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父亲回忆在大司空村的考古工作：
大司空村唐墓报告《安阳大司空村的唐墓》也是我做的，这个报告的完成标志着我已经可以独立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了。那时我才二十多岁，遇到的问题都是新的，所以只能一边实践、一边学习；一边结合文献、一边结合过去前辈们传下的工作经验。
考古要根据地下的现象来发掘。1956年国家开始了解放后的大建设，那时建筑工程在各地开工，破坏了不少地下遗址。这时我们根据历史记载，看看哪个地点、哪一片是最重要的，然后拦住了这些地方的建设，让施工队伍停一停，等我们发掘完了再做决定。
选择地点后，考古队要进行勘查和大面积发掘，揭开历史事实，根据遗址的重要程度，重要的就保留起来，不建筑了；不重要遗址我们就做记录、照相，全过程都记录好了，再让他们继续施工作业。
最突出的成就——唐长安大明宫
1956年考古研究所任命我父亲为唐城发掘队的队长，到西安发掘唐城。
1959年大明宫的发掘工作初具规模，并轰动了考古界。父亲出了《唐长安大明宫》一书，这本书里的内容多次被外国的历史教学所引用。因为一说到中国的历史，首推就是盛唐时期。
书里除了照片外，所有关于大明宫的图都是我父亲亲手画的。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画图的工具和现在的不一样，是拿鸭嘴笔蘸着碳素墨水画，他在家里画图，又是尺子又是笔的，我总喜欢在旁边看。父亲画得特别认真，我动都不敢动，喘气粗一点，他就会赶我说：“走开，走开。”
工程浩大，多方协调
以下为父亲的回忆。
到了西安之后，我们发现大明宫遗址已经被建筑工程破坏了，于是赶紧和省政府交涉，叫施工队停止作业，接着日夜不停地进行钻探，弄清楚之后，画出很大一片保留范围，范围内不准开工、动土，不准搞新的建设。
交涉过程充满波折，现在有的考古队跟地方交涉，谈不拢就会打起来。我那时候说话比较讲艺术，跟陕西省文物局、省政府的相关领导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在我回京述职的过程中，当地要发生什么土地纠纷问题，得马上让我回去，我一回去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此外，考古队还得和农民协商，发掘遗址有时会破坏耕地，要按照国家标准一分不少地赔给人家，比如一亩地的标准是3000块钱，我们就给3500块钱。土地就是农民的饭碗，你把人家的饭碗端了，不赔偿能行？
懂得考古的人知道，建筑的地面以上部分被破坏了之后，地下的基础还会保存着，我们的工作就是根据遗址慢慢还原。什么地方是大殿，什么地方是湖水，做得特别细的时候，能把它们一一画出。
我们先做的是含元殿的发掘工作。含元殿是大明宫的前朝第一正殿，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在它发挥作用的那些年间，册封、改元、受贡、阅兵等重大活动全在此举行。作为唐长安城规模最大的一处宫室，含元殿遗址规模十分宏大，比故宫的太和殿还要大。而且格局严谨，气派非凡，对历代宫阙的建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位于大明宫西北部的麟德殿，建于高宗麟德年间，它的发掘过程是我记得最详细的一处。麟德殿是宫内规模最大的别殿，分为前、中、后三部分，当时皇帝宴请群臣、接见外国使节都在此殿。
36年不辍挖掘
父亲责任心强，勤奋好学，属于“拼命三郎”型的。在我印象中，他总是特别忙，过好久才回一趟家。出去3个月，再回来3个月，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都在外面。
父母的感情很好，那时火车站还在北京的前门，每次父亲回家或者离开，母亲都要亲自带着我去接送。现在年纪大一点的，有谁还每次都接送？都是打车。
考古实际上是野外工作，当时条件也没现在那么好，说要去哪里，父亲自己骑个车就去了，根本不需要专车接送什么的。
以下根据父亲回忆整理。
那时我不分昼夜地干，白天在野外忙发掘，晚上得挑灯夜战，将数据、资料变成书面材料，整理完一切，往往都已经12点以后了。
每次考古，最兴奋的时候莫过于有了新的发现。哪里是大殿，哪里是太液池，能确定它们的具体位置，对于我们来说很鼓舞人心。
由于宫殿已经被破坏，那怎么确定位置呢？先定范围，然后钻探，上层建筑不同，下面的土质也不同，城墙都是夯土，湖底的土质明显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这样就能确定了。
考古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是找人用大镐头刨，到后面的时候就不行了，得拿小铲子和小刷子一点一点地刷，到夯土层的时候就得更加细致了，稍不注意就会有破坏。
虽然当时我们没有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但是发掘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具体到一个殿分为几部分，几间，长、宽、高各是多少，甚至连大厅在哪、厨房在哪我们都要确定下来。
大明宫在旧文献的记载中是一个长方形，后来经过我们的实地考察，发现不是。大明宫受地势所限，它的东北侧有一个山坡，所以得斜着建造，整个宫殿的南部是长方形，北部呈南宽北窄的梯形。
大明宫这个考古从1959年开始，1987年我退休，但又被考古所返聘，就这样一直带队到1996年。现在大明宫的考古工作大体上已经完工了，剩下一些发掘和保护工作还在陆续进行。
后来我成了西安研究室的主任，研究室下面有 “唐城考古队”、“汉城考古队”，都归我管。
进行大明宫的发掘工作时，我们的研究室就在大雁塔附近，各方面条件已有所改善。大明宫阶段是我整个工作过程中历时最长的一个阶段，也是取得成就最大的一个阶段。在发掘过程中，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把田野工作和文献研究相结合，找到和历史的对接点，看看哪些能和史书记载相吻合，哪些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更改。
在印证历史的过程中，难免有一些异议，比如你想纠正史书上的错误，就得拿出有力的证据。为了让大家信服，父亲工作做得很细致，每次都有考古工作报告，此外还要出书，每一个墓都要写。他们队里有摄影师，可是他觉得还是自己亲自拍照片比较放心。
我父亲出的那本《唐长安大明宫》，封面上的字都是他写的。在这本书里父亲指出大明宫并非一些史书上说的那样是方形的，事实上，大明宫是梯形的。现在各国所提到的有关大明宫的历史，地图全是按照我父亲考据出来的资料修改的。
“文革”期间，我去西安，父亲骑车带我去了一次麟德殿的工作现场，一到那，他就把我给忘了，忙前忙后地给队员作指导。只见他跳到坑里，拿铲子一点点铲，接着又拿刷子刷，并说：“这里只能拿刷子刷出来，你铲会把表层弄坏。”考古用的小铲子有点像油画用的画铲，我老公是画油画的，一看见他的画铲我就会想起父亲工作时的身影。
于1996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青龙寺也是在我父亲的主持下发掘的。青龙寺在唐代曾经接纳了很多来此学习的外国僧人，尤其是著名的日本僧人空海，他从青龙寺学成归国后，开创了名噪一时的佛学流派，是日本佛教真言宗的鼻祖，所以青龙寺在日本人的心中可谓圣寺，具有非同凡响的地位。