没碰面，于是，新婶在老家平平静静地度过了两三天。
大叔再婚后，共生了四个孩子，包括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都是新时代的干部子女，命运与老家的那些相比，自然有很大的优越性。每当想起家里的婶子和她的三个孩子，我总是有许多感慨。老家的婶子命运较为凄惨，苦守了十几年，含辛茹苦等了十几年，等来了一个被抛弃的命运。“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婶子害了病。那时她的小儿子出去下煤矿了，大儿子也在外边，婶子无人照顾，后来孤独地走了。当时正是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时期，孩子没在身边，丧事简单可以想象。
大叔与老家婶子的两个儿子都是普通工作，尤其二儿子王道儒，是采煤工，风险很大。大叔在山东战友很多，当然都是当权者，只要一句话起码能调他到地面工作。他没这样做，说明他是坚持原则，不讲私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